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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野心 陈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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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野心

陈文正

随着美元、欧元的衰落,人民币强势崛起这将如何重塑国内外汇率、利率新格局?给中国投资者带来哪些投资新机会?
THEWILDAMBITIONOFCURRENCY货币的野心人民币起与投资新机会陈文正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货币的野心:人民币崛起与投资新机会/陈文正著,一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6ISBN978-7-5086-4522-3I.①货II.①陈I.①人民币-金融国际化-研究IV.①F822中国版本图书馆C1P数据核字(2014)第061394号

原著作名:《人民币非霸不可)

原出版社:商讯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作者:陈文正中文简体字版2014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本书经由厦门凌零图书策划有限公司代理,经商讯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授权,同意中信出版社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转载。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货币的野心一人民币帽起与投资新机会

著者:陈文正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邮编100029)(CITICPublishingGroup)承印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开本:787mm×1092mm1/16印张:16.75字数:230千字版次:2014年6月第1版印次:2014年6月第1次印刷京权图字:01-2011-7705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书号:ISBN978-7-50864522-3/F·3169定价: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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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理财新时代的来临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坊间有关货币战争的书籍举目可见,近期则更多地引进国外学者专家的知名著作。其主要的论述在于美元作为近代史上最权威、最不可一世的货币,正面临着其他货币的严苛挑战,江河日下。但坊间的新书中,却鲜有从中国甚至亚洲的角度去看这样的盛衰交替、情势变迁,也尚未有真正从金融实务面、金融市场的趋势变化的角度,来探讨未来国际货币可能的发展态势,特别是人民币逐渐崛起后所展现出来的雄心的。本书主要是从金融实务面出发,借用时事热点引入主题,通过活泼生动的叙述和深入浅出的分析,呈现国际货币博弈的精彩内容,并预计,在关键性的2015年,人民币即将站上全球舞台。人民币在这波货币战争的关键时刻,所展现出的雄心绝对无法忽视,这即是本书所要传递的讯息。除了论述有关货币战争的新观点外,本书还特别设置了理财投资专章,主要就是为一般大众读者提供更多理财投资的概念,帮助他们走向最重要的即将来临的人民币理财新时代。
我深深期盼读者们阅读完本书后,能够有所收获。

最后,我愿以本书献给我最亲爱的小孩。大女儿今年考上大学,小儿子也考上了理想的高中。他们在家长都从事金融服务业的家庭中成长,对经济、金融、货币等知识可谓耳濡目染。

近年来,除了关注各种报纸杂志及电视媒体的有关经济金融新闻的报道外,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提出各种问题,不时地和我沟通讨论。涉及的问题包括次级房贷、量化宽松政策、贸易赤字、外汇储备、通货膨胀、金融泡沫、国家竞争力等。

面对这样难得的教育机会,我必须绞尽脑汁,想尽办法以最浅显易懂的语言来解释各种经济金融概念与现象。特别是在美国次贷危机及欧债危机爆发之后,金融问题占据了大量的媒体版面,我们也更频繁地在一起讨论经济金融问题。

如果没有他们对经济金融领域的勤学善问,就不会有这本大众财经书籍的出版。这是一本他们也可以阅读并且从中能获得国际经济金融知识的书籍。

愿永远与他们分享经济金融领域的知识,一起探讨未知的未来。

美元梦

2012年4月1日,也就是愚人节那天,美国史上彩金最高(达6.4亿美元)的“百万大博彩”(MegaMillions)的中奖者揭晓了。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至少有马里兰州、伊利诺伊州和堪萨斯州的3名幸运儿,将平分这份美国史上最高额的彩金,若三人平分,每人税前可分得约2.1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32亿元)。百万大博彩一美元一注,范围涵盖美国42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虽说买得越多,中奖概率就越大,但是1/176;000;000的中奖率,甚至是被闪电打到概率的1/50。中奖率如此低,但照样让全美疯狂,甚至吸引了全球的羡慕目光。

开奖后这两天,全美各地大排长龙,都要买百万大博彩,每个人都满怀期待,怀揣着财富梦想。不过美国的一个律师说,他买彩票,不是为了中奖,而是替自己买几天的白日梦,光是想想假使中奖,要怎么享受接下来的人生,就乐趣无穷。如果把这么多的钱全换成一美元面额的纸币,叠起来的高度竟然相当于6座珠穆朗玛峰,难怪全美的民众都做起了发财梦。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已经开始帮民众计算,这6.4亿美元该怎么花?可以买下14座纽约帝国大厦,或者至少4架造价为1.33亿美元的F-22战斗机,抑或瑞士苏黎世的湖畔豪宅,抑或2架波音787梦幻飞机,抑或米兰足球队,抑或巴尔的摩金莺棒球队。林书豪曾效力的纽约尼克斯队价值7.8亿美元,这笔彩金也能买下至少2/3的尼克斯队。
全世界媒体对百万大博彩的报道,同时都巧妙地将奖金换算成了实际商品,顿时就能让人印象深刻。美国的彩票如此吸引大家的自光,就是因为美元是全球通行的货币,任何人都可以用美元来换取全球实际的商品或劳务。事实上,大家都已经在脑海中将美元的实际价值具体化了。

这种印象深深地印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说到美元财富最具体化的象征,当今大家最为耳熟能详的美国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可谓当之无愧。这份双周刊杂志最令人注自的焦点,就在于定期发布全球企业排行榜以及全球亿万富翁排行榜。《福布斯》杂志总编辑史蒂夫·福布斯毫不讳言地指出,该杂志为“资本主义的工具”。可以肯定的是,史蒂夫·福布斯把自己比作希腊神话中的弥达斯国王,拥有酒神狄俄尼索斯赋予他的点石成金术,因此可以将他接触到的任何东西都变成黄金。

史蒂夫·福布斯笔下的任何企业、个人、商品或服务,都可以被贴上美元的价签。其中,最吸引眼球的肯定就是全球亿方富翁排行榜了。《福布斯》杂志于2011年3月10日发布了“2011年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榜单上的富豪们几乎都是大家津津乐道、耳熟能详的名人,例如以740亿美元总资产蝉联首富宝座的墨西哥电信大亨卡洛斯·斯利姆·埃卢,以及分列二三位的美国的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长江实业的李嘉诚以260亿美元资产成为华人首富,名列全球第11位;百度的李彦宏以94亿美元成为中国大陆首富,名列全球第95位;宏达国际电子公司的王雪红与陈文琦夫妇以68亿美元资产成为台湾地区首富,名列全球第143位。对于他们的美元财富累积,我们只能望洋兴叹。
除了全球富豪排行榜外,更令人瞩目的就是林书豪奇迹了。2012年2月,全球突然产生了“林来疯”(Linsanity)效应,林书豪口中的“奇迹”持续发生,每天发烧话题不断,成为全美甚至全球媒体的追逐焦点。这位“哈佛小子”除了占据美国各大体育新闻媒体头版头条外,一些非体育类的媒体也争相报道。《福布斯》就对“林来疯”效应做了品牌估值,称林书豪是世界上成长最快、价值1400万美元的运动品牌。不可思议的是,林书豪两年前还是个默默无闻的板凳球员,运动生涯高峰奇迹般瞬间来临。《福布斯》对这样的故事,仍然可以引用数据,直接把林书豪贴上美元标签。

由此可知,美元不只是财富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它代表着美国政府的信用,以及全球政府对美元无条件的支持。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在全球占有强势地位。

大家肯定都有这样的经验,只要出国旅行,除了携带有效的信用卡外,还必须兑换美元现金或旅行支票。这就是美元强势之所在。

美元的暴利

如果说百万大博彩带来的是突如其来的暴利,那么美元所拥有的国际货币地位,就可说是细水长流的暴利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这种强势地位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首先,美元遍布全球,这样美国可以获得巨额的铸币税。印制一张1美元纸币的材料费和人工费只需0.03美元,却能买到价值1美元的商品,美国由此每年能获得大约250亿美元的巨额铸币税收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累计收益估计在两方亿美元左右。根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最近的估计,目前全球流通的美元货币总额已近7000亿美元,其中大约2/3为美国境外持有。由此带来的巨额铸币税是否应称为美元的暴利呢?

除此之外,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使美国可以不受限制地向全世界举债,凭借它无可匹敌的国际货币信用,发行美国政府债券。其他国家向美国出口商品和服务,赚取美元,转而投资美国政府债券。美国因而得以毫无顾忌地加印美元,减轻其外债负担。而这样一来,其他国家所持有的以美元计价的政府债券,就会变得越来越不值钱。

此外,由于美国经济实力雄厚,投资环境比较稳定,在美投资能带来较多利润,因此,许多人都想在美国投资。而大量美元流通资金的到来,使其利率下降,政府财政赤字的成本得到压缩,美国政府一定举双手欢迎。另外,通常情况下,当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出现逆差,也就是进口大于出口时,会形成贸易赤字,政府一般要调整经济政策,例如鼓励本国企业出口、实行出口财税补贴或是减少本国企业的对外投资等,使本国的国际贸易收支达到平衡状态。而神奇的是,美国不必这样做。因为美元是国际货币,当美国出现贸易逆差时,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印刷美钞来弥补政府财政赤字,维持国民经济的平衡,将通货膨胀转嫁给其他国家。这正是战后的美国虽经历了数十年的高额财政赤字,却依然能保持稳定经济状况的主要原因。

美元暴利这种说法,并非危言耸听。如果有人问2012年愚人节那天(恰逢周末)最热门的去处是哪里,很多台湾人都会说是加油站。这不是愚人节捉弄人的把戏,而是发生在台湾的真实事件,因为自2012年4月2日零时起,汽油将大幅涨价!“经济部”于4月1白下牛的会议结束后宣布,自4月2日零时起,中油公司的92号无铅汽油调涨至第公升新台币2.3元,涨幅达7.25%:95号无铅汽油调涨至每公升新台币3.1元,涨幅为9.56%;98号无铅汽油调涨至每公升新台币3.6元,涨幅为10.62%:就连柴油都将调涨至每公升新台币3.2元,涨幅达10.7%
这样大幅度的汽油价格调涨在以往很少见,民众只好在加油站大排长龙,想尽办法加油,甚至拿出家里的各种储存器具,能加多少就加多少。当年5月,电价及天然气价格也紧跟看涨价。汽油、电力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民众日常生活最基本的必需品。这样一来,将无可避免地带动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涨价,通货膨胀的阴影笼罩在大家的心头。民众怨声载道:“什么都涨,只有薪水不涨。”

相比之下,最具讽刺性的画面是,2012年的愚人节,同样都是在大排长龙,目的却截然不同:在美国,人们排队是为了抢购百万大博彩,神情愉悦地大做美元财富梦;而在中国台湾,人们大排长龙却是为了在最后期限前痛苦地抢购便宜的汽油。

全球原材料价格大涨的罪魁祸首无疑就是美元。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联储为了解救美国国内的金融危机,推出量化宽松政策,拼命印制美元。美元如潮水般涌入全球金融市场,造成经济学家所说的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换句话说,货币过多,商品太少,也就是对商品及劳务的总需求大过供给,这样会造成物价上扬。经济学家们认为,“过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及劳务”是造成需求过多的主要因素,也就是说,如果大家手上都有很多钱,就可能会竞相出高价抢购商品,从而造成物价上扬。
全球过多的美元到处流窜。进入原材料市场,国际油价就逐步攀升。而这将带来其他各项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棉花、黄金、食品、谷物等价格近年来屡创新高。国际原材料价格攀升,对以进口原材料为主的台湾而言,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冲击。这一次油价的大幅调涨,就是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元冲击国际原材料市场的必然结果。

热锅上的三国

全球其他国家政府均无力制约美国政府不负责任的行为。

然而,这是一个重要的开端。没有货币作为基础,世界经济几乎就不能腾飞,生活质量也将无法改善。没有日益扩张的全球贸易与金融往来,当今全球经济就将停滞不前,商品及服务也难以交易。一首歌中写道,“货币并不能使地球旋转”。恰恰相反,货币令人吃惊地让商品和服务融入世界各地,让国际贸易走向全球化。

货币是人类进步的根源。一张印刷精美的美元纸币,它的后台实力强硬,人们用它来计算财富;它的信用超群,可以用来购买全球的商品和服务;它甚至可以充当武器,攻击其他新兴国家的弱势货币,引爆金融危机。

历史上的货币竞争舞台上,“智者从中取功利,仁者从中看因果”。美元崛起的契机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足智多谋的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DexterWhite)有着美国政府的强大实力撑腰,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舞弄权谋,从此撑起了美元的一片天。欧元崛起的契机源自柏林墙的倒塌,赫尔穆特·科尔(HelmutKohl)居间协调,掀起了欧元的浪潮,使得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拥有一席之地。我们可以说,人民币浮出水面,得益于接连引爆美欧的全球金融风暴。就在此刻,善于谋划且深谱游戏规则的周小川吹起号角,敲响了国际货币战争的战鼓。战争一触即发,且一发不可收拾。
我们不妨把这三种货币自前的情况看作三国鼎立:美元货币发行量占了市场半壁江山,“挟天子以令诸侯”,天下莫敢不从;欧元独具特色,固守一块市场,并伺机扩张;人民币则迅速崛起。

受到2008年次贷危机及后续经济衰退的影响,美国不惜发动了国际货市战争。此前,奥巴马曾多次宣称,美国当下面临的一大国际挑战就是汇率问题,中国应该采取“市场导向的汇率政策”。美国国会内部更是提议法案、联名信不断。2010年3月15日,130名美国众议员要求奥巴马政府将中国界定为“汇率操纵国”,并要求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商品实施反补贴制裁。次日,美国参议院两党小组要求奥巴马政府向被认定为存在汇率操纵行为的国家采取报复措施,矛头直指中国。参议员施塔贝诺宣称,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了20%sim30%,因此大量中国商品输往美国是不公平的。

中国方面不甘示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11年2月17日坚定地表示,中国政府将自行决定人民币的升值步伐,不会妥协于其他国家的压力。

欧债危机爆发后,欧元也出现了问题,这更让美国在对待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有恃无恐。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场货币战争已经开打。美国此番对人民币“开战”,包括之前运用隐性手段打击欧元,主要目的都是为了稳定美元的霸权地位。

人民币要出气

在竞争面前,你只有两种选择:其一,确信自己能赢,投入足够多的能量来赢得一切;其二,不参与这个竞争。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文章,议题是,应创造可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超主权储备货币。周小川这篇文章主要针对的就是美元信心问题。同时,他寄希望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特别提款权(SpecialDrawingRight,以下简称SDR),希望建立新的分配机制,突破特别提款权的使用限制。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了摆脱对美元的依赖,不惜另起炉灶,这才是他内心最想说的话。

对于美国政府金融管理的不负责任,以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中国政府大感无奈。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任总理温家宝在“两会”期间举行的答中外记者问中提到,“我们把巨额资金借给美国,当然关心我们资产的安全。说句老实话,我确实有些担心,因而我想通过你再次重申要求美国保持信用,信守承诺,保证中国资产的安全”,之后,人大闭幕后的新闻稿中也提到,中国今后将坚持外汇“安全、流动和保值”的原则,并且实行多元化的战略。因此在外汇储备问题上,中国首先考虑的是维护国家利益,同时也会考虑国际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货币操纵国家,人民币要出气,中国政府不再容忍美国对人民币汇率指手画脚。

人民币走出去的战略体系

《孙子兵法》有云:“不敌其力,而消其势。”而消其势之法,则莫若釜底抽薪,攻心为上。美元虽然占据强势地位,可终究离不开全球信心。如果人民币能够赢得大家更多的信任,就能吸引到别国政府和投资人。

我们从《孙子兵法》中了解到,战争不单是胜负问题,因为代价太大、风险太高、后果太严重,所以一定要有更深层、更宏观的战略分析。为何而战?为了“胜敌而益强”。所以,只有在满足了三个条件的前提下,才能开战: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打了有什么好处?是不是不打就会有危险?有没有把握打胜?

打了有什么好处?历经持续近20年的国际贸易顺差,中国积累了大量美元外汇储备。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和外汇储备国,人民币理应取得与中国经济、政治实力相当的地位。这样一来,人民币可以对美联储肆无忌惮发行美元的行为构成一定约束,同时也可以促进中国的对外贸易。

是不是不打就会有危险?自次贷危机爆发之后,美国持续增加的净外债和急剧恶化的财政状况,严重威胁着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外汇储备中绝大部分是美元,因此,人民币是被美元渗透的货币,美国可以毫不负责任地让美元贬值,从而造成中国外汇储备存量的巨大损失。

那最后,有没有把握打胜呢?

中国政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步,就是加强区域经济与贸易的合作。在中国政府的积极推动和努力下,人民币在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广泛流通指

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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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美元之所以能成为世界货币,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在欧洲国家一片废墟时,推出了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抓住了时机,让美元遍布全球。现在,美元的优势不再,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进行对外援助和对外投资,以国与国之间优惠贷款等方式,进一步把人民币推向亚洲,甚至全球其他需要贷款或援助的国家呢?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2012年3月29日与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等国在印度新德里签署了一份协议,内容主要是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将在海外提供人民币贷款业务,鼓励在国际贸易和跨境信贷中使用人民币,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中国政府深知汇率改革无法避免,扩大汇率波幅的制度改革需要逐步推进,才能为人民币应对国际外汇市场波动提供足够的缓冲力。持续深入改革,汇率形成机制会越来越市场化,最终形成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平衡点。

目录

自序人民币理财新时代的来临//IX

前言美元梦//XI美元的暴利//XIII热锅上的三国//XVI人民币要出气//xVIII人民币走出去的战略体系//XIX

第一章楔子

金融风暴席卷亚洲国家//5索罗斯的秃鹰传奇//7出口导向型经济体/10裙带资本主义//11

第二章美元才是最大的祸源

金融风暴之后//16欧元:无主权货币//18日元:无法控制的货币//20货币的避风港//21人民币:完全主权货币//23

第三章货币的博弈舞台国际贸易

国际收支平衡表//31贸易逆差掀起贸易战争//32美元信用过度扩张7/35回溯过去:英主导国际贸易//37伦敦当地银行承兑汇票市场/40美联储萌芽//41美元走出国境7/44建立纽约银行承兑汇票市场/46斯特朗之手撑起一片天//47美元与英榜平起平坐//48美国繁荣的幻觉堆起金融泡沫//50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51英镑的反弹//55美元终于登基了//57布雷顿森林协议/59凯恩斯眼中的世界货币:班科/62马歇尔计划//66特里芬难题//70美国债多不愁//72第一次美元危机//73黄金总库溃堤/74超主权货币纸黄金的概念//78特别提款权//80美元危机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82从弱势美元到强势美元/88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引领风骚/90世界是平的,自由主义蔓延全球//92国际贸易的不平衡//94

第四章坠落中的大国美国次贷危机

金融衍生产品//102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前车之鉴/106台风眼//108等比级数证券化包装//110信用违约交换//113最后一根稻草//115美元的强势地位遭到削弱/117

第五章一个屋檐下的欧洲大杂院一欧元坎坷之路

柏林墙倒了//124大欧洲主义//126欧洲整合之初/129货币联合操作萌芽//131维尔纳计划//133各吹各的调//134蛇形浮动汇率机制//136画蛇添足//137欧洲货币系统//139新瓶装旧酒的欧洲货币系统//141
德洛尔委员会//144《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46人心不足蛇吞象//148秃鹰投机客大举进军欧洲//150索罗斯打垮英格兰银行//152唇亡齿寒/156强势美元提振欧洲经济//158政治取向决定了欧元的命运//160欧元:无主权货币//163

第六章寅吃卯粮的“欧猪”疫情欧债危机

“欧猪”疫情爆发//169德法角力再起//173欧元大闷锅//175欧元的困境//179

第七章锋芒已露—2015龙抬头

西南边隆城市的超大手笔/184人民币走出国境7/187上海全球金融中心//189人民币非“霸”不可/196中国投鼠总器//200具有中国特色的特里芬难题/203从经济趋势看门道//207欧元前途的指标//212

第八章史上最讨喜的贵金属一黄金传奇

结下不解黄金缘//220科学家?还是炼金师?//221英榜如金的黄金年代/223金本位制下的美元//224断了线的风筝//226金本位制守护神//227黄金密码//230积沙而成黄金塔//232

第九章明天过后理财投资新趋势

迷失的天龙国//237新兴市场//240投资固定收益商品//244
第一章楔子

1997年10月7日,入秋的台北市,艳阳高照。我当时是玉山票券金融公司的交易主管。一段时日以来,公司一直充斥着紧张的气氛。交易员们手握电话,时而高声讨论利率行情,时而低声下气地请求对方借钱。到了傍晚时分,15名交易员还在不断地拨打电话,生怕错失了任何可能借到钱的机会。我只有一个要求:“只要能借到隔夜拆款,任何利率都要接受。”

倘若在平常的工作日,一大早交易员就会依照昨天交易完成时的数字,计算当日所需的资金缺口。我们票券公司一般每天的资金缺口都在50亿一100亿新台币,通常在中午前都可以轧平头寸缺口。前台完成交易之后,后台交割及清算部门紧接着就会将所有的票据(短期票券、台银支票等)、汇款单、收款凭证,在台湾银行营业部账户进行集中清算。在大约下午4点左右,将最终余额转入票券公司在“中央银行”的账户,所有的金融机构都要在“中央银行”进行相互清算。下午6点前,进行最后一次的清算,这样整个交易清算作业就算完成了。
不过这一天情况不同,时间已经是傍晚6点,却还有15亿新台币头寸缺口尚待轧平。交易部门里所有人都已筋疲力尽,面面相,沉默以对,只能静待“中央银行”最后的解决方案。

市场上有很多的传闻,说某家外商银行可能因为投机操作外汇或帮助外资炒作外汇而受到“央行”的惩罚。还有的说,这是外资秃鹰的阴谋,大买美元同时放空新台币。

天色已暗,气氛更加沉闷诡异。直到晚上7点30分,电话终于响了,台湾银行交易部门来电询问资金需求,他们正在给所有的金融机构打电话,统计资金缺口,然后紧急汇报给“中央银行”。不久“中央银行”开始释出资金。

交易部门这才文开始忙碌起来,交易员们一边听着台湾银行释出拆借款的金额,一边敲打着键盘,输入后续交易条件。当天晚上就像是一般工作日的早晨,打电话、接电话,打印机啪啦啪啦地打印着成交单据和会计传票,交易部门里嘈杂得就像是在爆爆米花。

交割员紧张地将各种票据与报表做最后核对,之后要亲自带着票据到台湾银行和“中央银行”,进行最后的交割清算作业。直到深夜,所有交割清算作业才完成,紧张而又漫长的一天总算结束了。

“中央银行”为了缓解新台币短期资金短缺所带来的冲击,充分满足工商企业正常的资金需求,先后于同年9月25日及10月1/日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总计相当于向货币市场释出1300亿新台市。市场短期利率飙升现象得以渐渐平息,在此之后又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途径释出短期资金,短期利率这才逐渐稳定下来。

金融风暴席卷亚洲国家

第二天,我走进办公室,看见报纸的头版上一个斗大的标题一《台湾隔夜拆款利率创新高,达11%%。1997年10月23日,香港银行同业隔夜拆款利率更是升至300%,港股随即出现暴跌走势。这一切源于,1997年7月2日,泰国政府放弃固守泰铁与美元的联系汇率政策,转而采用浮动汇率政策,泰铁剧贬,一发不可收拾,最终引发了亚洲金融风暴。

亚洲许多国家货币出现巨幅贬值,同时股价滑落,国民财富急邃缩水。1997年6月底至1998年底的一年半期间,印度尼西亚盾贬值69.4%,马来西亚令吉贬值79.3%,菲律宾比索贬值62.5%,泰铢贬值61.7%,韩元贬值50.8%,新加坡元贬值43.7%,新台币贬值42.6%,日元贬值幅度最小,但也达到33.8%。东南亚金融风暴迅速蔓延,导致外资对东南亚市场信心动摇,外资纷纷撤离亚洲市场,再加上区域性共同基金的赋回压力,即便是金融体质较为健全的新加坡、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亦受到严重的冲击。

1997年10月,国际金融投机客进入台湾金融市场,他们故技重施,以卖出新台币买进美元的策略进行货币攻击。“中央银行”以台湾将近9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与之对抗,此举意图相当明显,就是要稳定汇率,以抵挡新台币大幅贬值带来的冲击。“中央银行”抛出大量美元,满足货币市场的需求。然而,回收新台币再同时释出美元,会导致新台币短期资金短缺,短期利率因而会持续飙涨,造成台湾银行业之间隔夜拆款利率的大幅波动。不久,捍卫新台币的措施、外汇储备的大量流失,以及“中央银行“强力固守汇率的努力,致使货币供给减少,利率不断攀升,金融市场失序。“中央银行”最后也不得不宣告弃守。台湾在这波“台币护盘”行动中,白白损失了80亿新台币。
其间,亚洲其他国家同样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使得马来西亚时任总理马哈蒂尔再度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焦点人物。同委内瑞拉前任总统查韦斯一样,马哈蒂尔在大力坪击西方霸权势力,尤其是美国的货币强权方面从不手软。1997年7月,眼看外资投机客持续看空马来西亚令吉,马哈蒂尔忍无可忍,不断在国内外各种场合大力击西方势力放任投机客的行为,让他们一手挑起这场亚洲金融风暴。西方霸权势力,以美国为首,企图教训亚洲国家,迫使亚洲国家迎合西方的人权与民主要求。国际间的观察普遍认为,从马哈蒂尔多年来的表现可以看出,他并不是故意击美国量子基金等外资金融机构,以转移焦点,为马来西亚经济增长减缓找借口,借以降低人民对政府的不满。马哈蒂尔的这番“阴谋论”完全是基于他个人独特的民族主义论调,以及坚决的反美帝思想。

索罗斯的秀鹰传奇

国际金融市场上,索罗斯的量子基金让人闻风丧胆。传奇的金融奇才、具有犹太人血统的乔治·索罗斯,于1930年出生在一个匈牙利籍犹太人中上层家庭,家境称得上富裕。索罗斯的父亲提瓦达是名律师,在父亲的培养下,索罗斯从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毕业,毕业之后他自认可以成为一名哲学家。但现实的生活问题必须要考虑,不能靠哲学养家糊口,几经思考,他转向金融界,学习金融操作实务。在英国儿家证券公司工作儿年之后,1956年他来到了纽约,走进美国华尔街,这成为他一生中最为关键的契机,从此他在国际金融操作领域如鱼得水,开始了辉煌的投资生涯。盛名在外的量子基金,是乔治·索罗斯旗下经营规模最大的对冲基金,亦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几个对冲基金之一。

量子基金由索罗斯和吉姆·罗杰斯于1970年共同创立。自成立以来,量子基金多次以其灵活的金融工具成功地袭击了许多国家的货币,获取了暴利,由此得名“金融秃鹰”。量子基金令人闻风丧胆,同时也使索罗斯成为世界上最成功、最著名的投资专家之一。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1992年欧洲货币之役。

1989年11月,柏林墙毫无预警地倒塌了。天资聪颖的索罗斯预言,欧洲经济必然将发生重大变化。他首先紧盯英镑的变化。1992年德意志联邦银行行长史莱辛格在一次演讲中说道:“如果投资人认为欧洲汇率固定的话,那就错了。”索罗斯认为史莱辛格是在影射已经虚弱不振的意大利里拉。他认为有利可图,立刻放空意大利里拉,一鼓作气大赚三亿美元。首役大全胜,更令索罗斯充满信心。他乘胜追击,随即放空英镑,购入德国马克,文一次空前的胜利让他大赚10亿美元。
1992年9月16日,索罗斯大举抛售英榜,英国政府随即将基准放款利率提高2%,紧接着,又继续调高5%,防止英榜进一步贬值。不过英国政府最终护盘失利,索罗斯名利双收,被誉为“击垮英格兰银行的人”。

欧洲货币之役令英国与意大利元气大伤,不得不宣布退出被视为欧洲整合象征的“欧洲汇率体系”。市场传言,索罗斯投机英镑时,拿走了英国纳税人的钱,让英国政府颜面尽失。但他却丝毫不受这种道德问题的困扰,辩解道:“即使世界上没有我这个人,英榜危机还是会照样发生。”

索罗斯之所以能够洞察先机,与他在20世纪60年代于华尔街学习金融操作的经验有关。他最擅长操作汇率,并且特别青三角套汇。当时全球金融市场尚未全然接受这个颇为冷门的科目,索罗斯却对它情有独钟,研究得相当透彻,这也成为之后他在国际金融市场操作中大显身手的独门利器。

索罗斯在欧洲货币市场成功狙击里拉、英榜之后,开始将目光焦点转移到东南亚地区。1997年5月14日,以索罗斯为首的美国金融投机客齐聚泰国曼谷,国际游资逐渐汇集,并且开始一路打压泰铁。到了8月底,泰铁的贬值幅度已经高达50%,投机客因此获利颇丰。紧接着他们文转战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其他国家,金融风暴之后又扩散到东北亚,最后更是扩及全球。

亚洲金融风暴引起了亚洲各国政府的强烈反应。马来西亚时任总理马哈蒂尔在1997年东南亚国协年会上,当看美国时任国务卿奥尔布莱特的面,毫不掩饰地指责美国政府刻意纵容索罗斯之流。马哈蒂尔指责这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以新金融商品为攻击武器,打击业洲新兴国家,换句话说,这就是西方国家的强取豪夺,通过摧毁他国经济,获取暴利。不过索罗斯自始至终坚决否认马哈蒂尔的指责。
各国政经领袖在2007年6月于新加坡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东亚会议中谈及1997年那场扩及全球的亚洲金融风暴,并警告说,亚洲国家需慎防全球金融体系及贸易失衡所带来的风险。亚洲地区多年来高速的经济增长、旺盛的出口、高储蓄率与不成比例的低消费,将逐渐导致全球贸易失衡,使出口旺盛国家无法维持高速发展,可能会再度面临危机。贸易失衡可能会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线。

出口贸易是中国台湾的命脉,赚取外汇、累积外汇储备是全台湾人民努力的目标。每个月台湾“中央银行”都会骄傲地公布台湾的国际贸易顺差额、累积外汇储备在世界上的排名以及仅次于哪些国家或地区。2011年7月,台湾的外汇储备为4007亿美元,第一次突破4000亿美元的关卡,仅次于中国内地、日本、俄罗斯及沙特阿拉伯,名列世界第5(当然远低于排名第一的中国内地近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难道我们出口赚取外汇是错误的选择?人民储蓄过多会导致全球贸易失衡,造成金融危机?这些说法似乎违背了大多数人的认知,就算是不了解财经知识的人,大概也无法认同这样的说法。

出口导向型经济体

“贸易失衡“这一名词,要借助于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因果关系来说明。20世纪90年代,生产力旺盛且竞争力强大的国家,如德国与日本,都在积极地找寻新的市场,消化其生产过剩的商品,新兴国家或地区,如东南业各国,以及韩国和中国台湾等,都是最重要的市场。虽然亚洲新兴国家也是主要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例如韩国为发展经济,将重点放在出口及国内投资上,也进口了大量的原材料、机械及厂房设备等,然而采购德国、日本的生产设备,扩大国家财政赤字,必须以外债来填补其赤字,然后以出口获利支付外债利息及本金。

亚洲新兴国家或地区中,韩国的外债一向高于中国台湾,1996年底韩国外债高达1635亿美元,居世界首位。同时期,西方国家金融机构,如共同基金、退休基金等大型投资机构,转向新兴市场,大量购买新兴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债券及企业公司债券。这渐渐扩大了亚洲新兴国家的金融泡沫。

20世纪90年代,新兴国家尚不知道如何应对由外债带来的大量外资游资,造成政府财政预算及企业资本投资过度浪费的现象。大量的外资进人新兴国家,首先蓬勃发展的肯定就是房地产业,接着股市飘红,带动该国消费的起飞。

为了保障投入亚洲的资金的安全性与流动性,外资游资通常会做三件事情。第一,为降低流动性风险,外资在新兴国家通常都以短期投资为主,如股票及债券市场投资。一旦形势不对,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抽回资金,加速逃离亚洲金融市场。第二,外资总会以外币计价债券为投资目标,或承做外币计价的企业贷款,主要还是以美元计价的自标有价证券。第三,外资提供外币资金借款,主要是以当地的金融机构为主要交易对象。因此,当地金融机构若发生流动性问题,无法偿还外债,政府肯定会出手救助,保证资金的流动性,避免本国金融业系统性风险,这就是所谓的“裙带资本主义”。

裙带资本主义

东南亚新兴国家中,如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政府与银行的关系密切,银行又与大型企业的关系密切,如同连体婴儿。因为政府与银行的亲密关系,外资投资人将美元贷放给金融机构时,会得到类似政府的保证借款。这种政府、金融机构及企业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西方经济学家称之为“裙带资本主义”,说得文雅一点,叫“关系资本主义”。

讽刺的是,2008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美联储及财政部虽然放任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但为了避免连锁反应,带来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运用了大量的纳税人的钱援助美国国际集团、房地美(美国联邦住宅贷款抵押公司)、房利美(美国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等机构,这也算是一种美国式的关系资本主义吧。

1997年2月11日,由于房地产市场发展停滞,以及累积了太多未偿还的房地产债务,泰国金融机构首先出现了严重的现金周转问题。投机客见状,纷纷抽回资金。1997年7月2日,泰国政府不得不宣布放弃此前已经实施了14年的泰铁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政策,改为浮动汇率政策。至此,亚洲金融风暴正式爆发。
多年过后,亚洲国家始终无法忘怀亚洲金融风暴之痛,各国都在学习如何减少外债并累积外汇储备。例如韩国在金融风暴之后,连续三年减少外债,至2011年6月,韩国的外汇储备达到3050亿美元,名列全球第8。若说这是亚洲国家的“外汇储备恐惧症”,应该也不为过。
第二章美元才是最大的祸源¥
从表面上看,以量子基金、老虎基金为代表的对冲基金,在亚洲各国发起货币攻击,引发了各国的股市崩盘和货币贬值,掀起了一场亚洲金融风暴。但问题是,仅仅这些对冲基金就足以掀起如此滔天巨浪吗?

仔细审视亚洲金融风暴的整个过程,就不难发现,这是美元强权的优势战争。美国在推动西方金融市场主流意识方面不遗余力,并为遏制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发动了一场全方位的美元货币战争。华尔街对冲基金负责正面进攻,操作金融工具;接着,国际媒体及外资研究员适时地发布不利于亚洲金融市场的讯息,甚至散布谣言,制造恐慌气氛;经济学家们则研究出一堆虚无数据及理论,不断对亚洲金融市场进行洗脑;信用评级机构配合对冲基金,适时下调亚洲国家及市场的信用评级;华尔街投资银行则负责研发金融衍生产品,并将其卖到全世界(主要是欧美国家),商业银行则为对冲基金及其他投资机构提供资金融通。然而,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国际金融组织(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专门扮演救世主形象,同时会附上开放市场的条件,最后再由跨国公司清理战场一廉价收购亚洲新兴国家的资产。
这样的情形在2009年的欧债危机中重演。欧元问世10年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欧猪四国”一—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一—的政府债务持续不断地发生问题。更令人担心的是,在欧元区统一货币机制下,牵涉到的不仅仅是金融问题,更多的是欧洲各国复杂的政治、文化与民族情结。至今,如何解决欧洲债务问题仍不得而知,欧元的前途依旧渺茫。

金融风暴之后

亚洲金融风暴过后,我们对风暴产生原因的分析渐渐加深,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国家财政赤字或裙带资本主义等原因,就如同冰山一角,暗藏在水面下的冰山却是既大且深,那祸害之根就是美元货币强权。

美国是当今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拥有最成熟先进的金融市场,全球各国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元资产占美元总资产的60%。由此可见,美国的货币政策影响着全球金融市场、进出口贸易及资金流动,美元理所当然地成为游资利用的主要工具。

美元除了可以用作金融操作,美国政府的贸易与财政双赤字仍旧需要通过发行政府债券来筹集资金。2008年以来,美联储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为金融市场提供流动资金,大量印制美元,散布于全球金融市场,导致全球资金泛滥。
美国政府目前负债可能超过16方亿美元,美国依然面临着严峻的财政压力,寅吃卵粮的情况从未改善,这样惊人的财政赤字摆在世人眼前,却从未有机构或国家担心害怕过。全球各国央行外汇储备中还是有大量的美元资产,其中包括投资美国政府及机构的债券。美国的机构债券在全球独一无二,主要的两个发行机构是房地美与房利美。它们在美国国会的监督推动下,积极协助民众承做贷款购置自有住宅,并向投资者发行机构债券或证券化的抵押债券。不幸的是,在2008年的次贷危机中,这两家机构成为重灾区,最后由美国政府出手接管。

美元的优势不单体现在金融市场的操作上,还体现在全球贸易上。美元至今仍占据国际间最重要的货币结算地位。举例来说,韩国与泰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有近80%以美元计价,而其中仅有20%的货物出口至美国境内。澳大利亚亦有70%的进出口贸易以美元计价,而当中也只有6%的货物进入美国境内。

全球金融市场交易方面,美元更是独霸天下。国际间主要的期货商品都以美元计价,国际油价亦是以美元报价。另外,全世界85%的外汇交易及半数的全球固定收益有价证券市场交易,都是以美元计价。无怪乎2011年9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克林顿全球倡议”大会上还疾呼:美国目前虽然面临着经济危机,却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无可否认,奥巴马说的都是事实。我们只要出国旅行就必须兑换美元现金或是旅行支票,就算到中国内地旅行,也不是每一家银行都承做新台币的兑换业务,但是美元却可以在中国各地的饭店、酒店、银行兑换使用,甚至搭出租车也可以直接用美元支付,这样能省下兑换当地货币的兑换成本。这就是美元强势之所在。

然而,这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或许我们可以检视历史的脉络,试图了解一些蛛丝马迹。

欧元:无主权货币

从全球货币历史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时的美国拥有全世界超过半数的经济产出,是最大的进口国,也是国际贸易信贷的主要来源,美元成为唯一且最有优势的货币,当时全球没有其他货币可以与之相抗衡。

各国中央银行盯住美元,以稳定本国货币,更好地为进出口贸易定价。另外更现实的考虑就在于,一旦外汇市场发生危机,可以用美元紧急支付。如今,美国出口贸易大约占世界出口贸易总额的13%。1945~1980年,美国占有85%的全世界直接投资额,如今这一数字已大幅降至约20%。这两项数据显示出,相较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主导世界经济的地位已经逐渐下降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国际贸易及金融的发展,美国的世界主导地位不乏挑战者,先是德国,接着是日本,然后是亚洲新兴各国。从过去大欧洲整合发展的历史来看,德国与法国曾积极推动欧洲的整合。1999年诞生的欧元成为“超主权货币”,换句话说,欧元不同于美元,并非单一主权货币,是“区域性多主权货币”。欧元诞生之初,国际间预期欧元将会是美元国际货币地位最强大的竞争者,后势看好。
然而事与愿违。时至今日,超主权货币反而成为德国与法国的负担,变成了“无主权货币”。欧盟27国,欧元区18国,各国政治、经济、财政、文化间的差异实在太大,经济与财政政策难以整合,加上自2008年开始,南欧国家(希腊、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财政赤字严重,严重影响到国家债务信用,引爆了欧债危机。欧元区每个国家享尽了统一货币欧元带来的优势,但对于欧债危机却是避之不及。2012年有段时间,台湾媒体最常报道的就是欧洲各国领导人的集会,他们在不断地讨论欧债危机的解决方案。2012日6月,法国左翼社会党领袖奥朗德当选总统,他虽深知法国所面临的债务危机,却反对紧缩方案,支持扩大经济发展,这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主张背道而驰。当年的希腊大选更是扣人心弦,希腊人民考虑到脱离欧元区的情势危机,含泪投票给保守党,最终保守党以微弱优势赢得选举,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希腊人民将面临失业,过上勒紧裤带的生活。持续两年的欧债危机,至今尚无具备可行性的解决方案,我对于欧元的未来深感悲观。

欧元区如今的格局是“两大众小”,其中德国和法国这“两大”国家,无论是在历史渊源、文化情结、政治制度,还是在民众信心上,都难以相容,更别说其他小国了。深陷欧债危机的“欧猪四国”,未来的财政改革之路漫漫,欧元的前途更加渺茫。
欧元本身不算是单一货币,勉强算是欧洲一些国家的通用货币,肩负看货币应有的交换媒介、价值尺度及储藏手段三大功能而已。仅仅10年的时间,欧洲国家费尽心思创立的想要挑战美元的欧元,其国际地位已大不如前了。

日元:无法控制的货币

除了欧元,曾经占据强势地位的货币就是日元了。1985年9月22日,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当时的联邦德国这5个工业国家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会。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日本不得不同意在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操作下,使美元兑日元、联邦德国马克等主要货币有秩序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问题,此举导致日元大幅升值,历史上称之为“广场协议”。

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后,美元晋升为全球唯一的强势货币,美元贬值的戏码也一用再用。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大量游资流入日本,导致房地产、股票市场价格狂飙。据说当时日本东京一幢摩天大楼的价值相当于美国整个加州,确实很可笑。疯狂的外资投资人拿着大把的美元投进日本金融与房地产市场,日经225指数由1985年初的13000点狂至1987年底的20000点,到1989年底达到39000点。

经济泡沫迟早都会破灭。90年代初开始,房地产及股票市场泡沫破灭,日本从此进人永无止境的“失落的时代”,至今还未能恢复过来。
因此可以说日元是无法控制的货币,日本政府在国际外汇市场完全没有掌控力量,必须靠其他工业国家的联合调控,日元处在被动的地位,无力在全球货币博奔中提升自身地位。

货币的避风港

过去20年来,某种主要的国际货币在一段时期内持续保持强势的趋势一直都很明显,例如,美元汇率自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起一直保持强劲态势,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元才正式进入“战略性的贬值”阶段。就在这期间,1999年欧元诞生,异军突起,但好景不长,短短10年后,欧洲就深陷欧债危机的泥潭,至今难以自拔。

未来3~5年,我们或许很难看到某种主要国际货币能够持续保持强势。未来汇率波动可能更加频繁,此强彼弱的互动关系也会越来越密切。投资人在选择投资货币时,可能不会在强势货币与弱势货币之间选择,而是在相对弱势货币与更弱势货币之间选择。

国际间对于美元、欧元、日元等主要货币的信心直落。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引发了货币流通的“避风港效应”。瑞士法郎、澳元与加元成为投资人用来避险的“影子货币”。

长期以来,瑞士法郎一直是最稳定的货币,被视为全球货币的避风港。而欧元诞生之后,瑞士法郎被认为是德国马克的最佳替代货币,汇率紧跟着德国经济浮动。在投资人眼中,瑞士充满了吸引力。然而,最重要的向题就在于,瑞士的经济规模太小,完全无法承担货币大幅波动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欧债危机之后,瑞士法郎一路走强,失去竞争力的瑞士厂商当然吃不消。工业集团ABB最近就对强势的瑞郎大感头痛。诺华公司(Novartis)的业绩以美元计价,原本有不错的盈余,换算成瑞即,反而亏损了。避险资金大量涌入瑞土,瑞郎大幅升值,瑞士中央银行不得不积极介入外汇市场,防正瑞郎过度升值,影响出口竞争力。2011年9月,瑞士政府突然孤注一掷,宣布欧元兑瑞士法郎汇率的下限是1:1.2,此举立即使得瑞士法郎失去避险功能,这也是瑞士中央银行长久以来最有力的行动。瑞士政府大反扑后,瑞郎能否摆脱避险货币的角色,仍有待观察。不过事实摆在眼前,只要欧美主权债务危机未解,投资人对瑞士法郎就有避险需求,这也是瑞郎不得不面对的困境。
再看看澳元与加元。想要投资美国经济,又担心被美国财政政策拖累的人,可以买入加元;想要投资国际原材料,又担心南美洲通货膨胀的人,可以买入澳元。它们都属于资源出口国的货币,而资源出口国货币的强弱程度,儿乎都与全球资源大宗商品市场的趋势保持一致。然而,同样的问题笼罩着它们未来的经济前景。欧洲问题不断,使得澳大利亚与加拿大经济前景面临下滑的风险。欧债危机的恶化以及对世界其他国家贸易的后续影响,都将对澳大利亚与加拿大出口商品的价格和需求产生重大影响。居高不下的澳元、加元汇率也阻碍了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国际竞争力。由于欧洲前景未明,目前越来越多的人对未来两年内全球经济增长形势逐渐趋于悲观,澳元和加元得以持续保持强势的可能性也所剩无儿了。
最不幸的就要算英镑了。英国的房地产市场泡沫与美国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英国经济对于金融业的依赖程度甚至高于美国,这种双重不利的因素意味着金融危机对英国的打击更大。然而,英国政府在推动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方面反应迟钝,明显落后于美国政府的行动力,却正好与欧元区各国政府颇为相似。目前英国的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问题的严重程度并不亚于“欧猪四国”与美国,英镑的黄金时代早已一去不返。

无论货币避风港如何吸引投资人,“影子货币”终究还是强势货币的影子。美元、欧元的强势不再,这也为人民币的蓄势待发创造了机会。

人民币:完全主权货币

20世纪90年代开始,亚洲新兴国家逐渐登上世界舞台,其中文以中国与印度的发展最为迅速,两国无论在人口结构还是经济发展方面都有急速赶上西方工业国家的态势,尤其是中国。中国2010年第二季度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1.335万亿美元,超越了日本的1.286万亿美元,全球排名仅次于美国。按美元计算,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同时,中国于1996年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与日本、韩国一样,通过东盟“10+3circ”机制与东盟成员国进行共同协商。中国政府为了扩大区域影响力、提高国际地位,积极推动人民币作为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主导货币。同时,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后,中国采取的让利和怀柔政策,都促成了东盟国家和中国的合作关系。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拥有约17亿人口和2万亿美元的生产总值。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2012年1月底表示,极力争取到2015年基本确立上海的全球性人民币产品创新、交易、定价和清算的中心地位。由此可知,上海成为全球金融中心一事指日可待,人民币成为亚洲主导货币的意图也已相当明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到2016年,中国经济总量将从现在的11.2万亿美元上升到18.3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7.77%;而美国经济总量将会从现在的15.2方亿美元增至18.7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滑落至18.08%。换句话说,2016年将是中国在全球经济总量占比方面超越美国的关键性一年。

然而,中国至今仍实行外汇管制,人民币可以说是“完全主权货币”,外资很难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国外投资人不能持有中国政府债券,国际外汇市场也没有人民币汇率的避险工具。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强势的中国政府也正是他们的优势。虽然人民币离威胁到美元的全球强权地位还有段距离,但中国的发展及主权强势让美国感到不安。在可预见的将来,或许尚未有任何其他国家的货币可以挑战美元的主导地位,但也不排除有可能产生“多元制”或“二元制”的全球货币体制,即美元与人民币共同主导的国际货币系统。

回头看看货币发展的历史洪流,不乏这样的先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国作为当时的新兴国家,已经是世界工广及农产品出口大国,但国际贸易还是以英镑作为主要货币。美国经历了1907年的金融危机后,创设了美联储。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银行业务在美联储时任主席本杰明·斯特朗的主导下,积极推动国际贸易业务,引导纽约的银行购买商业承兑汇票,提升流动性,使美元逐渐成为全球贸易的主要货币之一,大幅提升了美元的国际地位。
20世纪20年代后期,欧洲天陆还在“一战”结束后的恢复过程当中,美国已有超过半数的进出口贸易以美元计价,美元作为各国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其金额也已经超过了英榜。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镑和美元已在竞争国际贸易的主导权,这一现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才有所改观。“二元制”货币体制确实在历史的轨迹中出现过,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元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取得了全球独一无二的强权货币地位。

2015年必定是人民币走出国境、深入全球最关键的一年。

你们或许已经知道货币战争,可你们知道的只是结果,倘若要了解故事的前因后果,那就得回溯源头。

第三章

货币的博弈舞台国际贸易
986年5月,我孤身一人第一次踏上美国的领土,由西雅图转机至俄勒冈州尤金市,去俄勒冈大学上学。

俄勒冈大学自1876年创校,至今已138年了,就位于尤金市区。全市约10万人口,学校的教职员就有2万人,是典型的大学城市。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俄勒冈大学传奇的田径教练比尔·鲍尔曼与企业家菲尔·奈特合伙,各出资500美元创办了蓝带体育用品公司,生产运动跑鞋。这家公司就是耐克公司的前身,耐克现今已是全球著名的运动品牌,2010年的总营业额高达25亿美元。因此,俄勒冈大学又被称为“田径之乡”。

我在俄勒冈大学读的是商学院的会计系,在这之前,我所学的并非商科专业,也完全没有会计学的专业观念。在大学春季课程第一堂课上,教授就开宗明义地提出所谓货币的概念。什么是货币?其必要的三种功能是:交换媒介、价值尺度及储藏手段。
我当时不能完全理解这样的抽象概念。初学阶段,了解了会计专业中的“借方”与“贷方”,知道在对企业收益加以累计时,必须扣除各项成本费用。相较于东部大学的学期制,美国西部大学的学季制教学进度很快,必须加紧脚步才能赶得上课程教授的进度。

在学习会计报表时,首先学习的是资产负债表,报表左边是“资产”一栏,包括厂房设备机械采购营运,或是无形资产,如专利权的取得等,反映的是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报表的右边是“负债”与“股东权益栏,反映的是企业需要承担的清偿义务。

想象当年耐克创立之初,两个人出资成立一家运动企业,开始采购土地、厂房、设备,招募管理及经营人才,再将生产的运动商品出口到国外。品牌打响后,海外市场逐渐打开,企业规模也不断扩大,原有的资金已不足以支撑企业的发展,必须通过其他管道取得资金。同时,耐克在成长中慢慢累积了企业声誉与无形价值,建立了信用,信用对于企业来说也是一种无形资产。

当信用建立后,企业经营者就可以大大方方地走进当地任何一家银行,说明该企业的未来发展计划,展示市场开拓、产品销售等事实与数据,并提出资金需求。银行经理人会依据该企业的发展事实及数据,着手研究产业、国内外市场规模与该企业的发展前景等,再根据该企业团队的实际经营状况,考虑其是否具备足够良好的信誉,并评估是否借钱给该企业。银行最后决定为该企业提供贷款后,该企业凭借银行贷款,可以增加厂房设备,扩大生产线,提高企业收益。而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就显示在企业资产负债表右边的“负债”一栏中。
因此,企业资产负债表右边的“负债”一栏中一旦有来自银行资金的注入,左边的“资产”一栏同时也会增加条目,比如采购的生产设备、厂房、土地等。企业这样的操作模式又被称为“杠杆操作”,换句话说,就是利用有限的股东资本,争取银行融资、私募基金或其他人的资金注入(“负债”),用以扩大生产(“资产”),增加收益。

不过,杠杆操作也是把双刃剑,一旦企业的出口销量不如预期,过剩的产品会堆积在仓库中,变成无法变现的库存,库存越积越多,到最后所有现金都枯竭时,该企业也就会面临破产瓦解的命运了。

国际收支平衡表

如同一般企业的经营一样,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拥有本国的资产负债表,被称为“国际收支平衡表”,目的是记录该国家在某段时期内与其他国家所有的交易情况,以报表的格式呈现,主要包括经常项目、资本及金融项目。不同于一般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仅呈现“贷方”(如资产负债表右边的“负债”与“股东权益”栏),“资产”项目用负数呈现。

例如耐克,该企业准备向国外采购一批运动商品生产设备。为此,该企业到当地银行申请资金贷款(企业的负债增加),然后向银行申请结汇,兑换成外币,向国外设备厂商买进设备。这样的交易记录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就显示为负数。相反,如果该企业生产的运动商品出口到国外,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则会反映在“贷方”一栏。企业出口产品,换取外汇所得,接看将外汇(一般都是美元)兑换成本国货币,用以支付本国员工的新资、营业费用等。
经过一段时间,当一个国家出口大于进口时,出现贸易顺差,出口商为本国赚进了外汇收入;反之,当进口大于出口时,则出现贸易逆差,经常项自中的商品进出口项目出现了以负数呈现的外汇支出,也称为贸易赤字。

国际贸易通常涉及各个国家间国际贸易的清算机制。一般情况下,国际贸易清算所使用的货币,既不是支付国家的货币,也不是受支付国家的货币,而是第三国家的货币,例如中国与韩国之间的贸易清算既不是人民币,也不是韩元,而是美元。这是因为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在全球金融市场交易中最为活跃,交易成本最为低廉,美元汇率避险也非常方便。

因此,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通常会形成该国的外汇收支,其中外汇收入形成外汇供给,而外汇支出则形成外汇需求。一段时间之后,如果出口持续超过进口,外汇供给逐渐累积,国家的外汇储备增加,这通常都表现为美元资产的增加。出现贸易逆差时,政府必须想办法平衡国际收支,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对外举债,向国外投资人发行政府债券给国外投资人,取得外汇。

贸易逆差掀起贸易战争

国际贸易中出口大于进口,形成贸易顺差,这是亚洲新兴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比如中国台湾就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每年不断地累积外汇顺差,外汇储备已位列全球第5。
而中国内地的外汇储备更为可观。截至2011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为3.1811万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到2011年第三季度,全球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达到5.4456万亿美元,因此,中国内地的外汇储备在全球外汇储备中所占的比值高达58.42%。无怪乎,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

尚若说亚洲新兴国家、日本、德国为全球主要的出口国,那美国无疑就是全球最大的进口消费国家。2012年,美国政府共负债15.194万亿美元,是全球中央银行所拥有外汇储备的近3倍。这显示出美国依然面临着严峻的财政压力。2005年世界经济论坛上,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时任总裁约翰·塞恩在谈到当时居高不下的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和财政赤字问题时表示,双赤字是美国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其他地区的“副产品”,他同时表示,这是美国经济引领全球经济复苏所付出的代价。然而他所谓的“副产品”,却是向全球狂撒美元,用以购买全球贸易商品,这样做的反作用就是美元贬值,石油、黄金、原材料及大宗农产品等的价格上涨,形成全球通货膨胀的压力。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统称为“国际贸易不平衡”。国际贸易不平衡也是长久以来国际间频频爆发金融风暴的主要因素之一。

换言之,美国可以名正言顺地高举国际贸易不平衡的大旗,扮演受害者的角色,为它施展更强硬的贸易手段以弥补赤字带来的损失正言。这意味着,在其他国家一再鼓励出口,甚至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出口的情况下,美国以巨额的贸易逆差为背景,可以坚持强硬政策,以“贸易平衡”为幌子,频频挑起贸易战争。例如,近年来美国政府频频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这反映了近年来中国经济强劲发展的事实,美国政府认为中国政府凭借外汇控制,低估了人民币的价值。
美国为了保持其国内经济的繁荣、提高就业率、避免经济衰退,不断加大刺激消费和投资力度,向全球其他国家施展其经济力量。对此它却避而不谈。美国利用货币(利率)和财政两个政策工具,为美国经济增长注入了双重动力。一方面,美国政府通过不断降低利率来刺激消费和投资。降低利率会降低国内储蓄率,从而鼓励民众增加消费和投资;降低利率也意味着减少了企业的投资成本,一般企业向银行贷款的利率降低了,这样会刺激一般企业增加投资,美国人民的工作机会也会增加。

普通民众买东西、投资理财,大多会使用本国货币,对美元贬值或许不太有感觉。不过自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后,美国政府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将大量资金投入全球金融市场及商品期货市场,石油、黄金,以及大宗商品,如咖啡、面包、农产品等,都接连大幅涨价,这就会明显影响到民众的生活。最明显的例子是,2012年3月12日,“中央银行”总裁彭淮南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中央银行”为因应发行“总统”就职纪念金币之需要,于2008年买进600多公斤的黄金,当时国际黄金价格大约为800美元/盘司。然而,以目前1600美元/盎司的金价来看,“中央银行”获利翻了一倍。“立法委员”大为惋惜,质询“为何当时不多买一点?”彭淮南只能无奈地苦笑表示:“这些人都是事后诸葛。”彭总裁这种“千金难买早知道”的无奈,现在一般大众似乎都可以深刻地体会到了。
然而我宁愿相信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的说法。他警告说,目前美国正向世界其他国家无限制地“透支”信用。由此看来,在这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美国的双赤字绝不仅是美国自身的问题,它已经成为衡量全球经济是否平衡的一个参照。

美国政府为了弥补贸易赤字,持续不断地发行政府债券、印制美元,向其他国家购买商品,而出口国家就用实质商品出口赚取的外汇收入,转而购买美国政府发行的债券作为外汇储备。

美元信用过度扩张

我们由此来做一个最极端的假设,假如全球只有两个国家:美国(入超国,进口总值大于出口总值,形成贸易逆差)和中国(出超国,出口总值大于进口总值,形成贸易顺差)。

美国持续入超,形成国际贸易赤字,并且无限制地累积贸易赤字。为此美国不得不持续不断地印制美元,发行政府债券,以此应对不断扩大的贸易赤字。而中国作为出超国,赚取了美元外汇,但出超国别无选择,只能用出口商品赚取外汇所得的美元资产,购买美国政府债券。

美国不断地发行政府债券、扩大负债信用,也凭空增加了全球的贸易总量,美元充斥着全球贸易市场。这就像是一家企业,信用举世无双,拥有无限透支的特权。美国的债权依靠出口国家以购买美国债券的方式所给予的信用支撑着,并非来自美国实质的生产力、劳动力及原材料生产,这就如同虚拟的信用膨胀,国际贸易总额过度增大。
我们在上文提到,“杠杆操作”也是双刃剑,一旦企业的出口销量不如预期,该企业就会面临破产瓦解的命运。国家经济体亦然,欧洲国家(如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由于国家生产力降低、出口竞争力不足,多年来靠着举债度日,加入欧元区后,也不积极减少开支,改善财政收支恶化的情况,如今自食恶果,再次面临破产瓦解的命运。1995年,全球中央银行持有的外汇储备为1.341万亿美元,但是到了2011年第三季度,全球外汇储备高达5.4456万亿美元,其中全球中央银行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在1995年时为6100亿,到了2011年第三季度时高达3.3604万亿。

数据是会说话的,这些趋势都说明,美国政府在毫无节制地狂撒美元,预计最终只有两种结果:一是无限制地供应美元,让出口国美元收入持续增加,一旦泡沫破灭,极有可能形成可怕的“恶性通货膨胀”,出口国将遭受严重的打击,经济发展停滞,失业率增加,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二是美国刻意让美元贬值,形成恶性倒债,造成出口国以货币计价的汇兑换算巨额减损。美元贬值,美国国内生产的商品在国际贸易市场上的竞争力会因此提升,这有助于美国出口贸易的扩张。美元的贬值会使出口国家的货币相对升值,它们的商品在国际贸易市场上的价格上涨,这又将阻碍出口国家的商品竞争力,这样一来全球贸易又要重新洗牌了。
美国为何拥有如此大的权力,可以无限制地透支信用?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信用”概念,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信用债务人,这源于国际贸易中强势美元的主导力量,美国可以毫无顾忌地拼命印制美元,并将其散布于全世界。这样就如同银行给了美国一张无透支限额的信用卡,持卡人只要“信用”无异,爱怎么刷就怎么刷。

然而,美元的强势地位也非一而就,这得益于美国政府及人民的努力,他们抓住了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逐渐成为全球的主导力量。

回溯过去:英主导国际贸易

20世纪初期,全球主要的工业国家在欧洲,那里金融市场及资本市场发达,拥有完善的制度,而伦敦就是全球最主要的金融中心。这一时期,伦敦金融市场已发展成为最有效率的国际贸易清算平台,除了为英联邦成员国提供金融服务外,也给全球其他国家提供金融服务。

与此同时,伦敦也是世界主要资本市场的资金提供者。伦敦当地的银行提供国际贷款业务,当然都会选用英榜作为贷款货币。于是大量的国际贷款都使用英榜计价,自然而然地,其他国家的货币机构,如中央银行及大型私人银行,就会在英国的银行开立英镑清算备用账户,以便国际贸易贷款后续的清算之用。这些账户,就可说是外汇储备的雏形。

一个国家的强盛及繁荣,体现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及其货币的主导权。国际上主要的商品及期货市场就在英国,包括曼彻斯特棉花交易市场、利物浦玉米市场以及最著名的伦敦黄金市场。
伦敦金融市场还提供非常有效率的航运及保险服务,这些都是伴随看国际贸易扩张的其他附加价值服务。顺理成章地,伦敦当时掌控着全球贸易金流与物流的优势,对于从事国际贸易的其他国家贸易商而言,伦敦是取得银行信用及贷款的最佳场所,这就是英镑最鼎盛的年代。

就当时的国际贸易总量来说,以英榜计价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比超过了60%。英榜在国际贸易上的强势地位与现在美元的地位不相上下,而当时的美国就类似于现在的新兴国家。假如美国纽约的商人想要从巴西进口一批玉米,一般情况下,他们之间的交易货币可能既不是美元,也不是巴西里拉,而是英镑。伦敦当地的银行因此在国际贸易的往来中,赚进了大笔的手续费。

英镑作为世界贸易的强势货币,有许多优势,首先就是收取巨额铸币税。现在的美国政府以极少的成本印制钞票,拿来购买全球商品,拥有强势国际货币享有的铸币税特权。

当时,全球其他国家,无论是出于贸易的目的,还是出于储备的自的,只要持有英榜,就要向英国政府缴纳铸币税。对于英国来说,这笔收入相当可观。而对于英国政府来说,英镑纸币不过是印有英国女王头像的有特殊防伪标记的纸张。英国用这些纸张,可以在全世界购买它所需要的一切,相对于所获得的巨额财富,印制这些英镑纸币的成本实在是低廉得可以忽略不计。

一般说来,全球贸易规模越大,对世界货币(当时的英榜)的需求往往也就越大。也就是说,国际贸易的发展大力推动了对英镑需求的增加,而对英镑需求的增加又推动了英镑发行规模的不断扩张,英国获得的铸币税收入因而不断增长。
强势货币还有另一个优势,就是拥有对全球汇率的主导权。英榜是当时的强势货币,英格兰银行自然就成了全球的中央银行。按照常理,当一国经济发生不利波动时,该国政府往往会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从而使经济朝预期方向发展。世界强势货币发行国家的货币政策往往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这使得其他国家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英榜贬值,贸易出口国的货币就会相对升值,那么无可避免地,该国所生产的商品价格就会上涨,从而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失去出口竞争力。因此,各国纷纷采取弱势货币政策,与英榜联系汇率机制就成为出口国家的保护伞,这些采用联系汇率机制的国家更有必要紧盯强势货币,因而基本上丧失了制定国内货币政策的主导权。

例如,当前的强势货币是美元,绝大部分国际贸易采用美元结算。在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前,亚洲新兴国家或地区,如泰国、印度尼西亚、中国香港等,为了稳定汇率,促进出口贸易,采取与美元持钩的联系汇率机制。其他新兴国家或地区,如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等,为了稳定出口贸易,也只能采取被动的因应措施。因此,当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调整货币政策时,新兴国家及出口导向型国家或地区通常会紧跟其调整步伐。美联储升息时,新兴国家或地区也会不同幅度地升息;美联储降息时,新兴国家或地区也会相应降息。这是美国强势货币主导的全球货币政策,其他国家只好咬着牙跟从。

这是新兴出口导向型国家或地区制定货币政策的苦恼。就以现在的国际贸易形势来说,美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利率,美元持续贬值,中国台湾及亚洲其他新兴国家或地区也不得不相应调低利率。否则,一旦新台币升值过快,台湾出口商品相对于美元的报价就会上涨,贸易出口的竞争力就会下降。

伦敦当地银行承兑汇票市场

1870年后,美国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总量已经超过了英国。到了1912年,新兴崛起的美国,经济动力不断增强,商品出口总量也超过了英国。即便如此,纽约当地银行在国际贸易业务中依旧处于劣势。伦敦作为当时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拥有高度发展的货币市场,伦敦的私人银行购买出口商押汇的银行承兑汇票,再转售给其他投资人。在流动性、安全性及收益性极佳的英国货币市场环境下,货币市场交易非常活跃。

银行承兑汇票是进出口贸易商取得银行信用最重要的工具。进口商一旦获得银行给予的授信额度,就可以拿着承兑汇票向银行押汇。出口商就可以将此承兑汇票以贴现方式出售给当地银行或是其他投资人,立即取得营运周转资金。

由于伦敦承兑汇票的交易量庞大,买卖汇票交易活跃,流通性非常好,因此价格(短期贴现利率)稳定。承兑汇票买卖双方都愿意在伦敦市场进行交易。

伦敦金融市场的活跃,也吸引了全球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及金融机构,它们在伦敦当地银行开立英榜储备账户,以方便进出口贸易押汇融资及买卖各种金融交易工具,方便后续顺利进行国际贸易交割清算作业。紧接看,企业的融资以及债券的发行也就自然而然地选择在伦敦金融市场承做,伦敦就成了最佳融资及发行场所,这样就进一步扩大了伦敦金融市场的规模及全球影响力。
因为国情不同,美国金融业的发展可谓一路坎珂。美国早在1863年就颁布了《国民银行法》,美国货币得以统一。《金本位法案》于1890年生效,以确保金币和银币在市场上的流通。然而,美国是新兴独立的国家,鉴于英国私人银行业的超级强大与政治、经济的主导权势,美国国会深恐金融机构、大型企业集团垄断国家资源,担心弱势的小型企业及农民会遭受大型企业集团的剥削,因此规定美国境内银行不得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也不能在自己银行总部所在州以外的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有的州甚至还禁止银行在所在州设立分支机构。在国际金融竞争环境中,这样的严苛限制使得美国金融机构在扩大规模及营运发展上,处于相对劣势地位。一般而言,银行业在对外国商人授信之前,需要掌握他们的海外活动信息,基于庞大的分支网络,英国当地银行的分支机构遍布全球,完全有能力收集到这些海外企业的信息,而美国银行业对此只能仰天长叹。

美联储萌芽

直到1913年美国国会通过《联邦储备法》,美国银行这样的严苛限制才结束,该法也成为美国中央银行法体系的基石。情况这才开始所有改变。美国国会有识之士认为,美国有必要建立一个更加强大而有力的货币体系。最方便直接的方法就是抄袭当时发展最完备的欧洲金融体制。这也是学习先进国家,掌握后发优势的好处。在赴欧洲考察与学习后,美国政府开始构思设立一个以中央银行为中心的国家储备委员会,中央银行有权影响国内的金融形势及货币供给,提供贷款或是有价证券贴现窗口,给陷入困境的银行提供短期流动资金,防范金融机构挤兑的风险。
其中推动改革最重要的关键人物就是德裔美国金融家保罗·沃伯格。1907年底,他在《纽约时报》撰文称,美国需要一个类似欧洲式的中央银行来稳定其金融市场运作。沃伯格有关中央银行的论点与当时华尔街许多金融家的想法不谋而合。为了寻求解决方案,沃伯格开始广泛咨询华尔街巨头们的意见,包括美国信孚银行时任总裁本杰明·斯特朗,美国最大的银行国民城市银行,即花旗银行的前身)时任总裁弗兰克·范德利普,J·P·摩根银行高级合伙人、内部问题解决专家亨利·戴维森,以及华尔街著名私人银行家、高盛公司合伙人亨利·戈德曼。

1914年1月6日,在纽约举行的一场国会听证会上,时任财政部长威廉·麦卡杜听取了戈德曼有关金融改革的意见。戈德曼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意见:纽约必须要有资本雄厚和拥有最高权力的联邦储备系统。他认为,纽约已经是美国的金融中心了,他希望成立联邦储备机构,和英国的英格兰银行平起平坐。他强调,除非联邦储备机构拥有最大权力,否则纽约将无法改变现状,无法扩大国际贸易金融与外汇市场。
另一方面,戈德曼也对纽约银行业潜在的流动性风险有所警觉。在正常营业期间,一旦华尔街有紧急资金需求,纽约当地银行可以直接向联邦储备银行取得流动资金。毕竞美国当时刚刚经历了1907年金融危机,大众在银行存款的疯狂景象在戈德曼的脑海中挥散不去。戈德曼预见到,假如纽约当地的银行面临任何流动性危机,它们可以在一小时内抵达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获得紧急资金援助。但是他说,用“援助”这个字眼非常不恰当。他告诉麦卡杜,贴上“得到援助”这个标签,意味着银行正处在危机边缘,人们一听到银行需要援助,立即会想到他们在银行的存款是否安全。

他认为以贴现方式从联邦储备银行取得流动性资金,应该是银行正常的营业行为,而非得到“援助”。最终,联邦储备银行也采纳了他的意见,设置了“贴现窗口”。联邦储备银行贴现窗口对各家银行全大候开放,只要它们有资金需求,随时可以将手中持有的合格有价证券拿到贴现窗口,以贴现方式取得所需的流动资金。时至今日,贴现窗口依然是联邦储备银行重要的货币政策执行工具之一。

真正推动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建立的灵魂人物还有纳尔逊·奥尔德里奇。他当时是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深信金融改革的重要性,并领导一群专家与银行业界人士组成了金融改革专家小组。在结束欧洲访问后,他与小组其他成员于1911年完成了一份决定性的报告,被称为“奥尔德里奇计划”,主要内容就是有关美国中央银行的架构设计。虽然该计划最终并没有成为法案,但两年后,根据该计划中提出的架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美国国会通过的《联邦储备法》的基础上建立,由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于1913年12月23日签字通过。
另外还成立了一个由地方任命委员会成员的地区储备系统。这有别于奥尔德里奇计划,该储备系统受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监管。联邦储备委员会由7名成员组成,全部由总统任命。

美元走出国境

美国的金融改革如火如茶,联邦储备系统正式成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夏天爆发,战火遍及欧洲大陆。同年8月3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中立声明”。同时美国在战争期间向交战双方出口大量物资,大发战争横财。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让美元成为世界强势货币的话,那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美元走出国境的最重要契机。

战争期间,美国出口贸易额急邃增长,美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粮仓”。美国的公司纷纷在拉丁美洲和亚洲设立分支运营机构,美国从债务国转变为债权国。相反,以英国伦敦为中心的欧洲信贷市场遭受了战争的严重干扰和破坏。大欧洲地区的各国政府忙于战争的动员与后勤的整合,致使贸易所需资金严重遗乏。为满足客户的进口需要,德国和英国的银行不得不转而接受纽约当地银行的背书票据。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因而它拥有当时国际间最为稳定的金融与商品市场,因此,美国的银行所签发的贸易信用票据不仅来自北美、欧洲,还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而对于纽约当地的银行来说,它们所熟悉的货币自然是美元,所以德国和英国的银行所收到的贸易信贷全都要转换成美元。美元就此走出国境,纽约成为全球主要的信贷市场。
但这并不是美元走出国境的唯一原因。自1915年起,由于战争的持续,英镑相对于黄金的价格一直处于剧烈波动状态。国际贸易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稳定的标准计价单位,以一种未来价值并不确定的货币作为贸易计价中的约定货币,很难让进出口商接受。在当时金本位制的货币体系之下,英镑相对于黄金价格的不稳定让贸易商渐渐失去了信心。

未受战事干扰的美元一枝独秀。进出口商开始大量拥抱美元,美国的贸易商、巴西的咖啡出口商乃至整个拉丁美洲和亚洲的进出口商,都认为美元更具吸引力。经历过金融改革后的美国的银行已经可以自由买卖承兑汇票,它们趁机紧紧抓住这个机会,纷纷拓展承兑汇票贴现业务。

1916年1月,英榜地位岌可危。在美国的支持下,英国政府正式宣布英镑与美元汇率挂钩。即便英榜与美元的联系汇率使英国政府能够暂时稳定英榜的价值,但是考虑到战时庞大的预算赤字和英国国内商品价格的快速上涨,它也难以维持人们对英镑的信心。

1918底战争结束时,欧洲地区一片废墟,法国、意大利、德国等欧洲主要国家的经济实力被大大削弱。原本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及世界霸主的大英帝国,虽然战后领土有所扩张,但其对领土的控制力却因战争造成的严重伤亡与物资短缺而大大减弱。英国的经济与国际贸易地位亦受到战争影响,出现了严重衰退,从此其全球金融中心及世界霸主的地位不得不让给了美国。而美国则趁机强大起来,全世界1/3的黄金流入美国,美元成为强势货币,纽约取代伦敦,成为全球实力最强的金融中心。
战后,美国撤回了对英榜的支持,不出所料,由于英榜已无力与黄金挂钩,再加上又失去了美元这个后盾,英榜开始大幅贬值,在一年时间里贬值了1/3。由此可见,全球进出口贸易商当时已将美元视为一种更具吸引力的稳定货币单位,美元的优势逐渐在国际间显露出来。

建立纽约银行承兑汇票市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国际进出口贸易商热烈拥抱美元,将其作为国际贸易的标准计价单位,但是作为贸易押汇融资的美元承兑汇票的买卖交易市场,还是不足以与伦敦市场相提并论。关键就在于流动性,高昂的交易成本让投资者裹足不前。由于缺少投资者,纽约货币市场的交易无法活跃起来,买卖交易报价始终无法具有竞争力。当出口商拿着承兑汇票向银行押汇时,银行无法在第一时间找到买主,因此,必须以自有资金来持有其所发行的汇票,并记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而这样做的结果是,银行持有承兑汇票的成本将非常高昂,因为持有该票据的到期收益(票据贴现收益率)往往不及一般银行借款给贷款方时所获得的利息收入,汇票收益率通常也低于一般银行的存款利率,也就是存款利息成本高于票据收益率。换句话说,银行持有承兑汇票的收益低于吸收大众存款的利息支出,甚至还会阻塞银行对大众放款的资金需求,这对银行的日常经营来说相当不利。
同时,货币市场投资人一般都有保守的倾向,他们过去习惯于购买英榜承兑汇票,对于战后要马上转向购买美元承兑汇票,一开始通常都会犹豫不决,这需要时间,要慢慢熟悉美元及美元投资商品。

斯特朗之手撑起一片天

第一次世界大战让美元走出国境,然而建立足以和英国伦敦相抗衡的货币市场,依赖的并不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而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时任主席本杰明·斯特朗之手。秉承汉密尔顿主义传统,斯特朗认为由联邦政府直接调控金融政策,确实很有必要。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美国开国元勋之一,他是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也是美国宪法起草人之一及首任财政部长。他在外交上主张和包括英国在内的列强修好,建立安定的周边环境;在经济上主张建立先进的金融体系,实行保护主义发展本国工业,让美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斯特朗和戈德曼的观念一样,都看到了用国际贸易承兑汇票市场稳定美国金融市场的必要性。作为联邦储备银行的主席,斯特朗也认识到,伦敦贸易承兑汇票市场可以给英格兰银行一个强有力的支撑,有助于其管理国际贸易信贷业务。在他看来,这一市场的发展壮大将会增强美国实业的竞争力,扩大美国的对外贸易。因此,美联储应全力支持建立一个完善的纽约货币市场。

在斯特朗的坚持下,美联储首先发出通知,要求联邦储备系统的15个地区分支机构以贴现方式购买承兑汇票,换句话说,联邦储备银行以政府的资金介入市场,使货币市场交易更加活跃、流动性更好。联邦储备银行购买承兑汇票可以稳定货币市场,降低贴现利率,而稳定市场和降低贴现利率文有利于货币市场的建立,带给投资人对流动性、安全性与收益性的信心。
20世纪20年代初,斯特朗主导下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是主要的货币市场交易场所。此外,其他一些颇有见识的投资机构也逐渐被吸引到这一市场,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持有大量美元盈余的外国银行(也包括外国中央银行)。很快,承兑汇票就成了他们热衷的短期投资商品。

渐渐地,专门从事承兑汇票业务的交易商开始出现,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当时由保罗·沃伯格担任董事长的国际承兑汇票银行。在市场困顿的20世纪20年代,虽然国际金融市场发育有些缓慢落后,但的确有一些银行设立了子公司,专门从事承兑汇票交易业务,并将这些汇票出售给一般大众投资人,作为其短期投资工具。

美元与英锈平起平坐

回顾这段历史,国际贸易始终是货币强权的博奔舞台。基于贸易承兑汇票市场的逐步发展,美元开始在国际货币舞台上扮演积极的角色,提供美元国际贸易信贷。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美国所有的进出口贸易之中,有超过一半的贸易由以美元计价的银行承兑汇票支撑。

得益于本杰明·斯特朗的努力,投资者纷纷转向纽约市场,关键就在于进出口商现在支付的费用比在伦敦市场所支付的费用比例少了整整一个百分点。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美元承兑汇票被用于第三国之间的贸易以及海外仓储商品的价值,已经与美国本身进出口贸易所发行的美元承兑汇票的价值相当了。这足以说明,美元已经逐步实现国际化。
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欧洲经历了战争的摧残躁,重建所需资金相当庞大。拥有充裕资金的美国趁势做大,当整个欧洲大陆都在寻求海外融资之时,纽约作为首选之地,顺理成章地成为最重要的资本市场。

欧洲政府急需美国的资金注入,但是寻求融资管道的过程一波三折。斯特朗对于欧洲的情况了然于胸。他主动前往欧洲,与欧洲各国政府就贷款问题进行商,同时也派特使出使波兰、罗马尼亚等国。

在斯特朗的坚持和努力下,他与英格兰银行时任行长蒙塔古·诺曼直接进行了国际贸易谈判。针对诺曼推动恢复英镑地位的不懈努力,斯特朗采取的货币政策是,让美国联邦利率在1924~1925年间始终在低档徘徊,提供充沛的美元资金,稳定美元汇率,使美国战后经济持续发展。他们二人虽然在其他领域是盟友,但在货币金融领域,却是不折不扣的竞争对手。斯特朗运用各种可能的手段鼓励各国从纽约获取稳定贸易贷款。整个20世纪20年代,充斥着斯特朗与诺曼的货币博弈。

然而,诺曼也不得不承认,国际资金一直在从充裕的美国市场流向遗乏的欧洲市场。美国的银行普遍为欧洲政府和公司发行债券,并以美元作为计价货币单位,以便出售给美国投资人。它们开设了临街店面,努力向一般散户兜售这些债券。

美国繁荣的幻觉堆起金融泡沫

2008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只能说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的翻版,同样是盲目推销金融产品和金融业的不理性行为,同样也是金融泡沫的警示讯号。那时,完全没有经验且毫无戒心的美国金融机构蜂拥至华尔街,疯狂投资各种新金融产品。其结果是纽约金融机构发放的可疑贷款数量急邃增长。

美国地区银行也大肆进军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贷款质量急邃下降。伊尔塞·明茨在他题为“1920~1930年美境内收放的外国债券质量退化”的研究报告中,描述了当时金融机构所发放的可疑贷款。以德国城市名义发行的用于建造室内游泳池的债券,是一种并不会直接强化偿还能力的流动债券(非自偿性债券),毫无经验的美国银行业推销员疯狂承销这种债券,他们的客户则疯狂认购。古希腊悲剧大师欧里庇德斯说过:上帝欲让其毁灭,必先让其疯狂。

到了1924年,在各国中央银行和政府的外汇储备中,美元所占的比例已经超过英镑,不得不说,由美元堆积起来的金融泡沫已经濒临破灭。在国际货币博弈舞台,货币在国际贸易与金融中的主导地位,被认为是一种强大的优势。一般都认为,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国际主导货币单位的时机未到,事实也是如此,美元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真正成为国际主导货币。但许多数据表示,美元在1925年时的地位已经超过了英镑。

即便这时金融泡沫已经形成,美元在取代英镑的过程中也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比如美国抓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展契机,在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推动市场兴旺的努力下,让美元走出国境。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经济与政治学教授巴里·埃森格林,在他的《嚣张的特权》一书中,更是明确地提到,我们可以将英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受到的冲击,与美国现在的长期预算赤字做对比;另外,将美联储建立纽约贸易承兑汇票市场的努力,与中国现在欲把上海打造成全球金融中心的努力相比较。这样就能很明显地看出人民币在现阶段所取得的优势地位,人民币正准备在全球货币舞台上一展身手。
人民币取代美元,成为国际强势货币,这或许并不符合现在所有人的预期,但在反驳这种可能性之前,我们不妨冷静地回想一下20世纪20年代美国货币金融发展的那段历史。

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

在“喧嚣的20年代”形成的金融泡沫,很快便被戳破了。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经济大萧条,全球金融贸易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随着国际贸易规模的萎缩,美元的国际地位也出现明显的下滑。然而,最发人深省的地方是,造成美国1929年经济大萧条和2008年次贷危机的原因几乎如出一辙。人性的贪婪、政府的放任等迹象都显示,人们未能从历史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大萧条之后,美国国内的产出和消费能力急邃降低,国际贸易交流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萎缩。除此之外,由于全球消费能力大幅降低,各国政府纷纷不遗余力地提高关税,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旗,筑起贸易壁垒,维护本国的利益。
这场风暴的核心就在美国,商品及粮食价格持续下跌,美国东部沿海地区的轻工业商人联手农场主,共同促成了美国国会通过《斯姆特一霍利关税法》。在地球另一边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则大肆宣传他在1919年出版的畅销书《和平的经济后果》中所描述的全球化优势。

同样,在无其他更好对策的情况下,凯恩斯在1931年建议英国政府实施全面关税政策,以此作为拉动国内产品消费的最后手段。1932年,英国通过《进口关税法》,欧洲贸易保护主义的第一枪从此打响。不甘屈居人后的德国,不愿自己的进出口贸易处于劣势,也实施与之相应的关税保护措施。欧洲其他国家也纷纷采取行动,例如荷兰将进口税率上调25%,放弃了传统的自由贸易政策。

由于全球消费急速降温,各国不约而同纷纷采取此类措施。1929~1932年,全球半成品和制成品的产量一下子就减少了20%,国际贸易总量也相应下降了36%。如此一来,在国际贸易融资和货币结算方面,对美元的需求也相应下滑,刚刚建立威信的美元国际贸易市场,受到了严董的冲击。伊尔塞·明茨统计了大萧条对美国的影响,包括美国商业活动的退潮,以及在1930年建立的关税壁垒限制及海外投资潮的衰退。美国对外支付美元债务由1929年的74亿美元大幅减至1932年的24亿美元,美国金融贸易活动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同时,美国投资者所持的新的长期外债支付所得利息与到期本金,从1927年和1928年的每年12亿美元降至1931年的不足2亿美元,到1932年更是只有区区70万美元。甚至,许多在美国发行的海外债券,都已经无法支付本金和利息。由于国际贸易急速降温,海外进出口商人不再使用美元购买商品,对美元的需求大大减少,所以他们也不愿意将所持的余额存在纽约当地的银行,美元的国际地位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美国经济大萧条之所以会产生如此严董的破坏力,关键就在于银行体系的严重崩塌以及国际社会对美元信心的丧失殆尽。过去美国银行业不仅为外国政府和企业提供贷款,还同时为本国的公司、农场主和自治州提供贷款。而出现大萧条之后,他们发现所有这些投资形同泡沫,都已成为违约呆账与坏账。存款户纷纷涌向银行,取回自己的存款,宁愿将它们藏在自己家里的床底下。银行大规模挤兑就这样发生了。

第一波银行挤兑潮发生在1930年的最后几个月里。这一波挤兑潮的风暴核心是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市的考德威尔投资公司。

到1931年,银行挤兑事件在美国各地不断上演。紧接着,全球金融业也无可避免地发生了流动性问题,存款户因此丧失信心,阿根廷、墨西哥、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匈牙利、罗马尼亚、立陶菀、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埃及、土耳其和英国等如同感染瘟疫般,也都发生了银行挤兑。哪里有银行,哪里就有排队领取现金的恐慌的存款户,全球几乎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幸免于难。

在英国,政府官员为银行提供紧急资金援助时,很自然地发出了这样的信号,那就是他们更强调的是金融体系的稳定而不是货币的稳定。面对新的竞争对手美国的压力,在经济大萧条出现之前,英格兰银行以特别优惠条件向德国出口商提供贸易信贷,强化英镑的货币竞争力。而出现经济大萧条后,金融危机逐渐蔓延到德国,德意志银行冻结债务偿付,形同德国政府违约,英格兰银行的流动性立即滞塞。对于伦敦当地的银行来说,这无疑会形成一个资金缺口,而对英格兰银行来说,会造成英国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在其他情况下,英格兰银行会通过提高利率吸引国外资金,以避免外国投资人将英榜兑换成黄金,造成英国国家黄金储备的流失。但英格兰银行也认识到,高利率会使银行的营运成本大幅增加,对已经严重缺乏资金的银行业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所以,英格兰银行拒绝采用货币紧缩政策。然而金融市场上那些持续追踪英格兰银行政策动向的投资人,很快就发现了英镑即将贬值的迹象。
出于货币保值的本能,但也不排除有些是投机客,就在英镑贬值之前,投资人纷纷将他们在英国的资金转移出来,转换成其他国家货币,存到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英格兰银行保持着既独立又严守纪律的传统,依然坚持其不干预市场的策略。除了1930年7月下旬两次小幅上调利率外,它全力抵抗住了英镑贬值的压力,并未再通过利率手段来捍卫英镑汇率。9月20日,英国不得不宣布放弃金本位制,并允许英锈贬值。英格兰银行的货币政策显然是为了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这一决定无可厚非,但英镑的贬值也让英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金融市场对于英镑的信心开始动摇。

英镑的反弹

英镑的贬值激起了人们对美元是否安全的疑问,并将金融压力转向了纽约。不仅私人投资者,连中央银行也纷纷将其持有的美元在第一时间转换为黄金,法国、比利时、瑞土、瑞典和荷兰的中央银行冲在最前面。9月21日,也就是英镑贬值后的第一个营业日,美元兑换黄金拉开了序幕。两周之后,为捍卫美元,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将其贴现率上调整整1个百分点。一周后,再次上调贴现率,同样是1个百分点。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以如此幅度上调利率,这在联邦储备系统短短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坚决捍卫下,英榜兑美元汇率在一周内从1:4.86降至1:3.75,到1931年12月,文降至1:3.25。一向昂贵的英国出口商品如今也变得便宜起来。在投机客看来,1:3.25的汇率是最低位,之后英镑汇率只会上升。而事实也是如此,之后英镑汇率开始适度反弹。由于在支持经济方面不再受限制,所以英格兰银行将贴现率降至2%,即采取所谓的低息货币政策。后来,这一模式也成为其他国家选择的逃跑路线,先是大英帝国、英联邦的其他成员国及英国的其他贸易伙伴,之后是美国,它于1933年宣布放弃金本位制,最后是法国、比利时、荷兰和瑞士,这些都是原先采用金本位制的国家。法、比、荷、瑞在经过种种努力之后,最终在1935~1936年先后放弃金本位制,摆脱了本国货币与黄金挂钩的钳制,以避免投资人挤兑黄金,造成黄金储备的流失。

由于国际贸易量减少,外国金融及贸易贷款总额也相应减少,所以中央银行对于外币的需求也就相应地降低了。当政府和中央银行寻求影响市场结果时,它们更愿意收紧控制外汇市场,稳定汇率,而不是买入或卖出外汇。这一策略上的变化可以让其大幅减少自已所持的外汇数量。
在英国放弃金本位制之前,在伦敦持有英榜储备的比利时国家银行曾问英格兰银行,英镑有没有贬值的危险。英格兰银行的回答是,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比利时国家银行后来不仅抛售了英镑,而且为了为防方一,还抛售了美元。法兰西银行和其他国家央行亦是如此。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元和英镑作为储备货币的重要性已经下降,而在各国央行卖出的外币中,美元占多数。

到1931年末,在全球剩余外汇储备中,美元占40%,而英锈占近50%这一结果看起来似乎有些奇怪,因为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捍卫美元,而英格兰银行为了维护整个金融体系,对英镑未采取同样的捍卫措施。但是美国的经济萧条程度更深,持续时间也更长,因此,投资人对美元的信心也更脆弱。得益于英镑的贬值,英国经济在1932年初就开始恢复,而直到一年之后,美国经济才走出低谷。与英国相比,美国贸易所受的冲击更为严重,纽约承兑汇票业务的萎缩也就更为明显。

这也就是说,英镑之所以能够重获国际主导货币地位,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大英帝国和英联邦成员国家已经习惯将外汇储备储存在伦敦。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英联邦国家来说,这样做是符合经济和政治逻辑的,同样也是一种政治团结的表现。而对于英联邦其他成员国来说,这甚至都算不上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义务。由于美国缺少这样一种帝国主义特权,所以,当危机真正发生时,美元并未获得同样的国际支持。
但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各种国际交易都已陷入不景气状态,而且当时是政治主导经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所以很少有人注意到国际货币博弈舞台的主角已经更换。人们很容易忽略美元已经和英镑并驾齐驱,成为国际主导货币的现实。之后,国际货币博奔进入了决定性的时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预示看世界即将走进一个不可逆转且不可改变的美元主朝。

美元终于登基了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9月5日美国宣布中立,美国总统罗斯福说:“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伟大兵工厂。”接看,罗斯福向国会提出《租借法案》,目的是在美国不卷入战争的同时,为同盟国提供战争物资,使美国成为“民主国家的伟大兵工厂”。战争对物资的快速消耗,导致交战各国大量购买美国生产的战争物资,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到1941年3月美国《租借法案》生效之前,英国已经累计向美国输入了价值20亿美元的黄金,动用了2.35亿美元外汇储备,并且出售了价值3.35亿美元的美国证券。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全世界2/3的黄金掌握在美国人手中。到1948年时,美国官方黄金储备高达21682吨,占世界各国官方黄金储备的74.5%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再次成为一片废墟,英国已经极度虚弱。在这种情况下,富有且强大的美国势必要取代英国的世界货币霸主地位。这种世界超级大国地位的更选交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不仅是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综合较量,也是美元与英榜在货币博弈战局中的一次生死角力。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仅有美国拥有最强大的政治与军事力量,经济力量也未受到任何伤害,拥有占全球一半的工业生产总值,战后也仅有美元可以在全球自由交易,全球其他国家未出其右,美元重登宝座。全世界贸易商文重新拥抱美元,以美元定价、报价的交易在国际贸易中文开始活跃起来。由于美元紧盯黄金,各国中央银行及政府机构认定美元就如同黄金一样值钱。长久以来,我们习惯称美元为“美金”,用来表示美元如黄金般值钱。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历史情结,英镑在英联邦国家内还是美元的主要竞争对手。战争期间,英联邦其他成员国给予英国无限制的信用额度。这些国家为英国提供资源和战备物资,英国则以政府债券作为交换。尤其到了战争后期,英军及欧洲联军已完全耗尽美元储备,再也无法从美国进口物资。战争末期,各国中央银行及政府所累积的英镑储备已经超过美元外汇储备,比例大约为2:1,表面上看来英镑似乎仍然占有超越美元的储备地位,然而其中的2/3却是由英联邦中部分中小国家持有,大多数的英联邦成员国仅是出于战争因素累积英镑。

同时,由于受到战争的,战后的英国已无任何能力生产和制造商品,即使持有英镑也无法向英国购买战备物资。为了维护英镑的强势地位,英国严格管制英联邦其他成员国,不允许它们以英镑交换商品或其他国家货币,主要目的就是防堵美元的势力扩张。然而,当时的国际情势已经相当明显,英榜正渐渐失去其信用支撑。
1914年英镑全盛时期,英国海外债权总额大大超过其海外债务总额,完全无须担忧英镑的稳定性及海外投资的安全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累积了大约150亿美元的海外净负债,儿乎已经是其持有黄金及海外英镑总额的6倍有余。假若其他国家自由转换英镑,英镑的汇率肯定一不振,英国政府的外汇管制措施,是不得不为的保卫英镑政策,然而这却是一个既得利益者的困兽之斗。

布雷顿森林协议

兵者,诡道也。它强调的是在竞争场上智慧的重要性与不可替代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布雷顿森林会议犹如东汉末年的官渡之战,美国的怀特与英国的凯恩斯的对决如同曹操与袁绍两军相持于官渡。曹操奇袭袁军,继而击溃袁军主力,从此奠定了曹操一统中国北方的基础。

而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美元“挟天子以令诸侯”,号令天下,莫敢不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被战火摧残,全球明显缺乏有信用基础的其他替代货币,这意味着全球仅有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系统,没有其他任何选择。曾经拥有世界货币霸权的英国最了解权力的滋味,也知道美元蠢蠢欲动,随时准备取代英镑。为了避免美元占尽优势,英国开始找寻任何可能的途径,制约美元的主导力量。战争致使英国几乎被德国吞没,丧失了绝大部分的经济力量及生产力。在国际政治与经济竞争舞台,谁强谁弱,一目了然。因此,英国意识到现在只能寄托于智慧的力量,而非经济力量。英镑与美元的霸权之争终于演变成了一场场面盛大的国际盛会。而这智慧的力量,最终指向英国在全球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是大英帝国的诸葛亮,是近代史上起决定性作用的货币战争的要角。
1944年7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近尾声,全球45个国家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了联盟国家国际货币金融会议。在这个历史性的会议上,美国赤裸裸地改变了全球强势货币的原貌,从此美元拥有了国际货币的实质地位。

会议激烈争论的焦点就是英国的凯恩斯计划和美国的怀特计划。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英国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他也是英国的首席谈判代表。他提出的凯恩斯计划代表了英国利益,向美国推销了一套全新的世界货币信用方案。在此方案中他设计了一个国际清算同盟,由清算同盟发行统一的世界货币,凯恩斯把这种超主权货币称为“班科”(Bancor),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以其所持有的班科进行国际贸易,并维持本国货币与班科之间的稳定汇率。最后,各国之间的贸易差额以班科结算。这实际上就像是一个两个层级的中央银行体系,清算同盟充当了世界级中央银行,它与各国央行之间的关系就像一国中央银行与其他商业银行之间的关系。

班科的设计就如同大家从小玩到大的大富翁游戏,这个游戏的英文名字“Monopoly”就是独占权的意思。由超国家组织国际清算同盟来分配国际贸易的资源,发行统一的世界货币,是独占权的一种表现。这就是全球版本的大富翁游戏。首先这个大富翁游戏的货币单位就是班科,每位玩家按照游戏规则分配到一定数额的货币,玩家再利用这些货币进行交易及投资。游戏的过程就像是信用市场交易,可以抵押房产给银行以换取现金贷款,当然最后如果玩家管理不善,没有足够的现金偿付债务的话,那就只有破产了。玩家破产退出游戏就行了,但国家的破产就会引发涉及违约、债务重整的国债危机。
此架构箭头直指美国政府。由于国际清算同盟账目上所发行的是固定的货币班科,既非美元亦非英镑,也不是其他任何国家的货币,因此能够有效地避免任何一个国家无限制地扩张国际贸易赤字、扩大国家负债。相对地,国际清算同盟也不鼓励其他国家长期扩大国际贸易顺差,若顺差过大,必须缴一部分的班科或他国货币给国际清算同盟,这就类似于缴贸易税,借此达到全球各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英国当时最担心的就是,美国政府凭借国际货币的强势地位和信用,毫无节制地扩大国际贸易的规模,造成全球通货膨胀的隐忧,损及他国利益。单就这一观点来看,英国政府的确是颇有先见之明。

美国政府的谈判代表是美国时任财政部副部长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有意思的是,怀特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忠实信徒。尽管怀特本人非常崇拜凯恩斯,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国家利益问题上保持异常清醒的头脑。怀特成长在波士顿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之后留校担任助理教授。

1934年怀特进入政府机构工作,首先在财政部任职经济分析师,慢慢地爬上了财政部长助理的职务。得益于过去的学历及专业背景,在这场全球货币角力场上,怀特表现出的聪慧敏捷,使得他足以应对如此快速多变的国际经济情势。财政部部长称许他精力旺盛、反应灵敏且充满智慧,凯恩斯则以高高在上的口吻评论他说,怀特算是美国财政部内具有建设性头脑的一员。以凯恩斯拥有的全球声望和地位,这样的说法也算是一种被动式的称许吧。怀特意志坚强,个性接近固执,对于国际货币系统也有深入的了解,他曾经比较过1880~1993年之间的美元与法国法郎。毕竟大部分美国人的祖辈都是欧洲移民,他们对于欧洲老师凯恩斯的这一套理论太熟悉了,明知就是个空城计。更重要的是,在当时国际局势的背景下,怀特手握美国强大的军事、政治与经济的尚方宝剑,这场博奔的胜负早已决定。

凯恩斯眼中的世界货币:班科

英国的诸葛亮在此架构下,挖空心思地设计了一出空城计。凯恩斯的计划,企图从理论上解决黄金供应受自然开采的限制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相对于金本位制,这种纯信用的货币体系的确是更加先进,且具有开创性,但实际上这个计划一方面是为了英国的利益着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扼制美元的强势,以防其独占权力。

首先,依据凯恩斯的设计方案,各国获得班科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根据各国的经济与国际贸易实际情况,由清算同盟直接向各国中央银行发行,清算同盟就像是大富翁的庄家。最初班科的分配比率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三年内的进出口贸易平均值计算,之后根据各国经济的增长而相应地增加班科数量。这对英国相当有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国还是国际贸易大国。另一种方式是缺少班科的国家向班科盈余的国家借款。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经济严重受创,战后负债累累,但是如果按照二战”前的经济规模来算,英国可获得班科的占比为16%,再加上殖民地,整个英联邦国家占比高达35%。凯恩斯在这方面的确是老谋深算。然而问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英国黄金储备已经消耗殆尽的情况下,获得班科并不需要支付黄金,黄金在事实上被超主权货币体系排除在外。这也就是凯恩斯始终反对金本位制的原因。同时,他一厢情愿地认为,英国能够毫不费力地获得班科,凭空向美国换取战后重建资源。就在这紧要关头,凯恩斯推出了这个英国版本的空城计,用来牵动美国的错误判断,以达到为战后英国排难解危的目的。

凯恩斯最初的设计是由国际清算同盟发行总计260亿美元的班科(相当于现在的大约为16万亿美元),这样庞大金额的班科发行量已经远远超过整个美国的商品与服务的总产出量。凯恩斯一厢情愿的安排,让美国深感忧心,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若采用凯恩斯的设计,那么美国费尽心思积累的全部黄金储备,就会在一夕之间化为废铁。除此之外,通过发行班科,英国占有的国际贸易信贷比率高达35%,相当于英国不费吹灰之力,直接牟取了美国整个国家的产出总量。然而,无论凯恩斯的计划在学术上有多么先进,它毕竟损害了美国的利益,这一点美国绝不可能接受。

美国展现了强势的作风,虽然没有直接拒绝凯恩斯的建议,哈利·怀特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怀特计划,其核心是战后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坚持金本位制,即“谁拥有黄金,谁来制定规则”。就在英国的筹码推出来后,怀特十脆直捣黄龙,攻破凯恩斯的空城。
怀特的自的当然是由美国来主导,建立以黄金储备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除了美元,其他主要货币发行国家,如德国,缺之开放的金融市场,法国当时金融市场极其不稳定,英国不仅缺之开放的金融市场,而且其金融市场也不稳定。换句话说,放眼全球,已无足以与美元相提并论的货币。

经过20天的激烈争论,最终达成了以美国怀特计划为主,以英国凯恩斯计划为辅的货币协议,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确立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美国联邦储备机构承诺美元和黄金的克换比例为:1益司黄金=35美元,即1美元的黄金含量为0.888671克。因此,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成员国货币则和美元挂钩,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自此之后,除了英联邦各成员国外,美元不但成为唯一的强势货币,也占据了全球支配地位。但协议也接受了凯恩斯的部分创新建议,例如重新分配贸易资源以扩大国际贸易信贷的规模,由特定的超主权机构监管其配额。

接着,在怀特的坚持下,把国际收支信贷发行规模由260亿美元下降到85亿美元,由新的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监督管理总体贸易资源,美国强势要求占有此贸易总资源的最大占比,以显现全球最大经济体的权威。同时,它要求英国在5年内开放对英联邦各成员国的英镑管制,允许各国以英榜或其他货币自由从事国际贸易。英国别无选择,只能接受。

到了这时,胜负已经尘埃落定。怀特计划的胜利验证了货币战争赢者通吃的不变定律。无论凯斯特个人的地位多么崇高,英国政府也只能俯首称臣。
布雷顿森林协议于1945年12月27日付诸实施,1946年5月国际货市基金组织正式成立,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重建计划的一部分,于1947年3月1日开始正式运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及世界银行(WorldBank),统称为“布雷顿森林机构”。至今差不多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其金融及货币政策都会受到这三家机构的影响。

紧接着到了1946年,美国拒绝捍卫英镑汇率。这时英国政府再次派出凯恩斯作为说客,他极力说服美国政府放弃要求英国归还战争借款。他说,1如果美国非要英国归还战争借款,这相当于让英镑大幅贬值,换句话说,这相当于英国以极低的价格向美国倾销商品,会冲击并扼杀美国相关产业的竞争力;而如果美国不放弃金本位制,英国由于缺少黄金,将无力购买美国的产品,因此美国的出口也将受到抑制,出现经济萎缩。凯恩斯这次的说辞显得无力,充其量只是欠债的人想要赖债的一种借口罢了。

然而,美国却坚持要求英国解除对英镑的严格控制,坚信一旦英国开放市场,将会有助于美国商品的出口。最后的结果却是,凯恩斯并未能严拒开放英联邦成员国的英镑管制及市场的要求。这样的结果再次显现出凯恩斯对美国国情缺乏深入了解,因而误判了形势。他以为说服美国政府放弃要求英国归还战争借款之后,同样,美国国会必然会通过对英国让步的议案。然而,当美国政府将倾向于对英国让步的议案送进国会时,国会随即将议案退回,完全不予理会。
1947年7月15日,英榜正式解除管制,外国居民争先恐后地把英榜换成美元,用来交换美国进口商品。一个缺乏黄金储备加上海外负债至少25亿美元的英国,完全无法抵御英镑国际储备在一个月之内流失了10亿美元。英镑贬值幅度之大,连英国保守党领袖都表示:这已经将英国带入了万丈深渊。眼看事态严重,一个月后,英国政府开始回击,但为时已晚,英镑从此一蹶不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国际情势,让美国及美元占尽优势。由于美国信用如金,美国政府完全不用担心外国人将持有的美元转换成黄金。随之而来的是,各国中央银行扩大美元外汇储备,美国政府甚至可以坐享国际贸易赤字,这就是美元铸币税的威力。

马歇尔计划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大国如英国、德国、法国,和亚洲的日本,都已经是高度工业化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与日本遭受了严重的战火破坏,濑临崩溃,极度需要进口民生物资(如食物、燃煤),稳定社会体制,遭受破坏的经济生产力也需要资本重建。虽然得到了联合国及美国的一些贷款,但那毕竟还是有限资源,而且援助期限较短,随时可能会断粮。美国政府的一些决策官员认为,只要他们将战时的军备工厂转型为工业生产工广,那么欧洲和日本应该可以马上生产出口商品,赚取美元,并用来购买美国出口的商品。全球购买美国生产的商品,强化美元的地位,这符合美国最重要的利益。
不过,工业的转型需要时间和资源,首先需要进口建设厂房的设备及原材料等,然后展开生产线,最终才可以出口赚取美元外汇。这样简单的逻辑也开始散布在各个国际组织及美国国会的讨论议题中。

一个国家在面临严重资金短缺时,通常会采取外汇管制以防止资金外流,下一步就是实行全面经济管制、提高关税贸易壁至。在当时战前全球经济不景气时,各国纷纷采取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换句话说,各国相继撑起贸易保护伞,只管自己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如此一来,产生了种种经济上的歧视政策,也带来了国际贸易战,各国之间的贸易矛盾与冲突也更加严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如果发生同样的情况,将严重影响美国的利益,美国政府官员及一些有志之士深知这种情况的严重性,对于刚刚取得全球军事、经济及货币霸权的美国来说,这也是无法接受的。当然在所有重建过程中,美国无疑想要扮演最重要的“救世主”角色,这是因为无论是获胜的同盟国家或是战败的轴心国家,除了美国以外,全部都被战火摧毁,百废待兴。而在国际经济秩序重建时,国际金融秩序的重建更是重中之重,若是没有国际间的通用货币(明白地说就只有美元了),那么国际贸易往来与重建资源的兑换计价等一切的一切都将成为海市蜃楼。

而对美国来说,另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面对的情况最大的不同是,“冷战”开始。当时美国政府中的很多人士对苏联行动的怀疑情绪日渐加深,他们预计到了未来世界的两极化格局,也就是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阵营和另一个以苏联为核心的共产主义阵营,针对苏联的遇制政策成为主流思想。国际间的合纵连横策略思维逐渐兴起,合众弱以防一强,即联合多个国力较弱的国家一起对付一个国力较强的国家。就以当时的国际情势而言,合纵的策略所针对的自标,当然就是以苏联为主体的共产势力。
美国政府针对欧洲的重建推出了“马歇尔计划”,针对日本的重建推出了“道奇计划”。计划的名称分别来自美国时任国务卿马歇尔,以及当时底特律银行的总裁道奇。虽然道奇计划并不如马歇尔计划出名,但就对国际贸易发展及后来的影响力而言,并不输于马歇尔计划。

1947年夏天,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应如何援助欧洲各国经济复兴的演说时,提出了经济援助计划。他指出,美国需尽可能地帮助这个世界恢复正常且健康的经济环境;当经济发展不健康时,就不能有政治的安定与确实的和平;美国的政策不是为了反对任何国家或任何主义,而是反对饥饿、贫穷、失望和扰乱。

马歇尔的演说极其说服力,立即获得了国会的支持。1947年7月马歇尔计划正式启动,第一年就顺利地吸收了美国大约1/10的联邦预算。直到1951年为止,在这段时期内,西欧各国透过参加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也就是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前身,总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0亿美元。若考虑通货膨胀因素,那么这笔援助相当于2006年时的1300亿美元。

马歇尔出身军事世家,父亲在内战期间是南军肯塔基州奥古斯塔市的国民兵,长大后的马歇尔也是一生戎马。1947年时,他依靠战绩累积了个人声望,在当时已是著名的政治与军事家。面对国会的质询,他从不讳言自己的人生哲理: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同样,他积极推动以牺牲小我的精神帮助欧洲战后重建,将欧洲拉人西方阵营,完成大我。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对欧洲的重建多是以赠款方式,而不是贷款方式,这对欧洲的经济复苏帮助很大。马歇尔计划另一个重要的意义是,美国通过该计划,在欧洲地区释出了大量的美元,让美元在布雷顿森林协议之后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货币。美元能够深入欧洲、遍布全球,马歇尔计划在其中起了最关键的作用。

此外,通过这些贸易及各项援助(包括对日本及中国台湾的援助),美国的商品能大量地输往世界各国的市场,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一直都能享有巨额的国际贸易收支盈余,确保了美元的强势地位。这并非言过其实,甚至有经济学家坦言,美元确立为国际货币的转折点,并非布雷顿森林协议,而是马歇尔计划中的固定汇率标准制。

更令人意外的是,马歇尔计划长期以来也被认为是促成欧洲一体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该计划积极地消除,或者说减弱了历史上长期存在于西欧各国之间的关税及贸易壁垒,同时使西欧各国的经济联系日趋紧密,并最终走向一体化,最后促成了欧元的诞生,这应该是马歇尔当初始料未及的吧。

为了累积外汇储备,支付进口贸易,国家必须维持国际收支盈余,这对于20世纪40年代的欧洲及日本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国际收支有盈余的国家必须借出多余的盈余或是进行海外投资,以维护美元国际货币的地位。
做个比较,当代中国正如同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拥有强大的国际收支盈余,同时也希望人民币走向国际化。为了让其他国家可以取得人民币,中国必须借出多余的盈余或是进行海外投资,使人民币遍布全球,这是货币国际化的必经之路。而这也是让中国政府官员大伤脑筋的“特里芬难题”。

特里芬难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和日本的经济恢复得很快,它们将全部精力投注在出口及经济成长上面,进口所需的美元储备更是快速累积起来。至20世纪50年代,战后德国加强投资,降低生产成本,重新启动出口引擎。法国有样学样,努力发展出口,靠着法郎的贬值而顺利转型。这样的努力所获得的成果很丰硕,德国与法国很快就从战后废墟中站起来,经济复苏的脚步加快了。

然而,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美元短缺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战后一不振的英国却是举步维艰,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实行革新后,英国的发展才正式步入正轨。发展经济需要钱,经济的高速增长、国际贸易的急邃扩张,都必然伴随货币需求的高速增长。事实上,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如黄金,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他们以美元为基础发行自己的本国货币,大量的货币需求使得美元被大量输出到欧洲和日本。

客观地讲,战后美元大量输出,遍布全球,一方面促进了世界各国经济的复苏与增长;另一方面,对于美国来说,只要源源不断地印刷美元钞票就可以从世界各地“买”回巨额实体财富与商品。世界各国经济快速增长,美元发行规模也相应地出现了快速增长,但黄金的增长却非常有限,也就是说美元的增长远远超出了黄金的增长。美元相对于黄金出现了不平衡增长,一般人对此都会产生疑虑,对于美元的信心也逐渐减弱。
因此,美元应当相对于黄金贬值,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又要求美元必须保持稳定与坚挺。国外大量囤积美元,其数额已经远远超过美国持有的黄金储存量,随之而来威胁到了国际货币机制的稳定及国际贸易的平衡。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海外负债就已超过了黄金存量。当时如果各国中央银行要求美国财政部将本国手上的美元兑换成黄金的话(1盘司黄金=35美元),那就会造成名副其实的黄金挤兑。20世纪60年代末,确实有国家如此怀疑而真的要求美国政府兑换黄金。

出生在比利时的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早在1947年为美联储准备研究报告时,就曾警告黄金与美元挂钩的危机。之后,他在欧洲合作发展组织担任经济学家,并在美国耶鲁大学担任教授。他在《黄金与美元危机一一自由兑换的未来》一书中指出:“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虽然因此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累积沉淀,对美国来说就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相对于黄金兑换的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论。”
这一内在矛盾在经济学界被称为“特里芬难题”。他提出的解决之道与凯恩斯所倡议的班科理念类似,主张创造一个全球都能接受的超主权货币。不幸的是,在他那个年代,美元强势地位无可比拟,美国政府当中没有儿个人买他的账。

美国债多不愁

20世纪60年代,欧洲及日本等出口大国累积了大量的美元资产,美国已经到了举债度日、债多不愁的地步。现在其他国家必须开始思考:美元到底值不值钱?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就如噩梦般困扰着各国政府及投资人。

美国持续的财政赤字引起了许多国家的不满,其中尤以法国时任总统戴高乐的言辞最为激烈,他认为,美元享有过分“张的特权”,美国政府对国际收支赤字实际上毫无作为,只知用印制美钞的方式来弥补;而其他国家,一旦发生了财政赤字,只能采取其他经济调整措施,还要忍受失业率增加和经济下滑的痛苦,只能节省外汇,以备不时之需。

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后,为了挽救美国经济,美联储推出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面向全球狂撒美元,造成美元的大幅贬值,全球政府及投资人文再次对美元失去信心。果不其然,2009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文章中提及国际储备货币中存在的特里芬难题,进而提出以超主权储备货币替换主权储备货币的构想。从这一刻开始,人民币国际化的议题渐渐浮出台面,特里芬教授的话,总算全球都在听了。
当今的情势相较于20世纪60年代,最主要的差异在于:20世纪60年代美元独强,其他货币别无选择,只能唯美元马首是;而今日全球有较多的强势货币可以选择,欧元、日元、人民币,甚至印度卢比等,各国外汇储备的资产不再局限于美元储备,而为一篮子货币所取代。因此,在国际货币稳定机制之下,各国中央银行可以渐进式地调整外汇储备,实现最佳资产组合。

第一次美元危机

20世纪60年代,除了美国,其他国家没有较具规模的金融市场,黄金成为除美元外的最佳资产,但是黄金时时处于供应不足的情况。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国在越战的军事动员上花费很大,不得不加印美元以应付日益攀升的军费。假如其他国家共同约定不将美元兑换成黄金,国际货币机制或许可以维持一定时期的稳定,等待后续解决之道。

然而事与愿违,由于黄金的匮乏,各国对于美元兑换黄金的价值开始产生怀疑,认为这是美国政府的欺骗行为,果不其然,黄金价格开始大幅上扬。1960年10月,爆发了战后第一次大规模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美元危机。大家都在为自己的最大利益着想,这可攸关国家利益,先抢先赢。

美国政府请求其他国家予以合作,共同稳定金融市场。但是为了保值,各国政府纷纷扬言准备拿出自己的美元储备,兑换成黄金。为了抑制金价上涨,保持美元汇率,减少黄金储备流失,防惠于未然,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纽约分行时任总裁查尔斯·库姆斯,代表美国政府,与英国、瑞士、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的代表进行了商。
各国虽然与美国有利害冲突和意见分歧,但美元危机直接影响国际货币制度,也关系到各国切身利益,因而他们纷纷采取了协调冲突、缓解黄金挤兑压力的态度。在美国的强力坚持下,黄金总库于1961年10月建立了。协议规定,这8个工业国家的中央银行共同拿出价值2.7亿美元的黄金,由英格兰银行作为黄金总库的代理机构,负责维持伦敦黄金价格,并采取各种手段阻止外国政府持美元外汇向美国兑换黄金,同时,倘若黄金挤兑真的爆发,作为交换条件,各国政府将要补偿美国一半的黄金损失。

这种不对称的黄金总库协议就像是一道大水坝,其作用是防止水库内的水泛滥成灾。8个国家绷紧神经,严阵以待,防止一场大灾难的发生,黄金总库可以备而不用,只要没有国家大量兑换黄金,大家就都可以松一口气。1964年,由于苏联及南非的黄金产量大增,对于黄金总库而言,毫无兑换压力,美元危机也暂时得到了缓解。

黄金总库溃堤

墨菲定理指的是,事情如果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少,它总会发生。自1965年起,黄金产量大减,伦敦黄金市场价格大幅上扬,加上越战,美国军费开支剧增,国际收支状况进一步恶化,黄金兑换危机声四起。黄金总库会员国家必须拿出自己的黄金出售,以防止伦敦黄金市场价格上扬,同时还要补偿美国一半的黄金损失,黄金总库的大坝濒临溃堤,就要泛滥成灾。
意大利首先行动,他们将持有的美元向美国财政部兑换成黄金,以弥补他们在伦敦市场出售黄金带来的损失。同样,对美国从来就没有好感的法国更绝,干脆在1967年初直接退出了黄金总库的操作机制。据传闻,这是法国时任总统戴高乐将军直接授意执行的政策。

信心一旦溃堤,大家对于美元的前景就由心理层面的忧心转变为实际行动了。倾向保守稳健的法国政府官员对于美国的不负责任特别不满。为此,戴高乐的财政顾问雅各布·吕夫慷慨激昂地重提金本位制,并认为那是解决目前纷争最好的办法。

长期以来吕夫都以金本位制的守护者自居。自20世纪30年代起,吕夫就在法国银行任职,一直升任至副行长,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被解职。吕夫对金本位制中最核心的操作机制了然于胸,他坚定地认为金本位制可以避免任何政府操弄,也是最稳定的货币系统。

除此之外,更令吕夫忧心的是通货膨胀的后遗症,法国在20世纪20年代高通货膨胀率的阴影始终存留在他的脑海里。当年他在法国银行任职时,就建议政府缩减预算,使法郎贬值,最终让法国成功度过高通胀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纳粹德国占领下的法国维希政府放逐。战后戴高乐政府取得政权,法国文再次面临通货膨胀的隐忧,就在这时政府重新召回吕夫,草拟经济稳定方案。吕夫的对策还是缩减政府预算,使法郎贬值,这种对政策的坚持,使法国再度成功地度过了这一痛苦时期。

此次胜利后,戴高乐总统对吕夫在财经议题上的意见言听计从。20世纪60年代,吕夫发表了超过80篇有关货币的文章,这让他赢得了全法国的知名度。19%65年,戴高乐在媒体上大肆抖击美元,认为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统纯然是“滥权又危险至极”,并强烈地支持回复金本位制,背后的理论支持,毫无疑问就是来自吕夫。
争论不休,国际黄金矿脉的产量有限,根本不足以应对国际贸易不断增长的脚步。吕夫的建议是提高黄金价格。换句话说,由于美元是钉住黄金兑换价格的,提高黄金价格就是让美元及其他各国货币相对贬值,这样就可以搭配国际贸易的增长,调整美元相对于黄金的兑换价格,稳定国际货币系统。同时,美元相对于黄金价格的调整,也可以慢慢平息投资人挤兑黄金的危机。

但这种建议也存在隐忧,黄金一旦升值,预期未来升值的空间将会持续扩大,黄金价格狂的风险也将随之而至,同样会危及稳定的货币系统。而法国已经在暗中慢慢地累积黄金储备,黄金的升值将会给法国带来直接的好处。

另外,对苏联和南非等黄金生产国家来说,黄金的升值就像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会让它们大大受惠。难怪苏联政府的《真理报》在当时大大赞扬戴高乐的天纵英明和真知灼见。法国政府的坚持反映出在那个年代,缺乏对于国际贸易扩张的真正需求,黄金类似原油或其他天然资源,来自于天然矿脉,仅在有限的地区出产,当全球的发展需要扩张国际贸易需求时,黄金储备永远不足以应对国际贸易扩张的脚步,货币与黄金挂钩确实有其先天上的缺陷。
无论如何,在20世纪60年代,各国的中央银行,尤其是出口旺盛的国家的中央银行,为了填补黄金储备的不足,总要购买其他国家的政府债券。法国提出恢复金本位制或许并不务实,但也显现出其他解决方案的必要性。

德国的立场就比较务实,态度上倾向于维持现有的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采取务实政策,无时无刻都积极表现出忠于西方阵营的态度。卡尔·席勒教授算是异数,他于1966年起担任德国经济部长,不在乎其他政府官员的异议,他积极反对美元滥权,跟随戴高乐总统的步伐出售美元、买进黄金。讽刺的是,德国当时就如同今日的中国,由于出口带动的大量贸易顺差,德国当时是全球持有美元最多的国家,一旦美元失去主导地位而大幅贬值,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德国自己。

英国政府普遍认为英榜已是日暮低垂,美元将跟随其脚步,前景黯淡。早在1962年,英国就重提超主权货币班科,提议创造一个组合货币单位,作为中央银行除美元外的替代储备,最终取代美元。在一定的汇率基础下,各国中央银行可以将此种货币单位自由转换成流通货币。但英国政府的私心显而易见,企图以新的货币单位来代替已经日薄西山的英榜,以避免任何可能出现的英镑危机。但当时英国在国际货币系统中,已经很难取得发言权了。

各国的抗议并未给美国带来太大的压力,美国政府仅仅是重申了美国的立场,承诺美元与黄金紧密挂钩。同时美国也采取了一些必要的防范措施:要求国防部的军备采购以美国商品为主;对外援助款项直接用于采购美国商品;对私人企业海外投资施加压力,削减他们海外投资的规模等。
这些保护措施都伤害到了自由经济及国际贸易的流通。而且这些保护措施得以防正美国国际贸易赤字的进一步扩大,而美国政府同时文想输出美元,以维护美元国际货币的地位,两者不可兼得,再一次面临特里芬难题。

无可讳言,墨菲定律也可以用在美元身上。

超主权货币纸黄金的概念

美国绞尽脑汁,还是无法解决特里芬难题,绕了一大圈最后文回到伟大的班科理念上,并赋予它一个较有创意的名字:“纸黄金”。肯尼迪总统在主政时期,特别指派特里芬教授领导特别工作小组研究美元难题,此时特里芬教授毫不犹豫地将组合储备单位的概念提上台面,希望能为美元问题提出长久的解决之道。问题是,特里芬教授的组合储备单位概念并不符合美国人的利益。长期享有国际货币地位的美国政府怎么可能轻易放弃美元独霸全球的特权?!

美国政府官员中的反对派就有曾经是银行家的时任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狄龙。美国财政部在狄龙的强势领导之下,主要推出三项政策:首先,欧洲国家必须对美国驻兵欧洲的费用承担更多的责任;其次,美国可以采取征税及壁至政策积极支撑美元的主导性;最后,美国必须给欧洲施加压力,避免他们以美元换取黄金。这些政策明显与特里芬教授主导的研究小组的想法不同,狄龙质疑特里芬教授提出的货币单位是否真的务实可行,这很显然是他的霸权心态在作票。
然而,自1965年开始,苏联和南非的黄金产量大减,特别是在法国总统戴高乐发表了对美元强烈不满的谈话后,各国对于美元的信心溃散。十国集团(最早称为G-10)开会讨论货币改革议题,主要就是针对美元独揽国际货币大权的地位提出改革意见。

会议中,美国与英国共同建议由多国联合起来,发行一种新的国际储备货币“纸黄金”,顾名思义就是以黄金为兑换基础的货币。这种国际储备货币的分配按各国的实际经济情况确定比例,完全与黄金脱钩,这样就可以弥补黄金的不足。显然,美国此次提出的国际储备货币与1944年被美国否决的凯恩斯计划中的班科概念如出一辙,只不过这次被他们改名换姓后拿了出来,虚与委蛇地与各国商,最终美国政府还是不乐见这种超主权货币真正运用在国际贸易上。

美国和英国的提议遭到了以法国为首的西欧6国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问题并不在于国际流通手段不足,而是美元泛滥。因此他们反对创设新的不受黄金约束的储备货币,主张让黄金升值以扩大国际贸易基础的架构,而这显然是英美两国所不可能接受的。10个国家经过纷纷扰扰的讨论,最后在1965年夏天发表了毫无约束力的会议公报作为结论,强调在采取行动前需要搜集更“广泛的意见”。

1965年4月,亨利·福勒继狄龙后担任美国财政部长。他认为美元与黄金挂钩的现存制度并非长久之计,同时他向欧洲国家传达了自己的理念,表示愿意开诚布公地坐下来讨论国际货币制度改革。

这次讨论透过两种管道进行:一是由德国中央银行(即德意志银行)副总裁所领导的特别任务小组;另外一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董事会领导的特别任务小组。福勒显然愿意接受英国的建议,创造一种新的国际储备货币。相反,法国的黄金升值理论并没有受到各国的青,讨论过程中,两方阵营频频发生摩擦,它们都坚持已见,毕竞国际货市改革议题牵涉到自己国家的利益。然而频繁爆发的美元危机,实际损害了他国的利益,如果美元丧失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当时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可以取代美元,那最终会造成世界货币体系的紊乱,世界各国的利益都会遭受损失。
最终,美国一手导演了愈演愈烈的美元危机,并利用时机,胁迫各国接受“特别提款权”方案。

特别提款权

1967年8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上,各国财政部长终于在美国坚持之下,达成共识,授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一种记账形式的债权凭证,并称之为“特别提款权”。这个超主权货币,可作为美元及黄金外的储备资产。特别提款权的雏形就是纸黄金,因此,这个国际货币改革共识就是让特别提款权与黄金挂钩,以稳定货币基础。

新的特别提款权以现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的投票权比例分配货币数量,成员国可以使用特别提款权取得贸易信贷。其他国家则有义务接受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账户内记录特别提款权的债权交易。换句话说,各国的特别提款权的交易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账户内进行清算作业。配合国际贸易总量的增长,不需要完全依赖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同步增加发行特别提款权的单位,为各国提供额外的储备,用以支撑其进出口贸易的收支。福勒自认为这是其个人在财政部长任内最伟大的成就,称这是国际货币体系自布雷顿森林协议签订以来最具有企图心且最重要的努力成果。
特别提款权的设计似乎满足了各国的心愿,但也有几个问题。特别提款权仅可在各国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进行贸易清算,并不能普遍使用,非政府组织、机构或企业就不得使用特别提款权。因此,各国政府在私营部门的交易(国际金融或贸易)就不能使用特别提款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增加发行特别提款权时,必须事先取得超过85%的成员国的一致同意。法国坚持这点,因为法国认为欧洲国家整体投票权重已超过15%,因此,欧洲可以有效预防特别提款权的超额发行,进而避免通货膨胀的风险。

然而,各个国家对于特别提款权的实行,还是存在诸多疑问。法国政府认为,特别提款权解决了美元特权的问题,但却没有解决减轻美国政府现存的贸易赤字的压力。德国特别担心,一旦特别提款权发行增长过多,可能会带来通货膨胀的后遗症。发展中国家则说特别提款权应该更多地分配给最需要的国家,发展中国家正是最需要特别提款权的国家。大家各说各话,特别提款权还未真正实行,全球就已经议论纷纷。而这样的货币一旦真正发行使用,是否可以稳定全球的货币基础、带给全球信心,还是个未知数。

讨论不休,特别提款权的最终方案终于在1968年5月正式通过,但直到1970年1月才第一次正式发行。从一开始,美国人就不希望特别提款权发挥过大的作用,美国只是希望借助特别提款权摆脱黄金对美元的束缚,真正的主角还得是美元,这才是美国政府真正的用意。因此,从一开始特别提款权就只能用于各国央行之间的结算,不能被直接使用,发展到今大,特别提款权早就不再和黄金挂钩,而是与4种主要货币(美元、英榜、欧元、日元)挂钩,纸黄金之名也逐渐销声匿迹。

美元危机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

特别提款权是各国为防范美元信心丧失的解决危机之道,但美元危机尚未上演,特别提款权还在讨论中,石油危机却已经导致英镑大幅贬值。

1967年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强行关闭了苏伊士运河,阻碍了石油的运输,国际贸易正常运行受到严重影响。由于英国的态度是明显支持以色列,中东国家则予以报复,在国际市场上大量出售英镑。当时体质已经较弱的英国经济,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黄金价格接着大幅飙涨。

到了1968年3月,美国的黄金储备已降至120亿美元。结果在伦敦、巴黎和苏黎世的黄金市场上,爆发了空前规模的黄金抢购风潮,半个月内,美国的黄金储备又流失了14亿美元,仅3月14日一大,伦敦黄金市场就达到了350~400吨的破纪录交易量,黄金市场价格一度涨至44美元/盘司,比官方定价35美元/盘司的价格高出26个百分点。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别无选择,只能要求英国紧急关闭伦敦黄金市场。伦敦黄金市场的关闭,必须得到英国女王的同意。3月14日深夜,英国时任首相哈罗德·威尔逊紧急进入白金汉宫,得到女王的同意,关闭了伦敦黄金市场。接着,美国政府召集紧急会议,邀请黄金总库其余会员国,包括比利时、英国、德国、意大利及荷兰,共同商讨应对方案,法国当时已经退出黄金总库的操作机制,并未参与协商。
经过两天的密集协商后,美国及欧洲官员达成共识,根据意大利中央银行时任总裁卡利的提议,实行“黄金双轨制”。卡利早在年轻时就曾以意大利官方代表身份,前往美国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他担任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董事会成员及意大利的海外贸易部长、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总裁,是欧洲重量级的金融专家。

1968年3月,黄金总库成员国在协商后,公开宣布不再按35美元/盎司的官方价格向市场供应黄金,市场金价按供需关系自由浮动,但各国中央银行之间仍维持35美元/盎司的价格,从此黄金进人双轨制发展阶段。自此,各国中央银行不再徒劳无功地抵制黄金价格波动,也暂时维护了布雷顿森林协议成果的完整性。美国时任总统约翰逊对黄金双轨制表示欢迎,认为这是自布雷顿森林协议以来,对国际货币系统最重要的改革方案。

然而,并非每个人都同意这个黄金双轨制的方案。有些学者开始幸灾乐祸,认为这已经是美元沉沦的信号,有可能危及资本主义的运作。有些人也开始讨论,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可能受到诱惑,以35美元/盎司的价格从美国买进黄金,之后在黄金市场上以较高价格出售,赚取价差,天知道谁可以阻止这样的诱惑。假如黄金双轨制真的出现裂痕,谁都不知道美国货币机构能否应付,也无法预料国际货币市场是否存在未知的风险。

1968年尼克松当选为美国总统,他的政策越来越倾向于由单边决策取代国际协商政策。在他的认知里,美国利益最大化是他最重要的政策风向,美国没有理由与其他国家合作。为此,他努力寻求任何可行政策,以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他在国际外交政策上也一意孤行,不受限于任何政治协商决议的约束。
在国际货币问题上,他采取“威吓策略”,使其他国家不得不支持美元的霸权地位。尼克松威吓政策的主要执行人,就是时任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后者被后人称为“尼克松的打手”。康纳利与尼克松并不属于同一政党,他最初被指派为财政部长时,华府政治圈大吃一惊。虽然在国际货币事务上,康纳利还是个门外汉,但他刻意出席了1971年5月在慕尼黑召开的国际货币研讨会,会上他企图在欧洲的土地上,一举压制欧洲国家的气势,以达到威吓的目的。

他在演说中提到:就算基于传统的欧美友谊,亦不足以让美国有责任承担欧洲自己的问题。美元问题应该由欧洲各国自己来解决,美国将会选择其他任何有效的政策予以回应。在这场演说当中,约翰·康纳利说了一句“至理名言”,这句话再直白不过地道出了美元霸权给世界带来的危害。他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世界)的问题。”

美国时任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警告,康纳利的激进言论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坐力。事实证明了基辛格的先知先觉,在接下来6月举行的国际清算银行年会上,欧洲中央银行针对康纳利的发言高分贝地提出抗议。国际金融市场的敏感神经再次绷紧,康纳利的发言由媒体传出后,各国中央银行的黄金开始加速流出。
1971年8月9日,英国经济代表亲自登门拜访美国财政部,要求将持有的30亿美元兑换成黄金,按照当时的官方价格,兑换的黄金将重达2600多吨。这就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这紧急关头,财政部长康纳利立即报告给了尼克松总统。

8月13日,黑色星期五,尼克松突然下令,制定经济政策的16位主要内阁成员与他一起乘坐直升机,前往戴维营召开紧急会议。为了确保会议内容不被泄露,尼克松切断了所有与会者的对外通信方式。在会议上,针对英国政府的巨额黄金兑换要求,所有与会者一致同意关闭黄金窗口,拒绝向任何国家兑换黄金。

8月15日,星期天,尼克松在晚间黄金时段发表电视讲话,宣布美国实行“新经济政策”,其核心内容就是美元与黄金完全脱钩,美国不再向任何其他国家兑换黄金,也没有兑换黄金的义务。为了表现出政府的强硬态度,他同时推出降税及为期90天的薪资与价格冻涨政策。尼克松也深深知道,一旦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将会无可避免地大幅贬值,美元与黄金价值已不再对等。因此,征收10%的临时进口货物税,可以确保美国商品不会因为市场不公平的汇率竞争而失去优势。换句话说,由于与黄金脱钩,美元汇率即将调整,10%的货物税是为了确保美国商品出口的贸易优势。

尼克松的电视讲话震惊了全世界,美国在完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单方面撕毁了1944年由多国政府共同签署的布雷顿森林协议。西方国家震惊之余,也表达了极大的愤慨。第二天,美国的“新经济政策”成了全世界的头条新闻,掀起了轩然大波。
受此影响,美元大幅贬值,美国债券价格大幅升,股票市场价格更是大涨了近4%,华尔街的证券交易所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与美国相反,其他国家的证券市场则出现了暴跌。日本所受冲击最为严重,因为日本银行在8月初刚买进了45亿美元储备,这相当于此前日本所有的储备。整个东京证券交易所笼罩在一片恐慌之中,就像《纽约时报》描述的那样:“不计代价的卖单,使得市场价格飞流直下。”日本人因此将其称为“尼克松冲击”。尼克松的新经济政策,是美国战后第一次实行单边主义,它切断了黄金对美元的捆绑,布雷顿森林体系自此名存实亡,仅留存在后人的记忆里。

由于10%的货物税的关税壁垒,美国在国际上已经没有朋友了。在接下来的部长会议中,康纳利霸道地要求其他国家在汇率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作为美国取消货物税的交换条件。这次威吓策略显然成功了。

当年12月,在美国华府史密森宁学会召开的部长级会议上,美国以货物税为手段,成功地让美元再一次贬值,重新确定了各国货币与美元的相对汇率。尼克松对这次会议的结果相当满意,他也大言不惭地自称: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国际货币成果。这样的成果是在美国政府威胁恐吓之下得到的,就在尼克松主政期间,也是美国霸权主义最鼎盛辉煌的时期。

每解决一个问题后,新的问题即随之而来。虽然,美元汇率已经改变,但是换汤不换药,其他各国的货币还是以美元为中心,唯一不同的是,美元已经不再和黄金挂钩了。其他各国中央银行心知肚明,美元的风险依然存在。

1972年尼克松面临连任竞选,美国国内的经济增长议题被摆上了台面。
因此,他私下召见美联储时任主席阿瑟·伯恩斯,要求他拉高货币供给,换句话说,就是要降低利率,释出资金,如同现在伯南克为了挽救次贷危机所带来的金融风暴,而推出量化宽松政策一般,试图营造一个经济繁荣的假象,有助于他成功连任。

伯恩斯曾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资深教授,格林斯潘也是他的学生,他长期沉浸在学术中,完全不善于应对华府的政治压力,怎么也逃不出尼克松的手掌心。最后他在不得已之下,推升了货币供给,通货膨胀的压力随之而来,接着美元再次遭受到严重的打击,大幅贬值。

美元贬值带来了全球性的灾难。大家为了稳定各国汇率机制,都试图不再与美元挂钩,隶属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20国部长级会议随即召开,各国部长深知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风险。1973年春天,新的汇率机制再次出台,并被非常怪异地称为“矛盾汇率系统”,即固定却文可调整的汇率机制。简言之,各国的汇率仍然与美元挂钩,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部长级会议将会根据需要,随时调整各国相应的汇率。以当时的国际经济坏境而言,接下来一年的汇率调整,主要针对的是长期累积国际贸易入超的德国。

物换星移几度秋,以现在的国际贸易情势来看,随着美国贸易赤字的持续扩大,无论在任何场合,美国政府都直接点名中国政府操控汇率。美国是否还想回到过去的霸权盛世,试图推出“矛盾汇率系统”的汇率调整机制,通过国际舆论的压力迫使人民币升值呢?

从弱势美元到强势美元

20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的20年之间,可说是国际货币系统最具戏剧性的发展年代。美联储时任主席伯恩斯在尼克松的授意下增加货币供给后,通货膨胀紧随其后。自1976年底卡特主政起,美国通货膨胀率几乎年年上扬,1976年为6%,1980年已升至12%以上。失业率仍高达7.5%,美国的高通货膨胀率,令各国对美元的信心顿失。各国政府能够做的都做了,却还是无法避免美元带来的迫害。

1977年夏天,美国时任财政部长迈克尔·布吕门塔尔竟然在国会上直言,美元被过分高估了。换句话说,他暗示美国正倾向于美元贬值政策。这样毫无遮掩的公开说明,招致了国外媒体的批评:美国又在玩一个既自私又危险的游戏,对全球经济毫无道义与责任。由于美元的弱势,阿拉伯国家扬言寻求其他货币作为石油计价标准。布吕门塔尔不得不直接飞到中东国家安抚他们的信心。他担心这样的情势会威胁到全球经济,造成美元失控,赶紧改口说,他相信强势美元。

伯恩斯在1978年3月结束任期,由威廉·米勒接手。米勒出身于俄克拉何马州一个小镇的便利店店主家庭,个性严谨且非常注重细节,不善于和朋友打成一片。他有着厚实的经济专业背景,毕业于海岸警卫队学院及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自小受人道主义的影响,他特别同情少数民族人权,这也是后来他倾全力投注在“完全就业”的目标上,完全忽视打击通货膨胀政策目标的原因。
在米勒的理念里,货币政策并非解决通胀最有效的方法,政府其他部门可以做得更好,不用他费心。1979年开始,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两位数了。芝加哥自由经济学派、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以及当时政府的经济顾向格林斯潘,都强力支持货币紧缩政策,但来勒并未接受这样的建议,他认为拉升利率、缩紧货币政策,将会损及就业增长。这样的美联储主席,与其说是异数,还不如说他是个坚持已见、不懂得变通的理想家。

不可避免地,高通胀打击了美元的汇率。外国货币价格越来越高,造成美国在欧洲和其他国家驻军的军费不断飙升,变成难以承担之重。美元贬值,国际间持续批评美国政府的不负责任。石油输出国组织开会讨论是否将油价与其他货币挂钩;沙特阿拉佰及其联盟相互交换意见,讨论是否大幅降低油元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转移为其他国家货币。一旦如此,连锁反应带来的后果将会让美元进入更加贬抑的恶性循环中。

就在这紧急关头,事情总算有了转机。保罗·沃尔克在1979年8月接替米勒,担任美联储主席,坚持货币紧缩政策成为他与米勒最大的不同点。他是米勒最重要的反对者。上任后,他立即调整货币政策,紧缩银根,打击通货膨胀。

货币政策的风向转移,也让美元汇率开始回升。还好在沃尔克担任美联储主席后,美元渐渐稳定下来,在此之后,直到2000年为止,强势美元成为美国重要的货币政策之一。

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引领风骚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自由主义经济开始起飞。自由主又经济学派相信市场机制与自由放任政策,反对任何形式的十预,反对社会主又计划经济与凯恩斯主义,在学术领域上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式,企图证明凯恩斯学说的错误,此举让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一举成名。

1981年里根就职美国总统后,开始重用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包括弗里德曼、沃尔克等人。其中,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目由经济学派最重要的引导者。他是美国资深经济学家,以研究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经济史、统计学及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而闻名。他获得了197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因在消费分析、货币供应理论及历史和稳定政策复杂性等领域的贡献,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

弗里德曼所著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在1962年出版,书中提倡将政府的角色最小化,让市场自由运作,以此维护政治和社会自由。他的政治哲学强调自由市场的优点,反对政府的干预,又被称为货币供应面经济学。他的理论成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要根据之一,并且对美国里根政府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及货币政策产生了极大影响。

同样重要的人物是艾伦·格林斯潘。他出生于纽约的犹太人家庭,早年曾经在茱莉亚音乐学院进修单簧管,并成为职业演奏家。之后放弃音乐改修经济,于1950年获得纽约大学经济学硕土学位。1974年开始从政,首先担任福特总统的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并于1977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在格林斯潘学习经济的过程中,他就向往自由市场经济,崇拜亚当·斯密所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的运作,认为它能最有效地分配国家资源。

业当·斯密认为,市场运作的关键就在于发挥价格机制,以现代的例子来说,每天家庭主妇都会去菜市场买菜,买菜时,不免要问问价格,或是杀杀价,最后,家庭主妇们在既定的预算下,决定了当晚餐桌上的菜式组合。这一过程,就是每个家庭分配资源、寻求最佳组合的其体表现。当每一个家庭都做出了最适合的资源分配后,市场自然就会给各生产者传递出清楚的信息,引导他们做出多生产或是少生产的决定。

1987年8月11日,格林斯潘就任美联储主席,此后他连续被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及小布什总统提名,连任5届美联储主席,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格林斯潘“打一打喷嚏,全球就得下雨”,在克林顿时代他创造出了“零通货膨胀”的经济奇迹,那一时期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增长期,被称为“新经济”。在美国经济起飞、持续增长的时期,各国对于美元的信心自不由分说。

2000年美国出现科技泡沫,美联储调降利率,应对市场的流动性需求,提升货币供给,防范失业率的上扬。接着,2001年“9·11”事件爆发,引发了全球对抗恐怖主义的警戒,加上自2003年底禽流感在东亚多个国家扩散,造成全球恐慌,全球经济面临下滑的风险。格林斯潘更是紧绷神经,如临大敌。

面对所有这些不确定因素,格林斯潘持续他的低利率货币政策,2002年10月,联邦利率达到近10年来的最低水平一一1.25%。通货膨胀已经不是问题,2000~2003年,长期债券利率持续下跌,10年期公债利率由最高的7%跌至3.05%,导致全球低利率的预期,而他担心的不是通货膨胀,而是美国经济会如日本一样走向长期的通货紧缩,步入失落的年代。
然而,事实证明,通货紧缩终究只是假象,这个令他恐惧的因素导致了长期的低利率,宽松的货币政策最终导向房地产市场,造成了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形成,并于2008年被戳破。美国的经济学家指责他是促成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的原因之一。

世界是平的,自由主义蔓延全球

无独有偶,欧洲也跟进自由经济大潮。撒切尔夫人在1979~1990年担任英国首相,任期长达11年,是英国历史上任期第二长的首相。在外交与经济事务上,撒切尔夫人透过与意识形态相近的美国时任总统里根结成紧密盟友,深化了“英美特殊关系”。而里根的经济政策被称为“里根经济学”,这与撒切尔夫人的经济政策高度相似。撒切尔夫人的政治哲学与政策主张被统称为“撒切尔主义”,包括推行货币主义政策、压缩公共开支、降低税收;在经济上实行大规模私有化政策,减少对经济活动的政府管制;在社会政策领域,努力淡化“福利国家”色彩,削减、控制与改革社会福利制度。

另外,早在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以前,由于她曾高姿态地反对共产主义,被苏联媒体戏称为“铁娘子”,这个称号甚至已成为她的标志。她抛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所谓的共识政治与凯恩斯主义,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减少了,大多数国营事业私有化,劳动力市场也变得更具弹性,英国经济最终走出了长期“停滞型通货膨胀”的局面。美欧两大阵营的联合阵线,开启了全球化大门。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自由市场政策开始风行全球。这个时期也恰逢邓小平正式宣布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思路是,从农村改革开始,渐进到城市改革,接着对外开放。首先开放深圳、珠海、汕头及福建4个对外经济区,从中学习领先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接着在1984年进一步开放广州、上海等14个城市,作为沿海开放城市,近年来渤海地区、长三角、珠三角、厦漳泉三角洲地区,每年均取得10%以上的高经济增长率。中国多项经济产品的生产量达到世界第一。2007年,中国GDP总量超越德国;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改革开放以来,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工广,外国人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有哪样东西不是中国制造的吗?

另外两个重大事件加快了自由经济发展的脚步:柏林墙的倒塌及苏联解体。首先,柏林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德国分裂和冷战开始的重要标志性建筑。1989年11月9日,屹立了28年的柏林墙倒塌,1990年德国统一。德国统一是直接催生出欧洲统一货币的关键。苏联解体则以1991年12月25日苏联时任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为标志,次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宣布苏联政体停止存在,建国69年的苏联从此正式解体,东德及中亚国家加入自由体制,进一步扩大了全球贸易交流。

普利策奖得主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其所写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分析了21世纪初期全球化进程,主要的论点就是:世界正被抹平。他在书中分析了这种快速的改变,以及这种改变是如何通过科技进步与社会协议的交互作用而产生的,诸如手机、网络等。
弗里德曼本人大力拥护这些改变,他自称“自由贸易人”、“热情推土机”,并且批评抗拒这些改变的国家。他在书中着重描写了“这些快速改变的必然性”以及“个人和发展中国家所显现出的超凡能力,就是针对美国人民及贸易施加压力的结果”。

国际贸易的不平衡

在这自由主义潮流中,货币强权的博弈舞台也不寂寞。欧元发行、兴起,最具挑战实力的人民币紧随其后。而国际贸易也在这一波自由主义浪潮中逐渐兴起,早期的德国、日本,接着是亚洲四小龙,再到现在的“金砖五国”,国际贸易的交流日益频繁,出口导向型经济体逐渐扩大,累积了大量的贸易顺差,而主要的贸易逆差国家就是美国。国际贸易的不平衡,也加深了全球贸易的裂痕。

由于出口导向型国家与进口消费导向型国家的贸易账和资本账长期处于不平衡的状态,一边是累积大量贸易顺差的国家,如中国及其他新兴国家,另一边是累积大量贸易逆差的国家,如美国,这些国际资金在这些国家之间流窜,等待机会,一旦裂痕加深,国际资金将蜂拥而上。80年代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都是这样,在这些金融危机发展过程中,以及在危机发生前后,都有明显的巨额外资操作痕迹。例如墨西哥在1993年流入近200亿美元外资,金融危机爆发后则出现200亿美元的资本净流出;泰国、马来西亚、印度、菲律宾和韩国等业洲国家在1996~1997年,国际私人资本由净流入928亿美元变成资本净流出121亿美元。
外资的大量流入如同一把双刃剑,令各国政府深感恐惧,以至于各国中央银行一般都会在外汇市场上略做干预,迫使流入的资金转入官方的外汇储备。因为如果不同时采取有效的货币紧缩政策,可能因外汇流入而导致货币增加,从而引发通货膨胀。因此,美国总统奥巴马及财政部长盖特纳等官员,不断指责中国对外汇的管制,造成人民币被严重低估至少15%

然而不可讳言,美元仍然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货币,美国仍旧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国际贸易领先国家和全球最发达的金融市场。美国也是国际上唯一一个可以提供全球货币储备的国家,且不至于损及它本身的经济及货币政策。

我认为人民币是最具雄心的货币,虽然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代替美元的机会还相当小,但不排除在中国周边区域贸易中广泛使用的可能性,进而成为美元最重要的挑战者。

第四章

坠落中的大国一一美国次贷危机

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单一国家牵涉金额最大的金融1危机。时至今日,风暴的阴影似乎已经远去,全球专家学者经过深入研究后得出,危机起因与影响几乎涉及政治、经济、金融、社会、心理等各个领域。

美国的次贷危机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不动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担保债务凭证等有价证券,这些以美元计价的有毒资产散布全球,金融市场个个胆战心惊,再加上风暴形成后美联储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尽其所能地加印钞票,加速增加美元发行数量,通货膨胀阴霾笼罩全球,这些因素当然同样影响到了全球金融市场对美元的信心。

过去各国政府对美国成熟的金融市场深信不疑,美国类政府机构如房地美和房利美,提供高质量的不动产抵押债券,其信用评级都相当于美国政府债券,但这些幻象在次贷风暴中一一现出原形。
美国金融市场在国际竞争环境中,创造出极其复杂难懂的金融产品,销售至全世界以填饱华尔街银行家们的野心。当大家都开始意识到美国次贷危机的破坏性后,各国政府甚至认为这就是一场阴谋。美国增加社会福利,鼓励国民消费,提高国民生活质量,刻意扩大财政及贸易赤字,又通过发行政府债券换取出口导向型国家的商品和服务。紧接着在金融危机中,推出量化宽松政策,目的就是让美元贬值,这样一来美国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减轻债务负担了。

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拉古拉迈·拉詹是印度裔美国人,曾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经济学家。他在《断层线》①一书中,以最宏观的眼光审视美国金融危机,指出危机的起因源自全球金融市场潜在的断层线。

首先,第一个断层线来自美国政府所承受的压力。美国长期处于收入不公平的社会环境,例如,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发布的数据:1979~2006年期间,美国收入最高的1%的人口在全美总收入中的占比由10%提升到22.9%,增长一倍多。这样的社会压力迫使政府扩大财政开支,增加社会福利,也直接造成巨额的财政赤字。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为了让广大人民有幸福感,必须维持低利率的环境,以此来鼓励一般社会大众购买自用住宅。同时,大众拥有房产后,在低利率的坏境下,通过住宅贷款或其他信用方式取得信贷,提升国民消费能力。政府就是以这样虚幻的财富,使大家在表面上都感到幸福。
第二个断层线来自国际贸易的不平衡。出口导向型国家(如德国、日本)及新兴国家(如印度、韩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济儿被摧毁。为了改善生活质量,提升国际竞争力,首先要以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为目标。做法上就是鼓励民众节约家庭消费,国家推出出口补贴、降低利率及维持货币贬值等提振经济政策,以提升出口竞争力。出口导向型国家不遗余力地找寻全球最有消费能力的国家,如美国,大量出口商品,赚取美元外汇储备。这些出口导向型国家寻找消费市场的做法让美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另一方面,这些出口导向型国家,为了避免自己国家的货币相对于美元升值,提升出口竞争力,又不断地购买美元资产,包括政府债券及类政府机构债券。这样一来,出口导向型国家努力赚取的外汇储备又都流回了美国。就是在这样不停的循环下,美国的贸易赤字持续增加,出口导向型国家外汇储备也跟着累积起来。国际贸易的不平衡一直都是全球关注的议题。

在全球化、自由化的经济体中,潜在的断层线是指:对个人有利的机会,并非对公司、机构或国家有利的机会。资本主义经济社会鼓励个人努力和成就,创造财富,但是,当每个人都是在不计代价地追逐利益时,就会对理性的分析和观点视而不见,甚至会刻意回避,最后,就可能爆发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一旦爆发,进出口商、投资人、持有美元资产的各国政府,就会将资金大举抽离美国,出现国际间“资金大挪移”的现象,影响到美元的强势地位。这些潜藏的断层线深理在地壳下,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撼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造成不可预知的危机。

金融行生产品

上一章讲到,格林斯潘的宽松货币政策造成了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这是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而帮凶则是金融衍生品。

自由经济理论崇尚市场机制,金融衍生产品始终都被视为市场上最有效的风险分散工具。劳伦斯·萨默斯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曾经担任哈佛大学校长,并在克林顿主政期间担任财政部长,以他横跨经济、政治及学界的背景来看,他对于金融市场与商品的理解可说是无出其右。他认为金融衍生产品能够非常有效地将保守投资人的风险转移给有意愿承担更大风险的投资人,即在自由市场经济坏境下,每个人都知道哪些是最适合自己去投资的。但事实却不尽然。

萨默斯的继任者罗伯特·鲁宾曾经是华尔街投资银行高盛公司的总裁,以债券交易起家,曾经交易过不动产抵押证券、固定收益期货及其他金融衍生产品。1986年高盛固定收益部门的交易员押下巨赌认为利率不会改变,但市场遭遇了非预期的状况,结果利率大幅滑落,该部门亏损严重,鲁宾当时是部门主管,在他的主导下,该部门顺利渡过了难关。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投资银行家,鲁宾对金融衍生产品应当说相当熟悉,理应了解其风险所在,但他和萨默斯有同样的理念,即金融衍生产品可有效帮助投资人管理各种风险,降低财务成本,促进国际贸易,支持资本更有效的分配。鲁宾与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口径一致,认为金融衍生产品像是一把万能钥匙,可以打开任意一扇门,无所不能。
从他们的做法来看,更像是单边投机赌注,而不像是有效分配风险。

果不其然,1998年,鲁宾、萨默斯和格林斯潘联手反对政府对于金融衍生产品的严格管理。更难以置信的是,他们三人反对的竟是政府金融衍生产品的主管机构: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他们更像是华尔街银行家们的代表,极力反对政府主管机构介入金融市场管理。

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布鲁克斯林·伯恩在20世纪60年代获得斯坦福大学学士学位,曾经想当医生但未能如愿,后又进入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学习,毕业后在华盛顿特区的一家私人律师事务所工作,担任投资银行界的法律顾问。她在银行业工作期间,学习到了有关金融衍生产品的专业知识。1998年,她担任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积极向国会提议有关金融衍生产品的更透明、更严格的风险管理机制。她曾经警告:2000年后极有可能发生经济危机,因此国会应该通过更严格的法令,管控华尔街的金融工具风险。不过,她的理念却遭到鲁宾、萨默斯及格林斯潘铁三角的极力反对。在此之后,接任鲁宾的保罗·奥尼尔,以及约翰·斯诺也都没有为华尔街的房地产市场泡沫采取任何积极的行动。

金融危机爆发后,大家检讨事发原因,其中最让人垢病的就是格林斯潘了。他是自由主义经济和市场效率的坚决拥护者,他在任职美联储主席期间,经常以非常冷僻难懂的字眼发表货币市场决策。美联储照理说是金融机构的主管机构,对华尔街的金融机构负有监督及管理的责任,但他在面对国会要求对金融衍生产品进行监理时却说:专业银行家们自主约定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是不需要法令管制的。这是错误的推论。
他更强调说,金融衍生产品是非常有用的风险转移工具。因而,他坚决反对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对金融衍生产品的任何管制。格林斯潘的继任者本·伯南克本科毕业于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并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曾任教于斯坦福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也是著名的经济史学家,他对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有深入且独到的见解,这对于他后来处理美国次贷危机很有帮助。

但他在2002年上任之初,也未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因此,在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一统天下的局面之下,金融衍生产品就在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之下,迅速堆起金融泡沫。

当华尔街交易员及金融机构全都押下赌注,认为政府不会让房地产市场崩盘时,大难就临头了。

如果你有机会学习经济理论基础,最先学到的肯定是微观经济学。而它的第一个基础假设是:“个人”(individual)是所有经济体的基本单位,而“个人”会理性地做决定、做选择、做取舍。第二个基础假设是:每个人都会在有限的情况下极大化自已的利益。但在华尔街金融市场中,对个人有利的机会,并非对公司、机构或国家有利。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大家也开始声讨华尔街银行家和从业人员的野心。一切都以绩效为导向的华尔街投资银行交易员,能够呼风唤雨,拥有绝对的权利。交易员的名言是,不放弃任何赚钱的机会。交易室也就成了炫耀成就和财富的场所。
如果任何一位交易员持有保守的交易态度,通常都会被直接点名。高盛年轻的交易员就曾经夸口说:布鲁明戴尔百货公司(纽约最贵、最时尚的百货公司之一)里没有我买不起的东西。危机产生的原因并不在于个别交易员大胆贪婪的作为,而是成群的交易员在金钱财富的诱惑下,一起玩弄金融衍生产品,不断地在房地产证券化商品上加码,就这样堆起层层泡沫,并将其推向全世界。

除此之外,华尔街投资银行在创新及科技发展的引导下,招募的不仅是商学院精英,还包括许多工学院和数学专业精英,他们全都身处高科技计算机技术环境中,创造了各种新颖花哨的衍生性商品和层层叠叠的数学架构,复杂到连华尔街最资深的投资银行家也难以理解,但他们就是毫无顾虑地把这些衍生品推向全球金融市场,大赚钞票。

这些精英们依靠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提出的计量经济学的方式,深入研究因果关系,大量引用假设,推导出最大可能损失或收益。最常使用的就是“风险价值模型”,按字面解释就是“风险值”。这个专有名词最主要的意义就在于:在市场正常波动下,计算出某一金融资产或证券组合的最大可能损失数额。换句话说,就是在一定可信赖程度下,计算某一金融资产或证券组合价值在未来特定时期内的最大可能损失是多少,例如信赖程度为99%,龙当市场利率上扬1%时,某个证券组合最大的损失会是多少。在当代华尔街金融圈内,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已成为金融资产、证券组合或金融衍生产品定价的标配。然而,世事难料,最不可能的1%,总有一天会引发不可预知的风暴。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前车之鉴

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成立于1994年2月,总部设在离纽约市不远的格林尼治市。它是由投资银行界及学术界精英所创立的,其中包括约翰·梅里韦瑟(JohnMeriwether),被誉为能“点石成金”的华尔街金融债务套利之父、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莫顿和迈伦·斯科尔斯,是一家主要从事固定收益债务工具套利活动的对冲基金公司。

自创立以来,该公司一直保持傲人的业绩,公司的交易策略是“市场中性套利”,简单说就是买入被低估的有价证券,卖出被高估的有价证券。它将金融市场的历史资料、相关理论学术报告、研究资料和市场信息等有秩序地结合在一起,利用计算机处理大量数据,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计算机数学自动投资系统模型,建立起庞大的全球债券及衍生产品的投资组合,进行投资套利活动。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凭借这个优势,在全球金融市场上战果丰硕。

1996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大量持有意大利、丹麦、希腊政府债券,看空德国政府债券。它预测,随看欧元的发行,意大利、丹麦和希腊的政府债券与德国政府债券的利差将缩小。而市场表现与它的预测惊人的一致,该公司因而获得巨大收益。

简单地说,该对冲基金的核心策略是“收敛交易”,也就是投资被高估和被低估的证券。在理性市场运作下,预计未来利差会逐渐缩小,一旦发现有这样的征兆,他们就可以买入被低估的有价证券,卖出被高估的有价证券,从而获利。该数学模型由于建立在历史数据的基础上,在统计过程中,一些小概率事件常常被忽略掉,因此埋下了隐患,一旦这个极小概率的事件发生,哪怕概率小于1%,也将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
1998年,金融风暴降临亚洲金融市场,该公司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债券和美国政府债券之间利差过大。因此,它预测,发展中国家债券利率将会逐渐恢复稳定(收敛),同美国政府债券之间的利差会缩小。同年8月,最不可能发生的却真的发生了,由于国际石油价格下滑,俄罗斯国内经济状况不断恶化,俄政府宣布卢布贬值,停止政府国债交易。俄罗斯政府此举震惊了全球金融市场,投资者纷纷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退出,转而持有美国、德国等风险小、质量较高的政府债券资产。由于预测错误,该公司濒临破产。格林斯潘眼见事态严重,出手介入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挽救行动,最终在9月23日安排美林、摩根出资收购接管了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避免了一场由单一公司引发的系统性风险。

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虽然因为预测错误而被接管,但金融衍生产品的定价模型还是被发扬光大。华尔街投资银行家们不断投入人力、物力,在高科技的辅助下,持续扩大定价模型的金融交易实务应用范围。

1998年摩根大通还把在此基础上开发出来的最先进的风险价值模型分割出来,单独成立了一家公司一一风险评估集团。这家公司利用学校教学,渗入学术领域,也积极在金融交易圈内推广。数学模型可以用作参考,但最不可能发生的风险,哪怕仅有1%的概率,还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就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前,华尔街投资银行家们每天从事大量的各种金融交易,特别是不动产金融衍生品交易。谨慎小心的公司总裁关心交易风险时,交易部门的答复总是:美国不动产市场崩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概率小于1%。因此交易主管还是决定扩大交易规模。银行界更是觉得自己的资本雄厚,损失微不足道,依然继续承做不动产抵押贷款。

倘若事情总如他们预期般顺利的话,业务量越大就意味着获利越高,这是华尔街交易员的利基所在,丰厚的年终奖总是公司交易员最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的来源。既然每个人都是这样,胃口也就越来越大,利欲熏心吞噬了整个华尔街,一发不可收拾。

台风眼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核心就在华尔街。在自由主义经济金融环境下,政府对于金融交易的监理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银行业为了扩大不动产抵押贷业务,把此业务外包给专业中介商。金融机构为降低成本,雇用非专业的金融推广人员,从事金融产品的推销,而这些推广人员与客户之间,根本不具备信赖关系。

当客户签好不动产抵押贷款契约后,推广人员直接将其转交给银行,他们立即可收取销售奖金或手续费。之后,任何法律责任均由银行和客户承担,与中介公司或是推广人员无关。换句话说,当屋主签好契约后,如果发生因为对合约条件或风险承担存在错误的认知,而无法偿还贷款利息或本金的事件,任何法律责任与推广人员无关,而且也不会要求推厂人员退回奖金。不动产抵押贷款真正的关系人,是银行和客户两方。
贷款规模不断扩大,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持有这类贷款的额度有限,为了将长期不动产抵押契约变成具有市场流通性的有价证券,最好的方式就是以承做大量的相关不动产抵押贷款为基础,将这些贷款捆绑打包证券化,包装成不动产抵押贷款证券或是交给(出售给)其他专业的特殊目标机构。这样一来,就可以把这些贷款从银行的账上移开,继续承做新的不动产抵押贷款。所有不动产抵押证券未来必须支付给投资人的本金和利息,都来自于原始房屋抵押贷款户每月必须缴的房贷利息和到期还款本金。而这些证券化的不动产抵押证券,主要都是出售给退休基金、共同基金或其他的投资人。

如果说将金融商品发展比拟为生态演化过程,金融资产证券化则可以说类似蝴蝶的蜕变过程,即金融机构或其他创始机构把原始债权资产(抵押贷款、信用卡、应收账款、债权证券等),通过证券化的方式,形成完全不同于原有信贷资产的新型证券类型。

换句话说,金融机构将原本长期的不动产贷款,通过证券化的包装后,成为具有市场性、可流通、可交易的不动产抵押证券。美国财务政策研究员科列夫就曾明白地表示,过去30年美国金融市场最伟大的演化之一,就是开创了金融资产证券化市场。

金融资产证券化带来了新的资产投资目标,引领了更具流动性的资产类型,提高了金融资产市场价格形成的效率。若借助经济理论来看金融资产证券化,花旗集团前总裁约翰·里德的评述应更为贴切:金融资产证券化是效率较高的资本市场(直接金融的有价证券)取代效率较低且成本较高的金融中介(银行的间接金融),提供债券资金的主要方式。此语道尽了近30年来美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历程。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银行业逐步解除管制前,美国资金借贷的管道主要是商业银行与储贷机构等金融中介机构。这些金融中介机构受到各种法规的管制与保障,在市场上享有相当的独占性。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计算机信息科技技术的进步以及政府对金融市场管制的放宽,金融资产证券化的环境与条件逐渐成熟。随着金融资产证券化操作方式的普及,资本市场逐渐替代传统金融中介机构,成为资金借贷的重要管道,证券化产品发行逐渐普及。

等比级数证券化包装

然而,银行为了提高收益,持续不断地扩大不动产抵押贷款合约的业务规模,并将不动产抵押贷款合约包装成不动产抵押证券,而金融市场购买的不动产抵押证券的数量毕竟有限。于是,投资银行家们就以相关的不动产抵押证券为基础,捆绑打包,再一次进行证券化包装,并将其称为“担保债务凭证”。

但这次的包装很不同,更加专业化、多元化。为了让这担保债务凭证更具市场性和流通性,投资银行首先将其划分成不同的类别,持有贷款户优先偿还贷款的部分,被称为优先顺位部分的担保债务凭证,而持有贷款户较次偿还贷款的部分,被称为底层或次顺位的担保债务凭证。最后如果有贷款户违约,无法偿还贷款,就会被归到最后一部分,即权益部分的担保债务凭证。
这样的分类还不够复杂,紧接着,为了把这些担保债务凭证大量销售给投资人,投行还找来了国际信用评级公司(主要是三大评级公司: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不同的类别获得不同的信用评级,并美其名白“信用加强机制”。一般来说,优先顺位通常会被评为AAA级。一般大众投资人看到AAA这样的评级,都会觉得这样的有价证券风险极小。特别是海外投资人,如台湾金融管理部门就明文规定各金融机构投资有价证券必须达到BBB+以上的信用等级,如果是AAA等级的话,那就会被认定为最安全的投资工具。至今,台湾地区的信用评级最高也不过是AA-,AAA等级的证券化产品理所当然可以长驱直入台湾的金融市场。这也难怪,在台湾投信公司处理结构债问题时,雷曼兄弟可以大大方方地引进证券化产品了。

担保债务凭证大行其道后,市场规模还不够大。接着,华尔街精英们将相关担保债务凭证进行再包装、再证券化,变成二次合成债券抵押凭证。之后再包装、再证券化,即三次合成债券抵押凭证,没完没了。证券化产品就这样经过包装、再包装、三包装等,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交易员、数学天才们也因此一次又一次地将荷包填满。

其实,华尔街的精英们就是以最原始的贷款户的不动产抵押贷款合约为基础,贷款户也就只签一次合约,每月付一次利息,到期时偿还一次本金罢了。但他们在贷款期间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排列组合,重新分配风险,出售给各行各业的投资人。这就像是我们小时候搭积术,从最底层开始搭起,小心翼翼地一层又一层地搭高,搭得越高,成就感就越大。然而当最底层的积木不稳时,整个积木就会瞬间崩塌。同理,当最底层的房地产抵押贷款户们开始一个接着一个付不起房贷利息、无力偿还本金时,整个证券产品体系就会瞬间崩塌。
最终,我们总算知道,一份单纯的不动产贷款合约,就这样被多次包装,也就是将同样风险的东西,一次文一次地进行美化。最终这些经过美化的产品,也走向远在太平洋彼岸的台湾金融市场。外资银行或外资证券公司在台设立营业点的主要有雷曼兄弟、花旗银行、法国兴业银行等。

同样的证券化产品也销售给台湾证券投资信托公司。而保守谨慎的台湾金融管理机构要求投资的有价证券的信用评级最低为BBB+,对于A至AAA等级的证券化商品当然就绿灯放行了。雷曼兄弟把大量担保债务凭证销售给台湾的投信公司、银行或保险公司。

讽刺的是,台湾最保守的金融机构及保险公司,过去对于这种证券化的产品,由于不甚了解其风险,通常都是敬而远之,但最后却栽在了对风险的错误认知上。

美国华尔街是引发次贷危机的主谋,美国政府是共犯,难怪奥巴马政府要为这场由华尔街引发的次贷危机向全世界公开道歉。

国际信用评级公司也难辞其答。评级公司为了抢占证券化产品市场,在整个证券化架构的过程中,为发起机构提供顾问服务,告诉它们该如何包装、组合、切割、划分、再包装,才能得到最高信用评级,然后评级公司就可以毫不脸红地收取高额的评级费用。
这些证券化商品一旦获得评级公司AAA级别的等级认证,华尔街的银行家们通过他们广布的销售通路,很容易地就能将AAA等级的证券化商品销往全世界。次贷危机爆发后,评级公司辩解道,它们从事证券化商品的评级业务,与发行机构之间并无“利益冲突”,这样的辩解似乎很难令人信服。

信用违约交换

另外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无论投资银行家们怎样切割、包装、再切割,最终还是会有担保债务凭证无法获得信用评级。这些无等级的担保债务凭证因为难以销售给投资人,通常全都留在原始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上。

由于银行吸收这种证券化商品的数量有限,才华横溢的银行家们文想到了新的赚钱之道。提升信用评级已经不可能了,那就用保险吧。这又是一种提升这部分权益证券信用的开创性的方式。

持有权益证券的银行只要支付保险费,就可以将违约风险转嫁给其他机构。银行为这些权益证券买到保险后,贴上已受保的标签,就又可以顺利地把权益证券销售给市场投资人。这样的保险机制,叫作信用违约交换。

美国华尔街承做信用违约交换业务最主要的机构是美国国际集团。这是一家以美国为根据地的国际性跨国保险及金融服务集团,总部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大厦。在2008年度《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全球2000大跨国企业名单中,美国国际集团排在第18位。自2004年4月8日开始,它一直都是道琼斯指数的成分股,直到金融危机发生,因为承做信用违约交换业务,濒临倒闭,最后美国政府出手援助,这家作为美国财经门面的保险业巨才避免了倒闭的悲剧命运。
精明的投资银行家们知道持有担保债务凭证的权益证券属于高风险资产投资,因而精心设计了保险这项信用加强机制。虽然他们也理解,一旦美国房地产市场崩盘,保险公司,如美国国际集团就真的麻烦大了,保险承诺约定终将成为一张废纸,但他们更相信美国政府不会让房地产市场出现向题,也没意识到市场上大规模的信用违约交换产品会拖垮整个市场,酿成金融危机。

更要命的是,华尔街的银行家们都持同样的想法,一窝蜂地抢进,他们决定借更多的钱,扩大承做的信用违约交换业务的规模,以获取更大的获利空间及更高的股本报酬率。一旦进入疯狂的金钱游戏,即使一向保守的货币市场机构,也不能幸免。货币市场机构通常的业务是隔夜拆借,购买短期票券赚取利差,利差虽然很小,但收益还是相当稳定的。很不幸的是,现在它们也开始持有大量担保债务凭证,承做大量的信用违约交换业务,为的就是获取更大的收益,提高股东报酬率,对于交易员来说当然就是获得高额的年终奖了。

银行家们集体爆发的高杠杆操作,堆出金融市场的层层泡沫,逐渐逼近破灭的临界点,一触即发。

最后一根稻草

在格林斯潘的领导下,美联储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房地产市场因而得以蓬勃发展。同时,低利率使得联结着银行一年期利率的一般住宅贷款也变得很吸引人。银行努力招揽不动产抵押贷款业务,客户毫无戒心地签订借款合约,开心地消费。到后来,房贷中介公司推波助澜,就连那些信用较差的客户都能够获得银行贷款。

虽然美联储于2004年开始升息,但这一动作来得太迟了,大多民众都尽情消费享乐去了,升息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美联储连续17次升息,联邦基准利率由1%快速升至5.25%,利率的大幅攀升,加重了屋主的房贷负担,美国房地产市场开始大幅降温。受此影响,许多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借款人都无法按期偿还本金、支付利息,同时,房地产价格也跟着大跌,屋主难以出售房屋,或者通过再抵押获得资金。

于是普通屋主的信用消失,连带地,与房地产有关的证券市场产生连锁反应,不动产抵押证券、担保债务凭证、二次合成担保债务凭证、三次合成担保债务凭证、信用违约交换的评估价格也大幅下跌。这些证券最原始的抵押资产缩水,普通屋主违约,泡沫破灭,次贷危机立即横扫美国金融市场,甚至扩及全球金融市场。没有人知道哪些机构出了问题,一般金融机构不敢将资金贷放给其他金融机构,全球金融市场的流动资金瞬间冻结。

2007年4月2日,美国第二大次级房贷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第一个警报响起。7月27日,全球各大股指首度因为美国次级房贷问题出现大跌。8月1日,澳大利亚麦格理集团旗下的两只对冲基金,也因美国次级房贷问题而出现大幅亏损。
接着法国巴黎银行旗下的对冲基金也因次级房贷问题出现大幅亏损。9月13日英国第五大信贷银行一一北岩银行的流动资金受到次级房贷向题的影响,存款户开始挤兑,共提走10亿英镑,直到英国政府宣布百分之百地保证存款,挤兑潮才告平息。

这时,全球才意识到这不单是美国的问题,更是全球问题,全球各大股指持续大幅下跌。美联储开始降息,以满足解决次贷危机所需的资金流动性需求。2007年底开始,美联储与欧洲中央银行,以及加拿大、英国和瑞土三国央行联手,多次对金融市场注入资金,防止全球金融市场的流动资金滞塞。

2008年5月,美国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公司的股东接受收购协议,同意将公司出售给摩根大通。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受次贷危机的影响更大,同年9月,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1章的相关条例进入破产保护程序,这家具有158年历史的投资银行,也没能挺过这次危机,消失在了历史的洪流中。

华尔街其他投资银行,如摩根士丹利和摩根大通,也陆续发表亏损报告,大幅裁员。美国政府在房地产市场的代理机构房地美与房利美宣布大幅亏损。房地美和房利美是类政府机关,其发行的不动产抵押债券的信用评级相当于美国政府债券的信用评级,它们的亏损震惊了全球金融市场,一些出口导向型国家累积的外汇储备中,有大量房地美和房利美的债券。次贷危机令各国政府心惊胆颤。
7月,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联手推出拯救美国抵押贷款业两大领头羊一一房地美和房利美的计划,其中包括向这两家公司直接提供贷款和买入其股权在内的一系列措施,最后美国政府只好接管这两家机构,它们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有企业。各国中央银行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有很大部分是房地美与房利美发行的债券。美国政府可以让雷曼兄弟破产,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对房地美和房利美这两家公司坐视不管。

美国第二大独立抵押贷款公司一独立国家房贷公司宣布倒闭,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大规模的银行倒闭事件,仅次于1984年伊利诺伊州大陆国民银行的倒闭案。紧接着,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收购,收购当日,美国道琼斯指数大跌504点。美国金融市场的超级大户花旗银行和美国国际集团接连陷入财务危机。最终美国政府提供了850亿美元拯救美国国际集团,取得了美国国际集团79.9%的股权,美国国际集团被美国政府接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全球次贷危机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9450亿美元。

美元的强势地位遭到削弱

次贷危机扩散到全球金融市场,各国政府及机构交相遣责美国政府的强势美元政策。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宽松的房屋信用贷款政策让美国人民有更多的钱来消费更多的进口商品,而出口导向性国家,包括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或地区,都争先恐后地将商品出口到美国。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1995~2008年的13年间,全球中央银行持有的外汇储备(不含黄金储备)增加了4倍之多。出口导向性国家利用大多数的美元外汇储备,购买了美国政府债券和类政府机构房地美与房利美的债券。美联储时任主席伯南克也承认:全球过度的储蓄,导致全球美元资金大量涌进美国市场。伯南克的意思是,次贷危机是由全球其他国家不鼓励消费、只顾生产商品,并将其大量推向美国市场造成的,好像都是别人的不对。

亚洲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持有大量的美元外汇储备,特别是美国政府债券和房地美、房利美发行的债券。亚洲新兴国家的态度很明显,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期间,资金大量流出亚洲国家,货币大幅贬值,而唯一可以对抗金融风暴的方法就是大量持有美元资产,抵制亚洲各国货币的超额贬值。

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各国相继累积外汇储备,如韩国就大量增加美元外汇储备,1998年后,美元外汇储备占韩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之后被大幅提升至25%,至2012年初,韩国外汇储备突破3100亿美元,排名全球第7。作为世界工广的中国,外汇储备超过3.2万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一。这些出口导向型国家最担心的就是美元贬值。在美国发生次贷危机,美联储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引发美元大幅贬值之后,国际投资者对美元资产的需求暴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占比由次贷危机爆发之前,即2006年的65.48%,下降到了2009年的62.09%。与此同时,欧元资产占比由25.09%上升到了27.56%

次贷危机愈演愈烈,中国、俄罗斯、日本和中东各产油国等外汇储备大户纷纷传出准备减持美元资产或取消本国货币同美元挂钩的消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马特·戴斯勒表示,这种情况对于严重依赖外资流入以维持经常项目平衡的美国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美国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的首席经济师戴维·怀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受次贷危机影响,美国经济和金融形势尚不明朗,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投资者减持美元资产是意料之中的事。他接着说,人们显然很担心次级房贷交易以及与之相关的金融衍生品投资,这种形势促使外国投资者考虑在这个时候投资美元资产是否明智,而减持美元资产反过来会削弱美元的地位。考虑到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和金融业的影响,人们当然不愿意继续在美国进行金融投资,这对美元地位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戴斯蒙德·拉赫曼认为,次贷危机引发的信贷紧缩导致美国经济放缓,未来可能出现的萧条迫使美联储接连降息,动摇了人们对持有美元资产的信心,进一步削弱了美元的地位。

的确如此,美国次贷危机让全球金融机构开始深思,美元是否能继续维持其强势?大多数的美国政府机构人员和经济学家认为,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元依然强大。华盛顿国际金融研究所首席经济分析师约翰·费尔米同意这种论断,他认为,尽管外界传言,国际投资者正在调整持有的美元资产比例,但是因外国政府和投资者争相抛售美元,而造成美元崩溃的可能性很小。他说,持有大量美元资产的国家面临着一个根本冲突,如果这些国家的货币与美元脱钩或者政府大规模减持美元资产,会进一步增大美元的贬值压力,从而可能使它们持有的资产一文不值,因此它们也是进退两难。自前美国经济总体上仍然非常强健,全球经济也在强劲增长,美元崩盘乃至全球经济崩溃的灾难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出现。
然而,美元地位的挑战赛,现在才正式开始。

第五章

一个屋檐下的欧洲大杂院欧元坎坷之路

欧次元的通生。不同干老生需读的终济念理论,它是大国的疏奔游戏的浪漫情怀。德法两国犹如连体婴,谁也离不开谁。两国领导人在欧洲中央银行的支持下,强力联手合作,试图以政治和经济手段,将欧洲紧紧地整合到一起。但如今事实表明,欧洲整合并没有完成。欧洲没有一个能与欧洲中央银行并驾齐驱、同样有力的中央政府,没有一个拥有足够财政资源和政治权威的欧洲政府,来监督各成员国遵守财政纪律。

欧元的发展史,以及德法两国政治上的恩恩怨怨、历史上的是是非非、人事上的纷纷扰扰,导致了欧元坎坷的命运。

柏林墙倒了

1989年底,我从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会计研究所毕业,刚刚获得马里兰州会计师资格证书,心情放松,满怀壮志。经过面试,我加入了系统维护科技公司,担任财务部门副主管的助理。

这是一家位于马里兰州伍尔道夫市的科技顾向公司,是五角大楼楼内整体系统的承包商,专门承做计算机信息管理顾向业务。我当时主要的工作任务是管理系统软件、分析工程物流的工资成本。工作任务虽然不重,但却相当繁琐,需要谨慎、耐心地检视会计报表及资金进出项目,上班前几周,我几乎每天都埋头于报表堆里,努力处理各种账务。

1989年11月,位于美国东北部的马里兰州特别冷,我每天一进办公室总会先泡一杯热咖啡,然后缩进自己的小办公室里,这是我感受到最为自由的空间,安静且舒适。

一天早上,原本安静的办公区,一时间突然有些嘈杂。接着,我的直属上司克里斯汀在我办公室门口探头说,嗨,艾德温(我的英文名),德国柏林墙倒塌了,这可是大大的好消息。但这时我还是一头雾水。克里斯汀是菲律宾裔美国人,40岁出头,平常上班总是面容严肃,一副女强人的作风,今天看到她难得的笑容,觉得稍稍亲近了些。

我就读的乔治·华盛顿大学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与国会山仅一街之隔,紧邻波托马克河,整个校园没有围墙,学生、教职员或是其他人都可以自由进出校园,学校几乎与华盛顿特区融为一体。
很多学生是来自政府机构的公务员或军人,有些时候他们会身看整齐的军装来学校上课。他们因职务之便,大都可以得到第一手的政府财经信息。20世纪90年代正是日本从经济神话走向经济泡沫的年代。国际经济金融的不稳定让我们这些亚裔学生产生了对未来的不安定感,担心毕业即失业。欧洲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于全球来说更是一种冲击。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了,这个意料之外的变化,从此摧毁了苏联围堵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人民来往的西方坚固防线。但实际上,其意义绝对不止于此。

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及共产主义两大阵营的均势,在此次事件后被彻底打破了。民主德国的人民顿时摆脱了集权专制及计划经济体制,转向追求民主和自由主义市场,这意味着,全球将有更多人拥抱市场经济,分享国际贸易交流带来的商品和服务。紧接着1991年底苏联解体,此后,欧洲、亚洲、中东、非洲及拉丁美洲的集权专制政体一个接一个地被推翻,苏联势力瞬间瓦解。

人们常说,柏林墙的倒塌是欧洲经济一体化最重要的催化剂,然而一般人却没认识到欧洲的整合和复苏肇始于“二战”结束之后的马歇尔计划,美国时任国务卿马歇尔一手规划并倡导了援助欧洲计划。其间尽管历经许多失误、挫败和倒退,但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力量始终坚定前行,其中的成就包括煤炭和钢铁工业、贸易和金融整合的不断深化。就在马歇尔计划的推动之下,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里程碑事件包括:1950年欧洲支付联盟的建立、1951年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建立,以及1957年《罗马条约》的签署。
其中最关键的是在1957年签署的《罗马条约》。欧共体创始国承诺将欧洲变为“更加紧密的共同体”,以重建欧洲的和平和繁荣,这就是推动大欧洲统一的积极力量。1967年,由欧洲经济共同体的6个成员国组成的关税同盟与另外两个组织一欧洲媒钢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一合并,组成了欧洲共同体。

1986年,欧洲共同体各成员国决定建立欧洲共同市场,推进欧洲自由贸易。1986~1993年,欧洲共同市场发展迅速。1991年12月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举行的第46届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为欧洲共同市场创建单一货币确立了目标与步骤。

历史的洪流总是在潜移默化中一步一步地改变着全球贸易的环境。

大欧洲主义

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全球对美元的怀疑态度,始终没有中断过,现在还是如此。但至今全球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和美元旗鼓相当的替代货币,美元独大,其地位难以动摇。1999年,自欧洲经济货币同盟宣告欧元诞生的那一刻开始,欧元立即成为全球第二大货币,仅次于美元,或许(也只是或许)在未来某一天将取代美元。

欧元区18个成员国实施统一的货币和利率政策,能迅速消除欧洲各国人民、公司和市场相互融合过程中的多重障碍,使贸易、资本和人力快速整合。这也恰恰是柏林墙倒塌和德国统一之后,即后冷战时期欧洲发展的关键力量。如果没有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统一事件的影响,很难想象如德国那种冷峻高傲的国家,会愿意放弃象征德意志帝国铁血的德国马克;法国也不会轻易放手优越的法国法郎。
拿破仑最早提出了欧罗巴合众国的构想,并试图通过武力实现大欧洲统一。虽然他本人并未实现这个构想,但今天的欧洲也正朝一体化的目标前进。而欧元的诞生过程,不同于老生常谈的货币经济理论,是一段欧洲大国政治博奔史,一段德法两国的爱恨情仇史。这更像是一个大杂院,吵吵闹闹,分分合合。在这个大欧洲整合主义的屋檐下,最核心的国家就是德国和法国,最多再加上总喜欢置身事外的英国。

长期以来,德国马克就是欧洲各国货币经常挂钩的“锚”,这就好比新兴国家货币总是与美元挂钩。因此,马克是欧洲最令人敬畏的货币。当马克相对于法郎升值时,德国的出口商认为这会丧失出口竞争力,法国则认为这样很失颜面。过去我们对于欧洲的历史不太熟悉,所有的认识大约都来自教科书。自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有关欧洲的新闻,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及法国时任总统萨科奇在欧元区会议中钩心斗角的新闻,总是特别引人关注。

2012年初,欧洲媒体报道,萨科奇与默克尔大唱反调,反对欧盟接管希腊财政。萨科奇在欧盟峰会结束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德国提议由欧盟接管希腊的预算决策和财政大权,此举“不合理,不民主,也不会有效”,希腊的复苏进程只有希腊人自己通过民主的方式才能开启,托管是行不通的。而默克尔则表示,她依然认为希腊需要更加严格的监督才能实现巩固财政的目标,希腊一再无法兑现改革的承诺,这样以来更加严厉的介入十分必要。我们从中就可以体会到,德国和法国在处理欧元区事务上的意见分歧,这当然牵涉两个国家政治影响力的消长。很显然的是,法国希望拉拢希腊,以对抗德国主导欧洲事务的强势态度。
德国和法国在政治理念上截然不同,欧元区成员国经常就是同床异梦,床头吵完床尾和。例如为了抗击货币不稳定的冲击,德国和法国在成立欧洲货币联盟问题上,都显现出了不同的动机。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德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统一必须取得法国的认可。为此,德国愿意放弃发行马克,加入货币联盟以换取法国的认可。在这之后,统一后的德国致力于展现更坚定的外交立场,以深化欧盟的整合,这一点确实继承了德意志帝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的作风。然而法国不希望德国中央银行主导欧盟的货币政策。法国延续了戴高乐总统的强硬作风,认为军事力量高于货币力量,欧元要挺起胸膛,在国际货币博弈中与美元竞争,一较高下。

早在19世纪,金本位制度就已经存在于欧洲大陆,这个制度是推动各国贸易交流的最重要推手,因为整个欧洲对黄金所代表的价值都深具信心。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改变国际贸易格局最关键的力量。从国际贸易与货币强权的历史来看,欧元从头到尾就是政治议题。这也是欧元潜伏既深且广的断层线。在经济金融政策准备工作尚未完成之前,欧元就匆匆问世了。但它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确实帮助欧元区各国避免了更严重的金融货币动荡。

欧洲整合之初

维利·勃兰特是德国前财政部长,也是大欧洲主义重要的推手之一。勃兰特在197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主要是因为他在推动欧盟成立方面的贡献。他在德国的一个单亲家庭长大,母亲是商店的行政人员,从小由外祖父抚养长大。他的外祖父是一名卡车司机,对社会主义的理想充满热情。这样的环境给勃兰特种下了社会主义理想世界的种子。

勃兰特继承了外祖父的政治倾向,长大后投身于德国社会主义青年暨工人党。党务工作之余,他在船务公司工作,赚钱营生。当时,德国纳粹兴起,一时间风起云涌。纳粹仇视奉社会主义为圭臭的工人党,勃兰特也成为打击目标。1938年,德国政府取消了勃兰特的国民身份,不得已之下,他申请移民挪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在1949年以清白之身回到德国,由于始终无法忘怀早年的政治理想,他重新投身政治。1949年开始他在西柏林市长身边工作,1957年他参选西柏林市长竞选并获得成功,这个市长职务成为他日后当选为德国国家领导人的跳板。美国政府方面对勃兰特个人并无特别的好感,因为他在1961年苏联筑起柏林墙时,并未表示任何抗议或发表任何声明,刻意忽视美国政府的意图,令美国政府很不高兴。接着在1964年,他担任社会民主党的主席,1966年担任外交部长,最后终于在1969年成为联邦德国总理。

在他担任外交部长期间,第一次美元危机爆发,伦敦出现黄金抢购风潮,德、英、法等国群起而攻之,对美元大加挞伐。他很担心美元大幅贬值会带动大量资金涌入德国,造成马克升值。马克升值会阻碍德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这对于贸易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的德国来说,是很不利的。
法国的经济体质本来就没有德国好,加上法国爆发了工业国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抗议潮,即五月风暴,更是令法国政府雪上加霜。这时的戴高乐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五月风暴中,总计有1100万工人和学生参与了罢工,占当时法国人口的20%。他们反对政府和机构的专政独裁,拥抱左翼理想,严厉批评西方资本主义霸权的侵害。

虽然当时戴高乐政府已可危,但戴高乐本人还是坚决反对法郎贬值。一向和美元唱反调的他,个性独裁坚毅,他认为允许法郎贬值就是投降,会让法国颜面尽失。同一时期的美元弱势也正好给了美国政府一个教训。他始终认为,美国不会同意解决美元问题,解决之道在于德国。

但是德国政府是吃了秤它铁了心,坚持马克不升值,担心一旦升值将损害德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并表示德国会尽一切努力维持现有的马克兑美元的汇率。1968年11月,心急如焚的西欧几大工业国家的财政部长相约在波恩召开峰会,但由于各国的意见分歧,还是无法达成共识,不了了之。戴高乐无奈,只好推出汇率管制策略,借机拖延时间,等待最后的解决方案。

法国五月风暴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动荡,戴高乐因此匆匆下台。1969年,蓬皮杜接任法国总统职位后,这样混乱的局面才逐渐平息。蓬皮杜政府打出两面策略,表面上还是以戴高乐主义的追随者自居,严厉指责美元的大幅贬值及美国政府的不负责任,但在制定政策方面却较为谨慎务实。于是当年8月,他刻意操纵汇率,在全国毫无戒备心之时,突然让法郎贬值,民众反应过来时已为时已晚。
德国方面最担心的就是国际资金大量流入德国市场,推升马克汇率,这正是1969年9月联邦德国大选期间最引1人关注的议题,社会民主党及自由民主党联盟共同推选出的勃兰特顺利就任总理一职。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马克汇率实现自由波动,然而这个举动却大大地激怒了德国出口商。勃兰特为了转移关注点,就把矛头指向法国,勃兰特在公开场合痛厅法国的货币贬值政策,指出这迫使德国不得不做出痛苦执择。

德国和法国的外交关系,至此出现严重的裂痕。

货币联合操作萌芽

德法之间的裂痕并不利于欧洲的共同利益,善于政治协调的勃兰特首先让步,有心修补这样的关系。他提出联合汇率操作工具,以防范未来不断波动的汇率带来的问题。

然而,改提议在德国政府内部还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首先碰到的阻力来自德国中央银行。传统上,德国中央银行以马克的守护神自居,维护马克的稳定、打击通货膨胀是它最重要的工作,责无旁贷。因此,如果让马克和法郎实现联合操作,显而易见地,将可能不利于德国通货膨胀问题的解决。其次,德国外交部也有不同的意见,警告说,德国和法国的联合行动将可能动摇泛大西洋货币合作机制,并指出这主要是针对美国的合作,是唯美国马首是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的外交政策儿乎都屈从于西方阵营的领头羊一美国。然而美欧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1968年11月,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他领导的政府一意孤行,主张单边主义、威吓政策。因此,德国越来越难以支撑泛大西洋合作的架构,再加上不时遭受到美国强势政策的威吓,强大欧洲联盟整合的意愿逐渐强烈起来。

法郎的贬值对于法国政府和人民来说都是毫无颜面的事情,传统的法郎是伟大的法兰西帝国的遗产,不容侵犯。但也有高远瞩的政治家深深拥抱大欧洲主又的理想,如吉斯卡尔·德斯坦,他曾经是戴高乐及逢皮杜政府时期的财政部长。他认为法国和德国的汇率合作,除了引进德国马克传统稳定的货币机制外,还可以有效地让法国汇率政策扩展为欧洲整体的货币政策。

最重要的是,德斯坦认为欧洲单一货币是未来的希望,唯有强势的单一货币才足以挑战美元的国际货币强权地位,而法国被逐渐强大的德国和更强大文不负责任的美国夹在中间。若依照德国总理勃兰特提出的联合操作机制,最后可以发展成为单一货币的话,法国总统蓬皮杜一厢情愿地认为,此单一货币的主控权应该在法国手中。

就在德国及法国领导人各有心思的考虑下,货币联合操作工具的理念逐渐成形。在1969年11月举行的欧洲峰会时,德国总理勃兰特趁热打铁,首次将单一货币的概念提上台面,认为欧洲应该掌握自己的命运。然而法国的态度就比较暖味了,蓬皮杜遮遮掩掩地表示,法国必须坚持掌握自己的命运,法郎的前途是最重要的考虑。他在正式场合模棱两可的表态是刻意为之,目的是为法国争取最大的利益。

维尔纳计划

此次欧洲峰会又未达成任何共识,欧洲单一货币的前途充满了不确定性。依照惯例,欧洲各国首先会指派委员会收集信息,进行研究以寻求共识。这次欧洲单一货币委员会由卢森堡时任首相皮埃尔·维尔纳领导。维尔纳曾经是一位银行家,在1944年曾代表卢森堡出席布雷顿森林会议,其丰富的金融业从业经验使他成为这次委员会无可替代的领导。

一份对欧元未来起到决定性影响的“维尔纳计划”,终于在1970年10月出炉了。该计划强烈建议制定一个足以对抗美元货币冲击、避免欧洲货币波动的单一体制的货币政策。

该计划中最重要的建议就是设置欧洲中央银行,扮演类似美联储的角色。另一方面,在欧洲整体财政政策上,该计划强调欧盟成员国之间政府财政预算的协调,以及预算流用以协助弱势经济体渡过难关等。这方面的设计就如同美国联邦预算流用制度,假如加州政府财政预算发生困难时,联邦政府可以动用预算协助其渡过难关。由此可见,早在1970年推出的“维尔纳计划已经预见到了欧洲财政政策统合的重要性。

维尔纳计划”儿乎是对欧洲政治与经济坏境的革命,顿时就刺激到了欧洲许多民族主义国家的紧绷神经。为了避免单一货币产生严重的副作用,维尔纳建议各国可以保留原有货币的传统象征价值。计划也建议在10年内分三个阶段整合汇率机制,却没有提到包括欧洲中央银行如何运作、其决策机制,以及各国政府与欧洲中央银行的关系架构等问题。这些问题也正是各国政府最关心的,“维尔纳计划”这一致命弱点,只是各国对这份计划产生了疑虑,甚至难以接受。
首先,德国中央银行就质疑在此架构下,法国政府是否会染指欧洲中央银行的运作,最终导致欧洲的通货膨胀。同时,法国担忧欧洲中央银行主导欧洲整体货币政策,法国会因此失去货币政策决定权,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至此,各自为政的意向已经相当明显,但是“维尔纳计划”还是在1971年3月得到了各国财政部长的背书,之后便束之高阁了。唯一残留的概念就是整合汇率机制的货币改革进程的三个阶段。

各吹各的调

美元危机不断蔓延到欧洲,一次又一次地刺激着欧洲国家紧绷的神经。1971年初,第三次美元危机又起,投资人担心美元前景未明,预计美元将会贬值,国际资金再一次涌向德国金融市场。到了当年5月,德国中央银行眼看资金潮来势凶猛,在万不得已之下,只好放手让马克升值。

而传统上与德国货币政策一致的荷兰也跟着放手,让货币汇率自由波动。不过,一般投资人在对待法国经济前景这一问题上,看法差异很大。国际资金并未流向法国,法郎因此未受波及。但是德国马克的单边货币升值策略却让法国遭受池鱼之殃,法郎相对于马克大幅贬值,法国政府对此深表不满。
为表达法国的愤怒,蓬皮杜扬言法国将不会派代表参加欧洲中央银行总裁会议,直到整个金融坏境改善为止。

尼克松的外交和货币政策较为激进。1971年8月他推出所谓的“新经济政策”,单方面决定停止美元兑换黄金的承诺,正式告别布雷顿森林协议中确立的金本位制。接下来又推出10%的进口关税保护政策,筑起高高的贸易壁垒。这个政策立即引发了市场的一阵惊慌,造成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一升一贬,背离程度更加严重。

法国在方不得已之下,只好采取行动。尼克松与蓬皮杜相约在葡属亚速尔群岛举行会谈。尼克松毫不犹豫地表示要通过美元贬值来带动美国出口贸易的发展,进一步刺激美国经济。蓬皮杜担心这样的行动会让整个欧洲失去竞争力。为此,蓬皮杜只能蝶噪不休地解释汇率的深远影响,盼望尼克松可以重新考虑货币政策。不过,尼克松对于他的解释毫不理睬,依然一意孤行,要求美元贬值。至此,强弱之势立判,美国强势依旧。如美国所愿,美法两国达成一致,让美元贬值7.5%

1971年12月18日,全球主要国家的财政部长在美国首府华盛顿史密森学会的城堡大厦举行会议。会上各国财政部长达成协议,让美元贬值7.89%另外,会上就各国的汇率波动上下限也达成一致,从布雷顿森林协议中上下各1%的限度扩大到上下各2.25%,波动幅度合计达4.5%。该协议史称“史密森协定”。

同时,美国在会上要求马克升值幅度高于其他与会国货币,这样相对于美元,其他与会国货币可以少升值一点,得到一些喘息的空间。战后德国唯美国马首是,勃兰特得到这个消息后,通知了德国中央银行,德国马克最后升值幅度达到14%
为了维护布雷顿森林体系,欧洲各国所承受的损失很大,德国和荷兰在美元贬值之前,为护盘已买进不少了美元,它们是这波美元贬值的最大苦主。然而,美元危机之后,美国政府不负责任的态度依然如故。美国时任财政部长康纳利的一句话一针见血:“我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可以说他完全不把美元危机给欧洲带来的灾难看在眼里。

史密森协定暂时解决了美元危机,但也形成另外一个问题。欧洲各国的经济基础并不一致。德国经济实力较强,但法国稍显房弱。根据史密森协定,举个最极端的例子,如果德国马克兑美元相对升值2.25%,而法郎兑美元相对贬值2.25%,最终结果是,马克兑法郎相对升值9%,这是相当惊人的变动,将会对德国制造业的竞争力造成严重的损害。

蛇形浮动汇率机制

墨菲定律指的是,凡是可能出错的事必定出错。事实上也真的是这样。1972年尼克松寻求连任,美国联邦银行时任总裁阿瑟·伯恩斯在尼克松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执行宽松货币政策,降低美国短期融通利率,营造经济欣欣向荣的假象,引发美元贬值,投资人的资金再一次大举流向德国市场。德国政府这次采取坚定的动作,完全不理会美国政府的要求,而是寻求欧洲区域内的团结自保,推动欧洲协议整合货币操作机制的形成。
6个欧盟成员国、3个后备成员国(瑞典、爱尔兰及英国),以及挪威共同参与了货币操作机制。1972年它们给这个机制起了个怪异的名称一蛇形浮动汇率机制,也就是以德国马克为中心,其他国家货币兑马克的汇率在小范围内浮动,因如同蛇类豌前进的形态而得名。

但是当美元危机再次爆发,甚至影响范围更广时,1973年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布雷顿森林协议的金本位制形同废纸,这个蛇形浮动汇率机制也不再具有实际意义。美元一旦失去金本位制这个基础,就像断了线的风筝,美元的汇率波动就只能依赖美国政府的货币政策,以及全球对美元的信心。德国马克与美元挂钩,欧洲其他国家的货币文与马克挂钩,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由此可知,仅仅依靠货币操作机制无法稳定货币,各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必须与政府的财政政策相配合才能奏效。欧债危机爆发后,欧元区各国相互指责对方没有尽力维护欧元区的完整。毕竟欧元区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较强的经济体支持较弱的经济体,才能发挥效用。

画蛇添足

1970年爱德华·希斯出任英国首相,他在任内最重要的成就是积极参与了欧盟的运作并达成多项协议。1973年5月,美元在尼克松的刻意操作下,贬值的意图非常明显。尼克森政府之后又推出了所谓的固定又可调整的“矛盾汇率机制”。
希斯深知美元的风险,他向德国寻求解决英榜面临的问题的方法,希望德国释出手中的美元来为英榜护盘。但勃兰特反过来要求英国在蛇形浮动汇率机制内,先稳定英镑。事情并没有像希斯想的那么简单。

凭借过去的经验,希斯认为若是德国不承诺介入护盘,货币危机将会再次发生,英镑也会再次倒地不起。勃兰特不愿意无条件支撑英榜,不愿让英国占尽好处。1973日5月,美元与黄金价格脱钩,开始自由浮动,欧共体成员国按照共同约定,同时启动蛇形浮动汇率机制抵制美元,但其运作结果却不如预期。

虽然各成员国都承诺以德国马克为中心,有秩序地随其调整步伐,但并未集中各国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并将其作为共同捍卫本国货币的子弹。接着,该机制要求各国政府货币政策的配合。机制启动时,德国中央银行理应调降利率,应对美元贬值,以防止资金大量流入德国。但各成员国该降息的没降息,该升息的没升息,走向完全相反。各成员国之间没有统一的指挥,更无中心思想,失败应该在预料之中。因此,各国间的裂痕越来越深。

实际上也确实如此。1973年德国发生通货膨胀的疑虑越来越浓,中央银行采取紧缩货币政策以打击通货膨胀,但就是不降息。法郎相对马克贬值,法国资金大量外流,忍无可忍,法国于1974年退出蛇形浮动汇率机制,在1975年重新加入,又于1976年退出。由此可看出法国犹豫不决的态度。一旦货币情势对自己不利,法国就指责德国未能考虑欧共体全体成员国的需求,声称自己是最大的受害者。而德国也回击说,法国相关的货币管理机制不健全。德法两国的恩怨似乎永远是剪不断、理还乱。

欧洲货币系统

德国前财政部长赫尔穆特·施密特接任了勃兰特的总理一职。他在担任财政部长时就深信整合货币机制是实现单一货币最重要的一步,他也信仰大欧洲主义。虽然他已经尽可能配合引导整合货币机制的发展,放低了姿态,但整个操作过程和结果却令人相当沮丧。

法国总统蓬皮杜于1974年过世,吉斯卡尔·德斯坦接任总统一职。德斯坦是个现代主义者,个性随和。在总统就职典礼当天,依照传统惯例,他要站在爱丽舍宫前接受全民欢呼。然而令人震惊的是,他没有穿过去传统的法国条纹背带裤,而是西装革履,这一举动震惊了全法国。他和施密特一样,都认同大欧洲的整合理念。但他的理念更加新潮开放,他在过去从政期简历经多次法郎贬值,在对待欧共体的问题上,他更加务实,认为欧共体的货币机制是维持法郎稳定的良方。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德法两国领导人都是大欧洲主义的拥护者,对欧洲的经济和金融状况都相当了解,但问题是,该从何处起步?

1978年,威廉·米勒担任美联储主席后,坚决维护美国国内就业率,面对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无动于衷,美元的信用尽失,投资人再次逃离美国,资金再次涌进德国,这就像一条定律。投资人对美元失去信心,马克再次相对升值,德国出口商又开始担心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了。为此,一向严守纪律、谨慎小心的德国中央银行一共动用了17亿马克来阻止马克升值,但全球资金浪潮规模太大,此举成效甚微。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法国、意大利和英国都已经脱离了蛇形浮动汇率机制,欧共体联合货币操作的承诺也已名存实亡。单单凭借德国中央银行的力量,根本无法抵挡全球资金的浪潮,马克升值一发不可收拾。
其间欧洲货币波动剧烈,欧共体成员国经过几次讨论,依然无法达成共识。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和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对美国政府不负责任的做法、对美国恶名昭彰的霸权主义,已经忍无可忍。这次他们下定决心,共同拟定了计划表,并邀请英国代表,计划通过欧洲三大国家的共同努力,达成欧洲货币整合的共识。

但英国显然无法融入德法两国既定的目标,之后退出了该计划。1978年7月该计划蓝图以德斯坦和施密特两人的共同名义公布。不同于先前的是,这次不是以德国马克为中心,而是以更复杂的一蓝子欧洲货币为基准。“欧洲记账单位”发展成为“欧洲货币单位”。欧洲货币单位的货币价值,是成员国货币价值的加权平均值,其权重根据成员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在共同市场内部贸易所占比重的大小确定。也就是说,欧洲货币单位本质上是一个由各成员国货币组合起来的一篮子货币,这显然是欧元的前身。

尽管当时英国还没有加入欧洲货币体系,但英镑却是欧洲货币单位的组成部分。而在蛇形浮动汇率机制下,欧洲各国采取的措施是,强势货币国家放松货币政策,弱势货币国家收紧货币政策,这样就能使欧洲整体的货币政策趋于平衡。接着,它们计划在两年后,汇集各成员国家的外汇储备作为稳定货币基金,简单地说就是将其当作外汇护盘的子弹,成立一个超主权的欧洲货币基金,管理汇集的外汇储备。
在这样的安排下,德国就可以安心地对抗通货膨胀,收紧货币政策;而其他弱势国家不必跟随,可以采取自己的宽松货币政策。英国政府对德斯坦和施密特两人的计划并不买账,始终推推攘攘,至今亦是如此。但是没有英国的加入,这个机制还是照样可以运行下去。

计划虽然周全,但是成立欧洲货币基金却严重地损害了德国中央银行传统上不可触碰的独立性。在大欧洲主义的推动下,施密特亲访德国中央银行,说服行长埃明格尔让步。在得到德国中央银行的支持后,欧洲货币机制的计划才能顺利进行。除了英国,欧洲其他国家也有不同的考虑,它们反对成立欧洲货币基金,希望进一步撤销启动机制,也不希望承担这个机制的无限责任,这样整个计划又将无法施行。

吵吵闹闹之后,新的蛇形浮动汇率机制还是建立了,不过官方名称是“欧洲货币系统”。原计划中的启动机制和货币基金,因遭到各国的反对,完全付之阙如。

从整个内容可以看出来,这个欧洲货币系统是完全是针对最初的蛇形浮动汇率机制的改进版。不以单一货币为基础,企图建立护盘基金,以利于操作。虽然护盘基金并未能建立,但已经隐隐约约地看出未来欧洲中央银行的影子。

新瓶装旧酒的欧洲货币系统

无论大家如何有争议,欧洲货币系统开始了运作,但仍缺乏启动机制及储备基金。该系统的运作核心是欧洲汇率机制。它的操作逻辑在于重整货币序列,也就是说当外部事件影响到某个国家的货币时(通常是针对美元贬值时),其他成员国货币能够在欧洲货币系统下依序重新调整汇率,以实现稳定欧共体成员国的货币为最终目标。20世纪80年代,欧洲货币系统一直都是欧洲货币稳定的基石,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法郎贬值的压力持续增加。
1981年,法国社会党领袖弗朗索瓦·密特朗击败寻求连任的吉斯卡尔·德斯坦,成为法国第五共和国第一位左翼总统。他外表看起来温和、亲切,被法国人称为“伯伯”,在民意测验中备受爱戴,但实际上他极富谋略,政治手腕高深莫测。因此,他又被称为“法国最神秘的人物”。密特朗是法国政治史上著名的左派代表,最著名的事迹乃是于1986年任命右派的希拉克为总理,开启法国“左右共治”时代。他一上台即宣誓要“打倒资本主义”,展开一连串的国有化改革进程(将39家银行及5大工业集团收归国有)。因此,在他的社会主义政策之下,政府财政预算大幅增加,通货膨胀率升高,法郎三度贬值,经济严重衰退。无可避免地,1985年,民怨沸腾,民众对密特朗的满意率仅为25%,他成为声望最差的法国总统。

法郎的贬值让欧洲汇率机制开始忙碌起来。1981年10月及1982年6月启动了两次重整欧洲汇率行动。但是整个调整工程浩大而又困难重重。这不是针对法郎和马克的相对汇率调整,而是调整欧洲各国的汇率,调整前必须得到各国的同意,这样的汇率调整准备工作旷日费时,效率因此大打折扣。

到了1983年初,法国经济依旧萎靡不振,资金还是不断地大量逃离法国,金融市场日渐衰退。情急之中,密特朗甚至开始思考是否退出欧洲货币系统,以维护法国及法郎的尊严。但这样做的最严重后果是,法即将无法在欧洲立足。就在这紧要关头,密特朗的财政部长雅克·德洛尔提出了解决方案。德洛尔是银行家和经济学家,个性坚毅且外表严肃异常。由于成长在二战”期间,他延续了家族的大欧洲主义理想,向往欧洲整合。
德洛尔警告密特朗,一旦法国退出欧洲货币系统,将会严重损害法国领导大欧洲整合的雄心。密特朗接受了德洛尔的建议,遂步开始削减政府预算,同时,积极配合欧洲汇率机制的重整,调整法郎的贬值幅度。

但是欧洲汇率机制的汇率重整必须有德国货币政策的配合,此时德国政府却开始犹豫了,因为德国刚刚经历过8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马克汇率重整对于提振德国经济没有什么帮助。

德国时任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是保守派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也是历任德国总理中任期最长的一位,他在任期内经历了柏林墙的倒塌,是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统一后的第一任总理。当年科尔、美国时任总统老布什及苏联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一张合照,见证了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统一的历史性关键时刻。他在整个从政生涯中,表现出的是随和与爱交朋友的特性,但另外一方面他又是一位个性异常坚忍且坚持理念的人,他也是大欧洲主义的坚决拥护者。

科尔知道一旦马克升值,德国刚刚起步的经济会直接受到压抑。同时,他也必须考虑到大欧洲团结的需要。德法两国的关系非比寻常,马克升值导致法郎大幅贬值的话,法国经济亦将遭受严重的打击。密特朗和德洛尔一方面在讨论威吓退出欧洲汇率机制,一方面又强调德法关系对于大欧洲前景的重要性。
最后,双方终于达成协议,科尔做出了最大的让步,他指示财政部长在欧洲汇率机制下,允许法郎相对马克及欧洲其他国家货币以较小幅度贬值。因此,法国在德国的汇率协助下得以放手改革财政政策,大幅削减政府预算,在达到政府预算平衡之后,法郎逐渐地稳定下来。欧洲货币系统的操作算是大功告成,法国成功摆脱了经济及财政困境。

但也由此可知,大欧洲的经济与金融稳定,单单依靠欧洲货币系统是很难维持的,还需要各国政府财政政策的配合,才能达到想要的效果,也才能圆满解决问题。这也是欧元诞生后最难以摆脱的困境。

德洛尔委员会

由于1983年欧洲货币系统操作的成功,科尔、密特朗及德洛尔在欧洲的声望大大提升,德国和法国的财政和外交关系也有了大幅的改善,对不久后的欧洲整合计划起到了推动作用。

紧接着,德洛尔在法国和德国的大力支持下接任了欧洲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一职,在德法两国的支持下,开始大刀阔斧地推动欧洲整合计划。

他主要在两方面做出努力。首先是欧洲单一市场的架构,欧洲共同市场建立之后,最重要的是欧洲货币核心机构一一欧洲货币联盟。1986年2月,德洛尔推出《单一欧洲法案》,并由欧共体各成员国领导人签署通过。这个法案直接针对核心向题,内容涉及欧洲机构改革,包括扩展共同体的权利和义务。该法案是完成单一市场最重要的文件,并在1987年7月1日正式实施。接着,他在1988年重新启动欧洲货币联盟计划,力求实现统一货币、统一中央银行和统一货币政策的目标,但他这时尚未设定计划完成时间表。
这样伟大的工程总是令人担心,疑云重重。欧洲各国总是会出现不同的声音和意见,尤其是关于欧洲货币联盟的计划。密特朗全力支持德洛尔的欧洲货币联盟计划,认为通过货币联盟,法国可以重新主导整个欧洲的货币政策。

1985年广场会议后,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日本不得不同意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操作,使美元兑日元、联邦德国马克等主要货币有秩序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向题,日元、马克因此大幅升值,再一次显现了美元的霸权地位。果不其然,欧洲较为弱势的货币一一法郎也紧跟着大幅贬值,密特朗气急败坏地认为,美国政府的不负责任让法国陷入了困境。这件事让法国支持欧洲货币联盟的意愿更加强烈,一心要对抗美元的专横强权。

德国的立场不同于法国,总理科尔虽然是大欧洲主义拥护者,但德国中央银行向来独立于政府决策之外,就算是总理也必须尊重它的独立性。而行事作风既传统又保守,以对抗通货膨胀、提振经济发展为最重要目标的德国中央银行认为,欧洲货币联盟的运作将会让德国陷入通货膨胀的困境。

科尔同时也努力说服英国加入欧洲的大家庭,英国时任首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在科尔的力邀下表示愿意加入欧洲单一市场,但不愿意加入欧洲货币联盟计划,认为这是法国人大欧洲统治政策的阴谋。

然而就在大欧洲主义的潮流下,在密特朗、科尔及其他有志之士的努力下,1988年春天,德洛尔义无反顾地主导设立了一个专家委员会,实施欧洲货币联盟计划,该委员会被称为“德洛尔委员会”。德洛尔委员会的计划中最重要的机制是:其一,设立欧洲中央银行,以整合欧洲货币政策、稳定价格机制;其二,汇集各国外汇储备,成立货币储备总库。这两项是设立欧洲中央银行最重要的前期准备。
听取了各成员国的意见后,德洛尔在1989年6月完成了委员会报告,并在欧共体领导人峰会上发布,得到了欧共体各国政府领导的背书。这仅仅是规划蓝图,并未有具体推动的时间表,取而代之的是1970年发布的“维尔纳计划”,计划中提出的三阶段推动过程能否真正实现还是未知数。方事俱备,只欠东风,历史的关键时刻悄悄来临,推动了大欧洲计划的实施进程。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1989年11月9日,一夕之间柏林墙倒塌,震惊全球。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完成统一后一年,即1991年12月9日,欧洲共同体成员国领导人会议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举行,根据德洛尔委员会所提出的架构,草拟了《欧洲联盟条约》。

紧接着,1992年2月,欧洲共同体12个成员国在同一地点签署了《政治联盟条约》和《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条约规定,最迟在1993年11月1日之前,建立经济与货币联盟,届时欧洲联盟可以在该联盟内逐步实现统一的货币、统一的中央银行以及统一的货币政策。《欧洲联盟条约》又被称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德国统一后,土地、人口和经济规模倍增,挑战也随之而来。由于原先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经济规模和生产条件差异相当大,社会冲突及抗议事件不断。联邦德国人说民主德国人好吃懒做,而民主德国人认为联邦德国人太贪得无厌。这一现象反映出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之间的社会及经济差异。刚刚统一后的德国专心在整合内政上,在外交方面投入的精力相对较少,因此,他们更加依赖欧洲联盟的整合,进一步统一欧洲货币联盟正是他们所需的稳定马克的保障。

德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统一必须取得包括美国、法国、英国及苏联的认可。为此,德国愿意放弃马克的发行,加入货币统一联盟以换取认可。马克是德国优良传统的象征,也是欧洲最强势的货币,放弃马克的发行,德国政府可谓颜面尽失。

德国中央银行在欧洲最具影响力,因此,欧洲联盟理所当然地赋予其规划“欧洲中央银行”架构的工作。它也恰如其分地模拟德国中央银行的优良传统,强调独立性,隔离政府的政策影响和介入,稳定价格的授权(对抗通货膨胀)。统一后的德国,逐渐摆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的屈从角色,渐渐崭露头角,参与欧洲联盟事务的立场明显变得强硬了。

欧盟各成员国政府在1992年签署了最著名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其中规定:欧洲中央银行的形式架构类似于德国的中央银行,它可在有限范围内支持各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欧洲其他国家在申请加人欧盟前,首先必须降低本国的通货膨胀率,减少财政赤字及政府债务,其中,财政赤字占比不得高于国民收人的3%,财政债务占比不得高于国民收入的60%,货币政策必须要稳定。同时,条约规定:最迟于1999年在欧盟成员国内发行统一货币,实行共同的对外防御政策,扩大欧洲议会的权力。
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后,欧洲媒体在报道许多有关政府债务的限制时,就经常会提及《马斯特条约特里赫特》。

人心不足蛇吞象

德国统一加速了大欧洲整合的脚步,欧洲各国蓄势待发,就等着统一欧洲汇率机制那一刻了。不幸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欧洲经济金融方面引爆了超级强震。

1983年欧洲货币系统操作的成功,并未带来好运,反而是灾难的开始。平静了5年的欧洲汇率机制受到前所未有的强大冲击。1990年英国撒切尔政府在德国总理科尔的力邀之下,刚刚加入欧洲汇率机制不久。撒切尔夫人认为欧洲汇率调整机制,可以让英国在打击通货膨胀时无后顾之忧。

1992年,欧洲各国经济普遍处于衰退期。为了刺激不景气的经济,英法等国普遍采用了降低利率的措施,但德国的情况和它们有些不一样。

德国统一后,原先的民主德国经济相对比较落后,为了支持该地区的经济建设,德国发行了大量的国债,将筹集的资金大量投向该地区。而经济建设的强大需求文引发了通货膨胀。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德国政府不得不提高利率,这刚好与其他国家的利率政策相反。欧洲三大国家完全背离的货币政策,造成了此次无法避免的大灾难。
1992年时,美元利率正处于6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德国为了应对国内的通货膨胀,不得不在7月16日把利率提高到30年来的最高水平。两者之间的利差高达6.5%,这使得德国马克相对于美元大幅升值。这意味着,欧盟内部要保持欧洲汇率机制的稳定汇率,就必须使其他成员国的货币相对于美元同样升值。但是,欧盟其他成员国并不具备像德国那样支持高汇率的国内经济及利率水平,这也是日后爆发危机的原因之一。

欧洲汇率机制在1983年操作成功,良好适应了各国的财政政策,操作绩效已经得到证实。因此,1986年2月德洛尔推出《单一欧洲法案》,除了废除各国商品流动的限制外,也废除了资金流动限制,并在1990年7月开始实施,这是欧洲单一市场的主要精神之一。换句话说,从此之后,《单一欧洲法案》使得欧洲各国人民就像生活在同一个国家一样,大欧洲地区的物流与资金完全自由流通,不再受到限制。

然而,一旦有些国家的汇率受到压力必须向下调整时,由于资金流动不受限制,投资人可在汇率贬值前大量导出资金。如果投资人押对赌注,该国货币真的贬值的话,那将获得可观的收益,就算赌注押错,反正资金都还在大欧洲地区,他们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另一方面,欧盟各国决心捍卫欧洲汇率机制。1992年7月28日,欧洲共同体12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召开会议,并在会后发表公报,公报称:排除在欧洲货币体系范围内改变汇率机制的可能性,并决定积极执行1987年达成的关于允许各国央行不必等到某种货币超出浮动范围,就可以对金融市场进行干预的协议,使各成员国汇率保持稳定。言下之意就是,欧盟国家会持续稳定各国的汇率,这就是欧洲汇率机制的主要精神。
这实际上是12国政府联合向全世界保证:欧盟内部的稳定汇率机制不会改变(在上下2.25%的范围内浮动)。欧洲货币市场在统一货币前,先废除了资金流动管制,接着文向全世界昭告欧洲内部的稳定汇率机制不会改变。这等于昭告天下,如果你是有心人,就可以在欧洲货币市场放心地下赌注。

由于德国马克的升值,其他成员国的货币相对于德国马克不断贬值,这威胁到了欧洲对内稳定的货市机制,外汇投机者在汇率波动风险上的后顾之忧被彻底解除,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套取不同货币的利差收益。就在种种有利因素之下,国际资本蜂拥而入,纷纷买入德国马克,抛弃欧洲其他国家的货币。

其中,匈牙利裔美国人乔治·索罗斯以杠杆操作为主,动员大量的游资卖空英榜,一战成名。

秀鹰投机客大举进军欧洲

最先倒下的是北欧的芬兰。德国政府提高利率后,芬兰人纷纷把芬兰马克兑换成德国马克,为了维持芬兰马克与德国马克的比价,芬兰央行不得不抛售德国马克、购买芬兰马克,但芬兰央行手中持有的德国马克储备十分有限,很快就被消耗殆尽。到了1992年9月,芬兰央行已经无力维持芬兰马克与德国马克的比价。9月8日,芬兰政府被迫宣布芬兰马克与德国马克脱钩,实现自由浮动。这是第一个被迫脱离欧洲汇率机制的国家货币。
英法两国政府眼见芬兰灾情惨重,对芬兰马克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深感忧虑,建议德国政府适当降低利率,以减轻其他成员国货币贬值的压力。但德国政府认为芬兰马克与德国马克脱钩的影响微不足道,悍然拒绝了英法两国的建议。9月11日,德国中央银行行长施莱辛格甚至公开宣布,德国绝不会降低利率。就是这句话,更加鼓舞了投机者的信心。

投机者接下来要攻击的目标是意大利。西欧各国中,意大利在综合国力上明显弱于英、法、德等国家,意大利里拉一向也被人视为“弱势货币”。芬兰马克的退出,使得意大利里拉变得格外突出,成为大家攻击的自标。投机者决定对里拉发动攻击,柿子总是要先挑软的吃。一般来说,对抗投机者游资的方式就是提高利率,资金成本提高后,贷款利率升高,杠杆投机操作的成本也就变大了。

但是,意大利财政负债的负担沉重,一旦提高利率,也会增大政府自身的负债成本。方般无奈之下,为了稳定里拉与德国马克的汇率,意大利不得不一再提高里拉的利率。9月7日和9月9日,意大利连续两次提高银行贴现率,从12%提高到15%。但是意大利脆弱的经济无法承受这么高的利率,提高利率不仅未能提振人们对里拉的信心,反而引发了人们对意大利经济状况的担心,屋漏偏逢连夜雨,里拉还是继续贬值。

9月12日,里拉兑德国马克的汇率浮动范围超过了欧洲汇率机制设定的下限'2.25%)。9月13日,欧洲共同体这时候才正式宣布,启动欧洲汇率机制,对11种货币的汇率进行调整。意大利里拉贬值3.5%,另外10种货币则升值3.5%,里拉实际贬值7%。即使贬值了7%,投机人仍旧认为里拉被高估了,他们继续发动猛烈攻击,疯狂抛售里拉。而且,里拉贬值7%让国际投机者获利颇丰,这反而增加了国际资本继续攻击里拉的子弹,意大利灾情加重。
意大利央行被迫大量买进里拉,以维持里拉的汇率稳定。经过不到一个星期的激烈战斗,意大利央行几乎耗尽了其400亿德国马克的外汇储备,再也无力维持里拉的汇率。9月17日,意大利宣布关闭官方外汇市场,里拉实现自由浮动。此次战役,即便欧洲汇率机制已经正式启动,意大利里拉还是一败涂地。

索罗斯打垮英格兰银行

欧洲汇率机制曾经在1983年给欧洲带来稳定的汇率,但是给英国带来的却是大灾难。

1990年英国刚加入欧洲汇率机制不久,当时新任首相约翰·梅杰忧心性仲,不断提醒德国总理科尔,万万不可再调升利率。

然而,德国的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掌握,央行独立行使职权,连德国总理的意见也不见得会买账,理所当然地也不会理会英国方面的压力。由于资金不断闯进德国,泛滥的资金在市场内横行,7月16日,德国中央银行第10次提高利率,创下自1931年以来的新高。欧洲汇率机制就是过去蛇形浮动汇率机制的进化版,如果英国要归答英镑之役战败的责任,德国中央银行应该难辞其咎。
到了8月,为了维持英镑的汇率,英国政府和德国政府都不断发表了一些关于维持英镑汇率的声明。8月中旬,英国时任财政大臣诺曼·拉蒙特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重申了英国政府的态度:“英国不会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我们决不放弃努力。”8月下旬,依据欧洲汇率机制的规定,英镑兑马克的汇率浮动范围不得超过2.25%的下限,而当时大约在2.8%左右。在每大24小时交易的国际外汇市场上,大规模进攻随时可能发生,就在这紧张的时刻,伦敦金融市场距离沦陷只有一步之遥。

到了8月底,万般无奈之下,英国政府不得不介入外汇市场操作,英格兰银行在市场上买进了33亿英镑,以显示维持英锈汇率的决心。但问题在于,33亿英榜根本就是杯水车新。就在同一大,英国时任财政大臣拉蒙特在欧盟财政部长会议结束之后,发表了简短的演讲,他说:“在欧洲汇率机制内,各国将不会再一致行动了。”这显示出英国政府捍卫欧洲货币机制的决心已经开始松动。

很少有人注意到拉蒙特的这句话,但是有一个人例外,这个人就是乔治·索罗斯。索罗斯反复研究拉蒙特的这句话,这是不是意味着英国开始给自己找退路呢?索罗斯的猜测并不是没有根据,英国政府在“融入老欧洲还是紧抱美国大腿不放”的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英国国内也有不同声音。在批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上,英国就迟于其他国家,而且还是勉强批准的。甚至后来在1999年欧元刚刚面世的时候,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还预言欧元不出三年就会崩溃。英国越来越不愿意跟随欧洲货币机制的脚步了。
尽管当时执政的英国首相梅杰曾经全力支持英国加入欧洲货币体系,但国内的不同声音,特别是反对党的声音无可避免地会对英国的态度产生影响。

时至9月初,拉蒙特宣布,英国将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入价值75亿英榜的外汇,全部用于稳定英镑汇率。虽然75亿英镑相对于儿百亿英榜的国际游资来说还是很渺小,但是英国政府的坚定态度使大部分对冲基金经理人都不得不三思而行。这正是最关键的时刻,胜败输赢就在此一决。

但是不幸的是,就在这时候,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了德国中央银行行长施莱辛格的一篇访谈,他闪烁其词道:“欧洲货币体系不稳定的问题只能通过部分国家货币贬值的方法来解决.·”他没有提到“部分国家”是哪些国家,不过对于索罗斯这样的天才来说,这种暗示已经足够了。德国人已经抛弃了英国,解除了对英镑的保护。这实在是一个天大的讽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侵略英国时,英国人依赖美国人的帮助取得了胜利。但是,1992年当伦敦遭受美国对冲基金发起的货币进攻时,为了守住英榜,英国人却需要得到德国人的庇护。

索罗斯立即对英镑发动了总攻击,进行最后一场殊死战。他向英格兰银行密集抛售了大约价值70亿美元的英榜,买入了价值60亿美元的德国马克。一般来说,一个国家货币的贬值通常会促进该国的出口,从而带来该国股指的上涨;而一国货币的升值往往会导致该国股指的下跌。因此,索罗斯还买入了价值5亿美元的英国股票,并在德国股市抛空。

如果只是索罗斯一个人与英国较量,英镑也许还能挺得住,但不幸的是,他从来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美国其他对冲基金早就想趁火打劫,群起而攻之了。索罗斯的行动引发了大量的游资,英镑被大量抛售。
对冲基金与英格兰银行的战斗进行得如火如茶,到9月15日,英榜汇率下跌到1英镑兑换2.78德国马克。9月16日早晨,为了守住1英镑兑2.778德国马克的底线,英格兰银行宣布将最低贷款利率由10%提高到12%,并在半天内抛售40%的外汇储备买进英镑,试图扭转已经持续数月的英榜颓势。但是在此举没有立刻取得效果时,英格兰银行再次将利率提高3%,达到15%。一天之内连续两次大幅提高利率,这在英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英国政府此举就是为了提升英镑的吸引力。但是过高的利率反而使人们认为,这将使英国原本就不景气的经济雪上加霜,引发了更加猛烈的英镑抛售。

当天收盘时,1英榜只能兑2.64德国马克,英格兰银行被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对冲基金彻底打垮。在此过程中,德国央行最终没有为英国护盘。英国财政部长拉蒙特不得不宣布英镑退出欧洲汇率机制,实行自由浮动,并取消最近的两次加息,英国正式脱离了欧洲汇率机制。

在英镑贬值过程中,对冲基金获利惊人。根据1994年美国听证会的文件显示,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在此役中获利10亿美元以上,如果加上狙击里拉、法郎的收益,量子基金在欧洲货币危机中获利高达20亿美元。美国许多外汇交易银行也在其中获利,而英格兰银行则损失惨重,影响所及就是,英国至今都未能加入欧元区。

索罗斯一战成名,成为许多国家闻之色变的金融秃鹰,英格兰银行则发誓说,在有生之年都不会原谅他!美国对冲基金战胜英格兰银行,迅速扫荡了欧洲货币体系的一些周边国家货币,除了居于欧洲货币体系核心地位的德国马克,就只剩下法国法郎了。

唇亡齿寒

法国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积极倡导者和中坚力量,也是整个欧盟的经济大国。如果说连法郎也失守,那么欧洲货币体系就真的是土崩瓦解了。因此,法郎保卫战是整个欧洲货币危机中,最为核心、最为惨烈的战役。

1992年9月18日,在对冲基金的攻击下,法郎兑德国马克的汇率跌到了欧洲汇率机制规定的下限,法兰西银行被迫关门半小时。接下来,为了稳定汇率,法兰西银行一天之内就买入了510亿法郎。此时,法国已经动用了除黄金以外将近一半的外汇储备,并宣布提高利率,但仍然无法阻止法郎继续贬值。

德国的立场很明确,德国可以不在意芬兰马克脱离欧洲货币体系,可以坐视里拉沦陷,也可以毫不留情地抛弃英榜,但德国绝不会任由法郎贬值。1993年新年刚过,投机者就进一步加强对法郎的攻势,仅1月4日一天,德国中央银行就买进了100亿法郎,法兰西银行则买入了250亿法郎。法国的外汇储备到此时已经不足280亿法郎了,法郎危在旦夕!

投机者对欧洲各国发动的货币战争的主要方式是抛售其他国家货币而买入德国马克。德国因为支持民主德国经济建设而产生通货膨胀,为抑制通货膨胀而提高了利率,而提高利率又导致了德国马克升值和国际资本涌入,国际资本的涌入又扩大了德国的货币供给,从而导致通货膨胀现象更加严重。
因此,德国当时的经济陷入了一个“通货膨胀一提高利率一马克升值一外资涌入一货币供给扩大一通货膨胀”的恶性循坏,境外资本的涌入导致其收紧货币利率政策失效。

但德国中央银行最初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断拒绝其他成员国的降息要求。其他成员国为了维持本国货币汇率,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不得不一再提高利率,从而进一步损害了自身的经济发展。德国采取的高利率政策,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实在是一场灾难,英榜就是这场灾难的牺牲品。

就在其他国家的强烈要求下,经过反复权衡,德国中央银行终于决定降低利率。1993年2月4日,德国中央银行宣布降低利率,贴现率由原来的8.25%降到8%,抵押贷款利率从原来的9.5%降到9%。德国降息后,欧洲各国弱势货币对德国马克的汇率普遍上升,各国才得以稍作喘息。德国中央银行这个降息动作,也实在是来得太晚,也太迟了,欧洲已经是袁鸿遍野。

由于德国降息,马克出现了贬值的可能性,投机者一时间不敢轻举妄动。对于德国来说,降息固然能够减轻由于外资涌入导致通货膨胀的压力,但降息却增加了国内经济扩张所带来的通胀压力。因此,德国对于降低利率这一措施十分谨慎,轻易不肯降低利率。

7月,投机者再度发起攻击,法郎保卫战进入最后的惨烈阶段。7月28日,德国中央银行再度降息,但由于降息幅度太小,市场没有太大的反应。接着,短短一周内,法兰西银行共买入1000多亿法郎,其外汇储备降为负28亿法郎。此时,德国中央银行已经借给欧洲货币体系成员国将近2000亿法国法郎。风暴总算渐渐平息了,自此,各国耗费巨额外汇储备,所有手段都已用尽,付出巨大代价后回到原点,这场风暴使得欧洲各国元气大伤。
风暴过后,1993年8月3日,欧盟12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布鲁塞尔达成协议:在中心汇率的基础上,将法国法郎、比利时法郎、丹麦克朗、西班牙比塞塔、葡萄牙埃斯库多、爱尔兰榜6种货币的浮动幅度扩大到上下各15%,将德国马克、荷兰盾、卢森堡法郎3种货币维持在上下各2.5%的浮动幅度。

到最后这样的安排,欧洲汇率机制实际上已名存实亡,转变成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强势美元提振欧洲经济

危机过后,虽然扩大了欧洲汇率浮动幅度,但受创惨重的欧洲对于欧洲汇率机制已经心灰意冷,欧洲汇率机制的未来文成了未知数。英国和法国严厉遣责德国中央银行的高利率政策,但是德国的回应是英法本身并未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未能整齐划一地配合欧盟货币机制的运作。互相的指责,加深了欧洲各国间的裂痕。

大欧洲计划好不容易在德国统一后初见曙光,现在大家又开始互揭伤疤了。所有的争论和指责无论是否站得住脚,1990年大欧洲计划的转型前置期都差不多过去了,可见欧洲国家还是很有心想完成整个大欧洲计划的。

历经了1993年欧洲货币的创伤,欧洲各国货币贬值,后续带来的效益就很可观了,那就是商品竞争力的提升和经济发展加速。紧接看的欧洲经济成长期,使各国愤愤不平的心情渐渐得到安抚。更重要的是,欧洲各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也跟着下降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规定的财政限制,现在大家觉得更能够接受了。
大西洋对岸的美国现在也变了,美联储时任主席沃尔克调整货币政策,紧缩银根,打击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风向转移也让美元开始回升,强势货币政策让欧洲各国也松了一口气。美国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为了抑制财政开支,开始削减预算,财政状况正逐渐转晴,刺激了美元的强势走向。

一旦美元走强,欧洲出口贸易竞争力也将得到提振,换句话说,这时欧洲可以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财政负担也会变得更轻。1997年,欧洲经济快速成长,欧洲各国政府想要加入欧盟大家庭,必须符合政府预算赤字占国民收人3%的上限。无可讳言,幸运之神指向了许多南欧国家。如意大利在1992年因为索罗斯的攻击,里拉大幅贬值,退出欧洲汇率机制,现在又想重回欧盟了。

欧洲国家货币就如同钟摆般,随着美元强势或弱势而不停地摇摆。美元强势的时候,欧洲国家得以休养生息,一心一意地规划大欧洲计划。美元弱势的时候,欧洲国家通常都会面临货币危机,各方交相指责。不同的是,就在这大欧洲整合转型的关键时刻,强势的美元把欧洲国家全都推向大欧洲整合的方向了。

政治取向决定了欧元的命运

经济大坏境的好转,让欧洲各国得以休养生息、养精蓄锐。但问题是有关欧洲货币联盟的计划,各国的意见仍然很多,还需要有更强大的动力推动大欧洲计划,才能成功。还好,经济坏境改善了,连带政治气候也融洽多了,各国尽释前嫌。完成大事业,总要有推手,这还是落在了德国时任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的身上。

科尔是一位坚忍不拔的大欧洲主义者,他在任长达16年之久,直到欧元面世前才卸任。科尔的任期跨越了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的统一,他认为欧洲的整合有利于德国逐渐融入欧洲大家庭,而欧洲货币联盟是当时欧洲最重要的整合工具。但德国有着完整强大的经济体、强韧的经济活力、独立的中央银行,这些都让科尔毫无后顾之忧。毕竟,整个大欧洲整合计划,本来就是政治考虑多过经济考虑,无论这样是否正确,政治考虑的倾向一直留存至今。法国这时还处于法郎危机的余波当中,就想尽快摆脱低迷的现状,躲入大欧洲整合计划中取暖。

德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不容置疑,就算是总理科尔也不得干预。但为了完成欧洲整合大业,科尔在欧洲其他国家居间协调,争取未来的欧洲中央银行总部落户德国法兰克福,这意味着未来的法兰克福将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也将会成为全球主要金融中心之一。就在科尔的努力之下,德国中央银行终于点头同意欧洲整合计划。

同时,科尔也知道中央银行很在意《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有关加入欧盟的“稳定与增长条约”的限制,他特别坚持未来启用欧元的成员国的财政赤字不得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3%。欧洲现在的经济成长坏境有利于各国政府财政赤字达到该标准。科尔抓住机会,费尽心思进行协调,在德国中央银行的首肯和法国政府的支持下,终于进入了最后阶段。
向题现在聚焦在欧洲小国卢森堡。卢森堡虽是小国家,但始终维持着稳健的财政预算,货币及财政政策稳定,加入欧元区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比利时与卢森堡有着非常密切的货币联盟关系,汇率也是亦步亦趋。但是比利时的政府贸易赤字相当高,完全不符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要求。卢森堡若加入欧元区,那么与之货币关系密切的比利时也需要同时加入欧元区。但如果让比利时加入欧元区,就无法强制其他不符合规定的国家出局。执择就在于:是否让比利时加入?不幸的是,大欧元区的政策最后胜出,就是让这些财政赤字尚处在条约限制边缘的国家都一起加入欧元区。财政素质良菱不齐的国家,全都进入到大欧元区,这也决定了欧元未来的坎坷命运。

欧元单一货币终于在1999年正式启动。欧元区国家除了德国、法国和卢森堡外,还包括比利时、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及希腊等共计11个国家,其中大都是政府财政赤字严重的国家。就在欧元欢庆10周年时,这些国家在2009年欧债危机中一一现形了。

欧元的政治决策倾向也决定了它走上崎岖的道路。在欧元区大屋檐下,住进了政府财政赤字过高的儿个国家,基本上就形成了大杂院,注定未来危机重重。欧元诞生之初,大家对欧元成为美元最主要的竞争对手的希望也落空了。
英国在英榜危机前与欧洲汇率机制的关系就是若即若离,目1993年英榜危机后就与欧元区绝缘了。欧元启动前,1997年上任的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胜出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攻击保守党梅杰政府,指责他处理英锈危机的无能,给英国带来了可耻的灾难。布莱尔对于欧洲汇率机制或是欧元区的参与,也因此更加谨慎小心。

最初从许多方面来看,催生欧元的政治谈判和妥协结果确实符合人们之前的预期,不过也有很多让人们感到失望和困惑的地方。正如之前人们普遍预期的那样,欧洲中央银行“整齐划一”的货币政策根本上就不太适应其他各国的具体经济金融情况一一对于经济增长缓慢的国家,警如欧元诞生初期的西班牙和爱尔兰,利率偏低;对于经济增长势头较强的国家,譬如21世纪初期的德国,利率又偏高。

欧洲中央银行为欧元区所有国家确定统一的利率标准,但是财政政策和一般经济政策却依然由各国政府自行制定,“稳定与增长条约”的限制并没有发挥功能。自前,欧元区成员国已从成立之初的11个逐步扩充到18个,人口超过3.8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欧元已经成长为全球第二大货币。

欧元挑战美元的地位,刚开始似乎超过人们之前的预期,特别是2003~2008年间美元一直处于长期贬值状态时。这些现象我们可以通过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全球外汇储备数据来证实。例如,全球外汇储备总额在1999~2008年间增长了三倍,而在1999~2001年间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储备占比高达71%,欧元储备占比大约在17%sim19%
可见欧元还算发育良好。

之后,由于2000年科技泡沫,以及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影响,投资人对美元失去信心,形成弱势美元的趋势。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也显示,全球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比值开始下降,由2001年的71.51%跌至2008年的64.09%;相对的欧元外汇储备,则由2001年的19.18%上升至2008年的26.42%,美元储备资产下跌的幅度正好是欧元储备资产上升的幅度。

这期间就是欧元的成长期,直至2008年达到26.42%的高峰。然而,接下来欧债危机爆发,南欧国家财政赤字问题一一现形,整个欧元区动荡不安。至今美元和欧元的外汇储备资产大约都维持在这种比例,欧元的地位很难再有突破性的进展了。

欧元:无主权货币

欧洲中央银行在1998年6月1日创立,从一问世即被誉为全球最独立的中央银行。或者说,它继承了德国中央银行的充分独立性和货币决策的完整性。但是,法国政府及其财政部对欧洲央行的独立性耿耿于怀,抓住任何可能的机会去干预它的独立性。在法国的逼迫下,德国被迫妥协,成立了由欧元区成员国财长组成的“欧洲小组”,这个小组定期开会,其会议结论会影响欧洲中央银行的决策机制。欧洲小组的运作方式形同垂帘听政,指挥着欧洲中央银行的决策。
欧洲中央银行的决策机构为欧洲中央银行管理委员会,由欧洲中央银行的6个执行董事和欧元区成员国的中央银行行长组成。虽然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由欧洲中央银行决定,但欧洲小组的财长们对欧元和其他国家货币的关系负有正式的责任。另外,欧洲小组的主席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可以参加欧洲中央银行管理委员会的会议,虽然他们没有表决权,但也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欧元诞生之初,正值美国经济上升和美元坚挺之时,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曾跌到1欧元只能兑换0.84美元。舆论对欧洲中央银行的批评、责备不绝于耳。因此,欧洲中央银行在成立初期,一直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向公众解释它的政策。法国前任总统萨科齐更是对欧元决策机制不满意,公开表示政策的制定权都在法兰克福,显然他对欧洲中央银行坚持传统的独立性还是深感不满。

然而,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元区内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日渐凸显,各国的财政刺激政策使政府债务向政府部门转移,希腊等多个欧洲国家陷入主权债务困境,并引发了国际间对欧元的信心问题。就在欧元创立短短的10年时间里,欧债危机成为欧元诞生以来面临的最大考验。

欧元区国家果断采取各种措施与援助计划,向希腊等超负债国家提供紧急救助,并将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同时,从体制和结构上企图解决欧元区的深层次问题,包括加强成员国经济政策协调、削减赤字并控制债务水平、着手设立永久性的欧洲金融稳定机制、制定未来10年经济增长战略等。这些措施都为欧元走出困境、持续发展构筑了坚实的防火墙。但问题是,这些措施真的能让欧元的未来一帆风顺吗?
1999年欧元面世,成为全球唯一的“超主权货币”,换句话说,这更是“多主权货币”。欧元区国家各取所需,无视大欧洲整体利益。原先国际间预期欧元将会是美元最强大的竞争者。时至今日,欧元区各国因在政治、经济、财政、文化间的较大差异,已难完全整合。再加上欧债危机愈陷愈深,“多主权货币”反而成为负担,变成了“无主权货币”了。

综观过去大欧洲主义的历史沿革,欧元区形成“两大众小”的格局,而其中的“两大”,无论是在历史渊源、文化情结、政体制度与民众信心上,都难以相容,对于大欧洲的统一各取所需。更别说其他小国,还有深陷欧债危机的“欧猪四国”,欧元的前途十分渺茫。

因此,欧元不能算是单一货币,仅仅算是欧洲部分区域内的通用货币,肩负着货币应有的“交易媒介”、“价值尺度”及“储藏手段”三大功能。但是,在全球货币强权舞台上,欧元已是自保有余、强权不足了。

第六章

寅吃卵粮的“欧猪”疫情欧债危机


经济难题遇上政治难题,为什么它们前进的方向明明是对的,到达的却是完全相反的地方?大欧洲计划源于欧洲历史的浪漫情怀,是理想的目标,但这个伊甸园似乎并不存在。欧债危机的影响如同雪山上滚下来的雪球,越滚越大。

欧盟领导人想处理欧债,往往动辄得咎;若是放着不管,又危机重重,懒临崩溃。欧债危机一旦失控,就算欧盟能注入大量的金钱,只怕也难逃奔散逃离的命运,轻则流离失所,重则一不振,丧失争霸机会。

“欧猪”疫情爆发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1999年欧元面世,欧元区各国在争议声中步入了新时代。难以想象的是,这些债台高筑的国家,成为新一轮风暴的导火线。
“欧猪四国”(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之所以爆发主权债务危机,有着深刻且多方面的历史原因,这些因素牵涉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体制等问题。此外,欧元的诞生本就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最重要的一步,但欧洲一体化所需要的跨境生产链尚未完备。而语言上的差异及本土保护主义,令跨国的劳动力市场缺乏流动性,效率极低。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面临的问题也在于此。

在这里,我们重点关注一下欧盟各国的经常项目赤字,个别欧盟穷国长年赤字,经济体系缺乏竞争力。从全球贸易竞争力来看,这“两大众小”的欧元区格局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级别。

首先是以德国、荷兰和奥地利等国为首的高度竞争力国家。这些国家的高度竞争力,带来强劲的出口增长和庞大的经常项目顺差。在世界市场增速放缓的背景下,这些国家的未来前景相对明朗。其次是比利时、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这些国家的国内需求强劲,但对外贸易净出口额却在下降。强劲的内部需求缓和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这些国家的高工资所带来的社会压力,致使它们在商品价格方面的竞争力有限,所以它们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最后,当然就是南欧的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它们都是在欧元发行之初,勉强加入欧洲单一市场的国家。它们加入欧元区后,在欧元区保护伞的罩护下,政府失去了改革的动力,并没有实行必要的结构性财政政策改革,因此,其商品价格竞争力相对下降。另外,加入欧元区大家庭之后,它们无法以货币贬值的方式来提高自己商品价格的竞争力,这也是造成希腊等国很难以在几年之内脱离债务危机泥淖的原因。
“欧猪”疫情首先在希腊爆发。据《纽约时报》报道,2001年希腊政府为了遵守欧洲“稳定与增长条约”的约定,在美国高盛投资银行的帮助下,借入了数十亿美元。希腊政府将这项交易视为货币交易,而非贷款,并以此为由,不对外公布希腊与高盛交易的相关细节,借机隐匿希腊财政赤字的黑洞。同时,包括高盛在内的儿家华尔街公司大量买入基于希腊政府债务的信用违约交换产品,押注希腊违约,如果希腊政府无法偿还债务,这些美国投资银行家们将会获得丰厚回报。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中,正是这类信用违约交换产品差点毁掉了美国国际集团。该报道也正说明了为何在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后,欧债危机紧接看爆发。

2009年11月,希腊财政部长宣布,希腊2009年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7%,而不是原来所预测的6%。这一震撼市场的消息由希腊政府宣布后,市场即刻出现恐慌。希腊国债的收益率和信用违约交换价格立刻跳空上扬。2010年第一季度,希腊国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达到1.15:1。希腊政府宣布,如果在5月之前得不到救援贷款,它将无法为即将到期的200亿欧元国债再融资,至此,希腊政府的债务危机已经迫在眉睫。

由于担心希腊政府对总额为3000亿~4000亿美元的国债违约,投资者开始大规模抛售希腊国债。投资者抛售希腊国债(更论购买希腊国债),更是加重了危机风险,使得希腊政府难于通过发新债来偿还旧债,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终于爆发。政府主权问题,连带地让主要依赖希腊政府债券为抵押进行融资的希腊银行及欧洲其他金融机构无法从其他地方得到资金,只能依靠欧洲中央银行供应市场流动资金,以应对资金借贷所需。
欧元区的银行间拆借市场上,短期资金需求急邃增加,但由于担心交易风险,资金供给减少,欧洲货币市场资金流动性短缺问题骤然加剧,银行间拆借利率顿时大幅上升。又由于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扩散效应,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意大利同时遭受信用危机,欧洲金融系统岌可危。这些国家的国债价格都承受大幅下跌的压力。一时间,这些受主权债务问题影响的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竞然占到欧元区整个生产总值的37%左右,一旦引发连锁效应,其影响范围肯定超过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涟漪效应令全球金融市场胆战心惊。接看,国际投资人更担心欧元区国家主权债务危机会导致欧洲出现更严重的金融危机,因此大量资金逃离欧洲。这样的资金大举挪移的现象,使得美国国债再次成为避险天堂,美国政府债券收益率下跌,欧元大幅贬值。

在经过数月的犹豫不决之后,欧盟这才惊觉事态严重,开始启动救援计划。欧盟、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后紧急注入了1100亿欧元和7500亿欧元。欧洲中央银行则在国债次级市场上购买私人投资者抛售的希腊国债,以防止国债价格下跌、收益率攀升。与此同时,欧洲中央银行增加了对银行的短期贷款,放松了贷款的抵押条件,以缓解货币市场上的资金流动性短缺。这些紧急救助计划,短时间内避免了影响范围的扩大,但是欧债问题的陈疾,不是解决了市场资金流动性问题就可以治愈的。

德国和法国的商业银行持有大量“欧猪四国”的国债和其他债券,本质上,他们救希腊等于就是救自己。这次欧债危机的援助计划与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不同的是,在稳定金融市场的同时,欧盟国家并未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反之,不仅希腊等国开始实行财政紧缩政策,削减政府预算,即便是德国等财政状况良好的国家,也准备实行财政紧缩政策。欧盟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采取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在此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欧洲中央银行似乎并不打算仿效美国采取量化宽松政策,也未修改2%的通货膨胀率上限。欧盟国家大范围的财政紧缩政策,令全球投资人担心,未来几年欧洲地区经济将持续低迷。
同时,美联储亦和多国央行连手,对欧盟会员国重启雷曼遭遇破产危机时的跨国换汇机制。2010年10月下旬,欧盟各国讨论成立永久危机处理机制,德国主张私人债权人亦需分担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造成的损失,而非完全由救援资金埋单,以免引发新一轮欧债危机,以爱尔兰为主的各国公债也遭波及,利率大幅飙升。

为避免危机影响范围持续扩大,欧盟各国财长于11月28日同意援助爱尔兰850亿欧元,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225亿欧元,欧洲各国提供625亿欧元(包括爱尔兰自筹175亿欧元,英国、瑞典及丹麦共48亿欧元)。

德法角力再起

自德国统一后,在欧洲整合计划进行的过程中,德法两国的争论就未曾间断,如今在欧债危机日益加重之际,这两国的明争暗斗戏码再度上演。在欧洲中央银行以人为的高价大规模购入希腊债券的过程中,德法两国也在相互角力。
德国人认为,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特里谢是法国人,他明显屈从于法国时任总统萨科齐的巨大压力,打破了欧洲央行对购买其成员国国债的长期禁忌。德国央行行长怀疑,法国银行打算利用这一机会,清理法国银行账面上的800亿希腊不良资产。但是,法国财政部官员对此坚决否认。他们指出,法国银行的风险缺口主要是针对希腊的私人债务,法国银行固然会因希腊经济的衰退受到很大影响,但法国银行所承受的希腊主权债务的风险,同德国银行所承受的希腊主权债务的风险不相上下。这些指责对于事情的处理毫无帮助。

2010年5月10日,欧元区总算有了进一步的共识。在1100亿欧元紧急救援计划推出仅8天之后,又紧急推出总额达7500亿欧元的救援计划,这是欧洲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救援计划。其中4400亿欧元是欧元区18国政府所承诺的为正在筹建中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提供的贷款担保。欧洲金融稳定基金作为一个特殊目标机构,将向全球金融市场发行债券筹资,以帮助面临主权债务危机的欧元区国家。

除此之外,为了使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发行的债券能够得到最高评级(这样可以降低融资成本),欧元区国家将按照自己在欧洲中央银行的出资比例为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所发行的每一笔债券提供120%的担保,4400亿欧元是这种担保的最高限额。通过发行债券所筹建的资金将被借给出现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

紧急援助计划一个接着一个,大家担心欧债问题越来越严重。除欧元区政府承诺的贷款担保之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提供总额不超过2500亿欧元的贷款,对出现财政困难的欧元区国家实施救助。另外,对于接受援助的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提供贷款,但是必须遵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贷款的传统条件。7500亿欧元救援计划中的另外600亿欧元将由欧盟委员会依照《里斯本条约》相关条款,从欧洲的紧急应急基金中拨付。(2007年12月,在德法两国的积极斡旋下,欧盟各国领导人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通过了《里斯本条约》,这部条约可以说是一部精简版本的《欧盟宪法条约》。)

欧元大闷锅

欧元从1999年面世开始,一直存在一些潜在问题。从经济、财政状况分析,相比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德国、法国、奥地利、芬兰、荷兰和卢森堡的情况相对好很多。而南欧国家是在欧元诞生前,以擦边球的方式匆匆加入的欧元区,在财政指标上勉强达到要求,经济基础根本就不牢靠。

再由于德国出口能力强大,单一货币使得它的国际贸易出口更加便利。事实上,欧盟大约有50%的进出口贸易是在欧盟成员国内完成的。德国凭借贸易顺差所赚的资金,以贷款、购买国债或援助等方式,转移至贸易逆差国弥补资金缺口。始料未及的是,这些资金的汇入反而造成西班牙房地产市场泡沫以及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等问题。德国低单位劳动成本增强了它的国际贸易竞争力,造成欧元区内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全球贸易的不平衡引爆了一波又一波的全球金融危机,欧元区内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也不可幸免地引爆了欧债危机。
1997~2008年,欧元区18国单位劳动成本指数年均上涨2.9%,而德国仅上涨2.0%,若再看“欧猪五国”(原先的“欧猪四国”再加上爱尔兰),可发现除意大利外,其余国家涨幅皆超过欧元区平均值,其中希腊6.4%的涨幅最大,企业投资当然都会往工资低的德国去了。

另一方面,欧元单一货币让各国丧失了灵活应对财政赤字和经济衰退的能力,而缺乏统一的财政制度使欧元区成员国失去了传统的应对方法,例如通过让货币贬值的方法来提升国家商品竞争力,同时又难以获得新的政策手段。经济体质较差的西班牙、希腊等国,若能通过让本国货币贬值来提升出口竞争力,或许能改善现状,而现在却被绑在欧元单一货币架构下无处可逃,形成欧元大闷锅。欧债危机表面上是债务危机,本质上却是欧元危机,随时可能殃及全球金融市场。最终,这些国家被迫在压力下,大幅削减财政预算,采取减少社会福利、降低工资等极其痛苦的财政紧缩手段。这些紧缩政策带给他们的是社会动荡,人民必须节衣缩食,苦挨经济严冬。倘若全民有这样的共识,或许还可以顺利渡过难关,问题是谁也不愿意忍受这样的痛苦。

因此,国际社会认为,从欧元诞生开始,就潜伏着欧元断层线的隐患。而南欧的财政问题并未得到有效治理,希腊财政问题反而变得更严重了。一旦外部环境发生急邃变化,这样的国家发生危机也就不足为怪了。欧元区为共同货币区域,但在其成立之初,还没有达成最适货币区域理论所应有的标准,成立后至今,又陆续有希腊等5个边睡经济体加入,会员国数目增至18个,因此是一个相当多元化的经济区域,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尽相同,各国所面临的经济冲击与政策应对也不必然相似。
这各自为政的政体很容易对区域内其他国家造成经常性的干扰。更大的问题是,德、法两大国(它们的生产总值占欧元区经济总量的一半)与竞争力较弱的南欧成员国经常意见相左。欧元区政治事务的主要推动者是德国和法国,而德、法两国出于历史原因及现实利益的考虑,经常在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闹得不可开交。

但欧元区事务的决策机制是一国一票制,不论国家大小,投票权利一样。如何提高政治决策效率是欧元区决策者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过,货币一体化运行需要政治上的支持,而欧元区政治治理结构隶属欧盟的大框架,欧盟共计有27个成员国,在协调处理欧元区国家的政治关系时,也不是很有效率。

欧元区既然是政治凌驾于经济事务之上,在大欧盟计划因承受欧债危机和紧缩政策的双重压力而变得逐渐模糊之际,已有27个欧洲国家的10位领导人接连下台。

据欧洲媒体报道,爱尔兰前总理考温是欧债危机第一位直接受害的国家领导人,他因爱尔兰必须接受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救援,而黯然离职。

长久以来在意大利政坛被视为地位不可动摇的总理贝卢斯科尼,在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宣布请辞后仅48小时,也表示愿意辞职。欧债危机的牺牲品还包括葡萄牙、匈牙利、丹麦、·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业等国的领导人。
另外,西班牙时任总理萨帕特罗因厉行缩减开支措施,支持率一落千丈,因而被迫解散国会,在11月20日举行大选。萨帕特罗不仅放弃连任,他领导的工人社会党或许也会失去国会控制权。现在欧洲乃至全球都在关注欧元区的两大支柱一德国和法国的领导人是否可以重振欧元。

在我看来,欧债危机还是被笼罩在欧元大闷锅的高压之下。首先,欧元区仅有单一货币发行的货币同盟,没有财政同盟,无法通过财政转移手段解决弱势国家的财政问题。财政一体化的发展程度远远落后于货币一体化的发展程度。

接着,德国坚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关于财政赤字的规定,对给予欧债国家援助一事始终犹豫不决,加重了市场对欧元的怀疑。再加上全球金融危机、经济衰退,欧债问题更是雪上加霜,美国也仅能旁观,希望欧洲共同努力,尽快找到解决方案。这些债务国家已有巨额的政府外债,又陷入经济困境,呕须刺激经济、提振信心,但为改善财政状况、避免倒账危机,又必须采取紧缩政策,这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或将使债务问题更为恶化,形成恶性循环。

但是欧洲危机中的债务国家皆应欧盟等国际组织要求,实行严格的紧缩政策,紧缩政策进一步打击经济,使得债务负担更加沉重。紧缩政策除了不利于未来经济发展外,其带来的国内社会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公务人员及劳工大规模的抗议行为不断。即使这些债务国家获得全民共识,愿意接受政府的财政紧锁政策,这一过程也至少需要5~10年。这期间,其他财政相对稳健的国家,如德国、法国和北欧各国的政府和人民是否有耐心等待,都还是问题。

欧元的困境

1999年欧盟欢庆欧元的创立,欧元是全球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超主权货币,但就在10年后,在这次欧债危机后,所谓的“超主权货市”已形同“无主权货币”。欧元区各国已经享受了欧元发行带来的好处,各取所需,不过,一旦发生问题,各国政府和人民却开始感到不满,抱怨连连。债务国家必须削减财政预算,减少社会福利,裁减国家公务员数量,生活质量的降低使人民大感不满。而经济强健的国家,如德国及北欧各国,需要持续援助债务国家,这些国家的人民也觉得不公平。

欧元的创设无论其好处有多少,一旦让政治和社会产生动荡,再好的单一货币设计都一无所用。欧元未来或许不会走上崩溃之路,但是让一些财政状况难以改善的国家脱离欧元区,已成为越来越现实的选择。如此看来,欧元与欧盟的未来仍然充满变数。要不就是拆伙,一拍两散;要不就是个别成员国吸取教训、发愤图强,改善公共开支、压低工资。但在大欧洲利益不平衡、各有各的算盘的情况下,这些谈何容易。无论是债务国家离开欧元区,还是欧元区国家持续不断地援助债务国家,这都需要5~10年的长期抗战,到那时最终伤害都已经造成了。

至此,在国际货币博奔舞台上,欧元已不再那么令人期待了。
¥第七章锋芒已露—2015龙抬头
“话说天下大步,分人合,合人分”,滤是三国被义第一同的第场上,美元、欧元及人民币正在形成三分天下的态势。作为竞争者,人民币的崛起也成为国际金融市场关注的焦点。但是如果不是中国面临了严峻的形势,估计人民币也不会轻易“亮剑”。

现实世界里,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这是方物运行的法则。中国明百个中道理,所以,实力才是自保的最佳凭借。反过来说,不要侥幸指望敌人不来攻我,而要使自己具备敌人不敢攻我的强大实力。这就是: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侍吾有所不可攻也。

西南边睡城市的超大手笔

2011年10月6日下午,我和同事搭乘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飞机,抵达南宁市,降落在吴圩国际机场。过去儿年因为公务行程或私人旅游,我去过大陆很多次,但是大部分都是去北京、天津、上海,以及其他东部沿海大城市,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南宁。南宁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首府,也是历史悠久的边睡古城,古称邕州。

我以前的同事陆经理离职后,在台湾“住商不动产公司”南宁分公司担任副董事长。他盛情邀请我们去南宁,参加住商不动产南宁分公司的开业典礼,同时也顺便看看南宁当地的城市发展及人文特色。

一踏入机场的接待大厅,就见到陆副董事长,载我们的车子沿着机场高速公路奔驰。机场高速公路中央隔离带上,每隔十几米就会看到一个大型壮族铜鼓,铜鼓以黑色线条纹饰,是壮族庆典中最常见的乐器,也是其文化遗产,显现出这里少数民族的特色。然后,我们直接驱车到城区南湖公园边的特色餐厅,大家边吃饭边欣赏城市夜景。

用餐时,陆副董事长和我们解释了他选择南宁作为住商不动产分公司所在地的原因。这当然也是我们心中的疑惑,南宁位于西南边睡,并非我们常听到的大陆一线或二线城市。他说,南宁原本是个很纯朴的城市,当地本籍人口只有大约300万,大都是善良又纯朴的壮族人。在2006年扩大城市行政划分范围之后,现在整个城市有6个区,人口已经有600多万了。之后,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移居南宁,主要都是来投资的,看好这里未来的发展机会,比如东北帮、广东帮、上海帮、山西帮,他说自己是台湾帮。
外地人来这里投资看重的最主要是当地未来的前景。南宁现在已经是中国政府对外最重要的西南门户,距离越南边境也不过200公里,早期就是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贸易往来交流的重要城市。

2000年开始,中国政府携手日本、韩国,加强和东盟各国的往来,积极推动东盟整合计划,又被称为东盟“10+3ast机制。

未来南宁要扩大城市建设,准备在2015年成为和上海一样繁荣的国际大都会,中国最大的建筑集团(中国保利集团)早就在这里占位了,南宁到处都是他们超大型的建设基地。他说,就是这样的未来远景,吸引了住商不动产在这里开设分公司。

他接着说,第一次听到要在这里发展时,他也不相信这么偏远的地方会有什么特别的机会。等到他在这里待了三个月后,发现这里目前的发展真的和中国其他城市很不一样。2000年以前这里的房价都还很便宜,一般市区的房子大概也就是每平方米2000元人民币,从2004年开始,房价至少增加了3倍。南宁大都是乐观纯朴的壮族人,但政府为了加速南宁的发展,大力协助当地居民,贷款给他们买房子,只要他们还得起,政府出钱可以让他们在这里买好几套房子,家家户户都可以是包租公,生活无忧。

眼见为凭,他就带我们去体会南宁的都市发展、人文特色与风土民情。第二天,陆副董事长和我们由司机开车到市区的领事馆区参观。领事馆区位于南宁琅东区。他在车上解释说,中国为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交往与合作,竟然不惜血本将琅东区130亩的土地划拨给东盟成员国,让这些东盟成员国在这片基地上除了建立自己的领事馆外,还可以开发商业或住宅建设。自2009年10月第一批领事馆完工后,陆续移交给各国政府,中国政府的出手也太大方了,由此可见中国政府的用心,企图成为东盟“10+3ast机制的领头羊。
我们开车沿着领事馆区的外围慢慢开看,这里简直就像是东南业国家博览会的超大园区。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柬埔寨领事馆,整个建筑风格很有柬埔寨特色,后面还有住宅区和商业区。接着,一看到夸张翘起的屋檐和门口金黄色的佛像雕塑,就知道是泰国领事馆了。一路看下去还有采用庭园设计的日本领事馆,以及韩国、新加坡、菲律宾、文莱、老挝等国的领事馆。有些建筑还在施工当中,还没有人居住的迹象,有的已经完工,整个建筑已经可以看出模样了。这些特色建筑令我吃惊,在一整块大区域,竟然融合了所有东盟国家的领事馆。

住商不动产南宁分公司就在领事馆区的南边大道上,面积不大,却处在最有前景、最昂贵的地段。陆副董事长说,这里的房价是南宁最贵的,每平方米要价到2万元以上,附近的周边住宅区至少也要每平方米1.5万元,这还是这儿年政府控制房价后的价格。正对面的儿栋17层高的住宅,刚刚交屋不久,外表光鲜亮丽,大门警卫森严,放在台北市也算得上高级住宅区了,听他说这里每平方米也要1.5万元起。

接着,我们到市区吃午餐,沿路每隔一个区块都是大型的建筑工地,有的还在山坡开挖整地,有的钢骨结构已经矗立起来,大型的高楼起重机在一栋栋建筑物顶上吊挂着。过了邕河大桥开进市区,就开始堵车了,这就像是北京、上海和天津大都会都有的塞车景象。他还说,富士康早在2006年就在南宁占位了,基地就在南宁西边,预计发展两个项目,投资30亿美元。这两个项目分别为富士康南宁科技园和富士康南宁科技园高新园区项目,看来台商在大陆新兴城市的打拼,也从不落人后。
第三大,陆副董事长带我们参观国际会展中心。车子开到会展中心门口,一眼看到的是多角形向下伸展的建筑本体,如同整株朱槿在建筑物上盛开看。朱槿是南宁市的市花。这里是永久性的博览会会址,每年10月在这里举办东盟博览会。东盟博览会是当地的大事,东盟各国以及日本、韩国的领导人都会来这里参加盛会。陆副董事长还告诉我,南宁市的领导是中国唯一的由中央授权可以单独接待东盟各国政府首脑的地区领导人。

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在东亚整合中已成为一个具有战略意义且促进影响力持续增强的关键因素。南宁的发展就如同上海刚刚起步时的景象,面对着东盟各国,准备大力发展国际贸易交流。这次参观行程,让我对中国政府超大手笔的建设蓝图惊讶不已。

人民币走出国境

1967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组成东南亚国家联盟,文莱、越南和柬埔寨分别于1984年、1995年和1999年加入,老挝和缅甸于1997年加人。

2004年,东盟总人口为5.5亿,面积为447万平方公里,生产总值为8007亿美元,国际贸易总额为10479亿美元。如果再加上中国、日本和韩国,整个东盟“10+3'”就拥有2万亿美元的生产总值,人口总数将近20亿,大约占全球总人口的1/3,也是全球活力最旺盛、最具竞争力的发展地区。
东盟分别与中国、韩国、日本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已陆续生效,东盟与中国、韩国彼此间大部分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将降至零;东盟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的自由贸易协议也在2010年初生效;而韩国、日本亦积极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签署自由贸易协议。整个东盟*10+3"最重要的目的是建立自由贸易区,重心在于关税减让、排除贸易障碍,中国正在积极把握这样的机会,引领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向。

在南宁的这几天,我的感受是中国政府在地缘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用心,中国是在有计划地进行城市建设。积极介人东盟自由贸易区,乍看起来是为了国际经济贸易的合作,但是中国政府想要的还不止于此,最大的目的是在加强贸易合作以后,整个东盟‘"10+3"自由贸易区可以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让人民币走出中国国门。

人民币在亚洲即将崛起,这样的观点并非空穴来风,持同样观点的大有人在。2012年3月9日,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不少日本企业愿意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结算。据统计,2011年,三菱东京UFJ、瑞穗、三井住友这三大日本商业银行在中日贸易间的人民币结算余额达1500亿日元,是2010年的5倍。报道指出,人民币结算不仅用于中日贸易,还被广泛用于日本企业向大陆当地公司的出资、融资和贷款。另外,摩根士丹利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乔虹表示,现阶段,亚洲有13%的贸易是用人民币结算的。同时,汇丰银行预计,在2015年之前,人民币在区域贸易中的比重将提升至50%。由此可知,人民币在亚洲地位的提升已成定局。
从美元过去的强权发展历史来看,美国在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是全球发展最快的新兴市场,经济发展强劲,国际贸易总额已经超越英国,但是当时国际金融中心还在伦敦,英榜还是国际贸易中的强势货币。但美国政府在当时刚成立不久的美联储的主席本杰明·斯特朗的努力推动之下,建立纽约货币市场,鼓励纽约进出口商人以美元计价进行贸易,使美元第一次走出国境。

而中国政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步,也是加强区域经济与贸易的合作。在中国政府的积极推动和努力下,人民币在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广泛应用指日可待。

上海全球金融中心

人民币想要实现国际化,最简便的方式就是通过离境清算的方式走出去,而香港就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香港在2003年和中国内地签订了《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确定了香港的定位。首先香港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防火墙,其次香港一直是传统的金融中心,具有多种金融工具和财富管理能力,最重要的是香港有充足的金融人才可以发展此项业务。

在经历了将近10年的发展之后,香港犹如人民币境外中心的代名词,帮助人民币早一步跨足国际舞台。海外企业在香港本地银行存放的人民币存款总额,截止到2012年6月为690亿,较2011年同期增加了140%。2012年4月底,香港本地银行体系中人民币存款总额已高达6740亿,这大约占香港总存款的10%,是2009年时存款总额的10倍。2012年上半年,经由香港银行处理的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总额达到8000亿,超过2011年的3700亿。香港离岸人民币外汇市场在2012年平均每天的离岸即期和远期人民币交易量合计达50亿美元。
根据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统计,香港银行的人民币收付交易量占全球总交易量的近80%,中国内地的外贸有三成是通过香港安排或转口,外商直接投资中有六成是来自香港或通过香港,内地企业“走出去”项目也有六成是投放到香港或者是通过香港投放。海外银行在香港开设的人民币代理账户数目从2010年底的不足200个,大幅增加至2012年的超过1100个(参加银行由153个增加到197个),这个数字显示出经过香港是人民币走出去战略正确的第一步。

中国经贸、军事实力与时俱进。有了香港人民币境外中心成功的先例,中国政府在将人民币推向国际方面就更具信心了。继香港之后,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成。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在2012年1月底表示,极力争取到2015年基本确立上海的全球性人民币产品创新、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地位。

规划确定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四项预期性指标:金融市场规模显著扩大,到2015年,上海金融市场(不含外汇市场)交易额将达到1000万亿元;金融国际化程度明显提高;上海金融市场直接融资额占社会融资规模比重达到22%左右,管理资产规模达到30万亿元左右;金融发展坏境到2015年明显优化。人民币成为亚洲主导货币的意图相当明显。
这样的发展在美国政府看来,当然也是如芒刺在背,无怪乎奥巴马政府会大声疾呼,美国在亚洲地区的战略经济地位至为重要。看来他就是生怕中国政治与经济势力的逐渐扩张,会让人民币蚕食亚洲贸易市场。

美国政府也开始对亚洲地区积极作为。2010年11月14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闭幕,与会各国同意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提案,并于2011年11月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宣布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纲要,积极建立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

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后,经济增长率始终维持在8%以上,逐渐发展为世界工广。1996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总额才1070亿美元。但从此以后,中国出口大量增长,外汇积累直线上升。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遭受打击最大的是那些没有充足储备以抵抗游资及避险基金攻击的国家,如泰国、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等。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就是要累积大量外汇储备,储备大量美元资产,以避免经济遭受意外的冲击。常言说,前人失脚,后人把滑,亚洲出口导向型国家为避免金融风暴所带来的意外的冲击,累积美元外汇储备就成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后遗症”。

自2011年第一季度起,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越日本,正式坐稳全球第二经济大国的位子。2011年3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突破3万亿美元,高居世界第一位。无可避免,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还是占有最大比率,超过60%。单就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的2010年底全球5.1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总量来计算,中国就占了全球外汇储备总量的58.56%。换句话说,超过半数的全球外汇储备由中国一国所拥有,这还不够让美国政府担心害怕吗?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在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汇报的国家外汇储备资产构成中,截至2010年底,61.73%的全球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元资产,25.96%投资于欧元资产,其余的12.31%投资于其他货币资产。尽管中国外汇管理局没有披露外汇储备投资的货币种类构成,但估计其构成比重应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披露的比重近似。

以中国3方亿的外汇储备来估算,美元储备达1.8方亿,如果美元贬值10%,那就相当于1800亿美元凭空消失。1800亿美元大约就相当于泰国的外汇储备总额(泰国2011年初外汇储备总额为1748亿美元)。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所有努力的成果却让美国政府轻轻松松地通过货币贬值措施给赖掉了,这样的结果很难让人接受。因此中美汇率博奔战争开始升级。

对于美元的不负责任,全球仅有经济体规模较大的少数国家自行调控汇率(如德国和日本,但日本也多次深受美元贬值之苦,进入失落的时代),其他国家也只能借助政府力量介入汇率操控,避免损及自身利益,包括钉住美元和汇率浮动机制等。中国也被美国指名为汇率操纵国。

自2000年至今,中国历经了几次汇率改革。在2005年汇率改革前,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始终在1:8.2765上下浮动。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宣布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的调节措施,也就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天,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就由1:8.2765上升到1:8.11,上升幅度在2.1%左右。自此以后,人民币汇率就不再钉住单一的美元了。
2006年元旦过后,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引入外汇市场询价方式和主要交易商造市制度,由外汇市场形成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人民币汇率更具市场性。同年5月15日,人民币的中间价格突破8.0的整数价位,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为7.9982:1。2007年1月11日,人民币汇价首次超过港币,以7.8元人民币兑1美元开出。同年5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价格浮动幅度由3%扩大到5%

2007年10月24日,G7财政部长会议结束后,人民币汇价就突破了7.5元兑1美元的关卡价位。2008年4月10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汇价一举突破7美元关卡,达到6.992元兑1美元。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遂渐扩散,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加剧,为了稳定汇率,人民币不得不又开始紧钉美元。这就是美元强势货币带来的灾难,其他国家不得不被动介入汇率的调节。

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再次宣布,进一步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2012年初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为6.3153:1,人民币已经升值了大约7%。同年4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即期交易价格浮动区间扩大到1%

人民币汇率改革进入到了关键时刻。中国人民银行无非是要加紧人民币国际化、市场化的改革脚步,最终达到人民市国际化的自的。

从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已经升值了25%,涨幅惊人。但美国政府始终认为人民币被低估,而且还指名道姓地说,中国是汇率操纵国家。2010年起,美联储已将利率调降至接近于零,货币政策工具已无实际效用。因此,美国国会面对来自国内利益团体、民众及选民的压力,要求财政部必须对中国操控汇率的行为表态,将矛头直指中国。
美国财政部曾多次威胁称要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希望以此胁迫中国在汇率向题上让步,但迄今为止还未将此种威胁变为现实,可见在中美贸易与货币战争中,美国不再轻视中国。不过,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也向国会表示,人民币有被低估的嫌疑。2010年9月,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投票通过了一项旨在对所谓“低估本国货币汇率”的国家征收特别关税的法案。

该法案明显表现出对中国汇率操控行为的不满,以国会的力量向中国施压。同时,美国与欧洲部分国家也轮番表态,就人民币被低估问题向中国发难。人民币被低估的争论和汇率战争硝烟四起,表面上是中国汇率操控的结果,实则是美国政治上的需要,消费中国政府,达到安抚美国民众的意图。欧盟之所以跟着起哄,也是希望在美元走弱的态势下向中国转嫁升值风险,这些都是国际政治的现实。而且,欧美国家最希望由人民币升值来进一步增强本国竞争力,刺激经济、增加就业,甚至可以部分抵消次贷危机与欧债危机所造成的损失。欧洲国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把负担转移到外国消费者身上,这样比刺激国内需求更容易。

但是有识之士还是有具体的表态,就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任主席卡恩在2010年10月8日的年会开幕致辞中表示:“‘货币战争’一词也许太强烈,但确实存在一种观点认为货币能被再次用作武器。历史已经证明,这并非解决方法,甚至会适得其反。”不少分析人士认为,这场“货币战争”背后不可忽视的主导因素便是美元贬值。
美元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国可以通过多样而隐蔽的方式来实现美元贬值,例如通过美国国债交易影响市场利率和货币供应,或者通过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压低基准利率影响美元汇率水平。众所周知,压低基准利率,会使美国政府债券利率走低,美国债券投资就会失去吸引力,资金将会转移到其他更具获利性的国家,美元汇率就会跟着走低。

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面临高失业率、低经济增长率的经济衰退风险,而且货币政策工具已经失效。中国政府或许已经感受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诡异氛围,早在2009年3月,中央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已经发表谈话,要创造可保持币值稳定的超主权储备货币,也寄望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进行针对特别提款权的改革。中美货币博弈确实如预期般开战了,2011年2月17日,周小川更加坚定地表示,中国政府将自行决定人民币的升值步伐,不会妥协于其他国家的施压。

可见对于这场货币战争,中国已经是胸有成竹,有了长期抗战的准备。毕竟这不只是中美之间的货币博奔,从过去货币发展的历史来看,这是决定美元地位的历史性时刻,也涉及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是否相匹配的问题。货币问题从来都是政治战略问题,而非只是经济贸易问题这么简单。

人民币非“霸”不可

国际货币必须要满足几项要素,包括完善而又具有前性的金融制度、深度而高效的金融市场运作和海纳百川的经济规模。国际货币要实现成功运作,就需要兼容这三个标准,即货币可获得性、全球可使用性和汇率稳定性,因此,现今的美元、欧元、日元等基本上均已达到这样的标准。但是,美元却仍然称霸国际货币舞台,由此可知,货币问题既非单纯的经济贸易问题,它还是政治战略问题,更是国际货币的信心问题。国际货币称霸是一种控制性游戏,信心则是控制性力量的一种展现。在这种游戏面前,通常只有两种选择:第一,你深信自己能赢,因此你投入足够多的能量来赢得一切;第二,你不参与这场游戏。

《孙子兵法》中写道: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这就是说要入境随俗,借势而为。人民币要能够利用客观条件,进而发展其主观动能,凝聚成一股大潮流,展现无形的控制力量,利用这种力量去打击敌人,则其力莫之能御、其能称霸天下。中国政府深知政治战略的重要性,人民币非“霸”不可,为了达到这种战略性的目的,必须积极介入国际货币基金的运作,取得发言权,进而展现控制力量,提升人民币的国际信心。

2012年6月18日,在墨西哥洛斯卡沃斯举办的G20峰会上,中国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了会议,并宣布中国决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基金注资430亿美元,注资规模仅次于日本和德国。此次共计有12个国家承诺注资共计4560亿美元,中国政府的注资占近9.5%。“金砖五国”共同注资约900亿美元,占援助基金总注资额近20%。最耐人寻味的是,美国此次竟然首次没有提供任何承诺金额。
此外,“金砖五国”的领导人除了展现新兴国家的重要性之外,还在会议中共同发表声明,表示期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员国能够尽快履行2010年11月达成的投票权和治理改革协议。

新兴国家这次共同声明形同向欧美国家权威发出挑战。根据2010年11月在韩国庆州召开的G20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的改革方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在2012年之前向包括新兴国家在内的代表性不足的国家转移超过6%的特别提款权配额,而其中中国的配额将可望从3.72%升至6.39%,会员国投票权权重也将从目前的3.65%升至6.07%。完成这项改革之后,中国将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拥有第三大投票权的会员国家。由此可知中国注资不是毫无条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否尽快完成投票权和治理结构的改革,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权重,也将决定今后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的方式和配合脚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另一项改革方案就是对特别提款权的改革。根据该组织过去的惯例,特别提款权是以欧元、日元、英镑和美元组成的一篮子货币为主要定价基础的货币。这项改革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扩大特别提款权的应用范围,改善其货币篮子组成,其中当然必须要包括人民币,建立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节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倘若完成这项改革,将可解除美元独揽货币大权的心腹大患。届时只要人民币与特别提款权的定值挂钩,就如同过去美元同黄金挂钩,稳定的币值可使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功能成功运作。
然而,美国从一开始推动这项改革的意愿就不强烈,甚至根本全然不予理会。即便是这次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基金的注资,对于维护全球货币金融的稳定,尤其是对解决欧债危机有着重大的帮助,美国也漠不关心。

中国为了自己能赢,最好的办法是和别人联合起来实现共赢。“金砖五国”占世界总人口的43%,同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为18%。“金砖五国的外汇储备总计超过4万亿美元,其中中国的外汇储备就占了3.2万亿美元。自2008年以来,美国、欧洲相继爆发金融危机,国际经济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的改革也必须与时俱进,以符合当前国际情势的变化。但是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传统的欧美主导惯例,新兴国家的话语权必须依赖政治策略的斗争博弈,这次新兴国家集体注资行动就是在发出竞争的信号。

美国政府债券市场是全球规模最大、流动性最强的金融市场之一,美元资产也被市场认为是流动性与安全性最强的资产。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美元危机虽不时发生,日元、欧元先后挑战其地位,但美元仍是迄今最强大的世界货币。美国在国际金融体制中扮演着重要且特别的角色,因为美元在全球金融体制中是主要的外汇储备资产。国际间对美元的信赖主要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是很多国家相信它的偿还能力,不担心美元有崩溃的危机;二是美国势力强大,拥有全球军事霸权,可以维护美元金融强权的地位。这两个条件,使得世界很多国家的中央银行愿意储备美元,也愿意购买美国政府债券或美国公司发行的拥有优良评级的公司债券。
然而世事难料,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引发全球对于美元的信心危机,很多国家不再相信美国,怀疑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担心美国没有偿还债务的能力,因为美国欠的钱太多了,简直是大文数字。美国的军事能力也受到了质疑。因此,这样的疑虑导致很多过去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的国家,不再购买或者减少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美国消费能力减弱,经济顿时失血,尤其是美国房贷证券化的商品遍布全球,当各国的资金供应者对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或美元商品产生疑虑,不再提供资金进入美国时,这些高杠杆的商品马上面临流动资金的不足,美元平衡进入爆破临界点,结果产生了严重的全球连锁效应。因此这次金融危机其实就是信用危机,是对美元信用的疑虑,也是对美元不倒神话的疑虑。

为稳定金融市场、刺激国内经济,次贷危机期间美国政府实施了极其宽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美国联邦利率调至接近零,这使得早已不堪负荷的美国财政支出雪上加霜。2011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已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1%,而政府净债务则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90%

货币政策方面,美联储早在2008年底就将联邦基金利率调至接近零利率的水平。当降息失去空间后,美联储实施了两轮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在千呼方唤之下终于文在2012年9月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负债总额增加了约两倍。如果未来美国经济未能顺利脱困,就业率未能提升,美联储就不能成功实施所谓的退出策略,美国国内的通胀以及美元对外贬值的风险,将更加严重。
无论是财政赤字的货币化,还是未来的通货膨胀与美元贬值,都将严重损害美国国债债权人的利益。看来美国“皇帝的新衣”只是张借据,这位皇帝无论穿或没穿新衣,只要他还稳坐在全球货币王位的宝座上,就仍然是万人伏拜的皇帝。所以,美国政府只能无所不用其极地维护美元的宝座。

过去儿十年的全球金融体系,建立在世界各国对美元以及美国政府债务的信心基础上。次贷危机发生时,时任财政部长保尔森就表示,美元自“二战”结束后一直充当国际货币的角色,这并非偶然。他强调,无可否认,就竞争性而言,美国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

中国投鼠忌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见表1),全球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比例下降到自199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报告指出,在美国房贷危机引1发美元大幅贬值之后,国际投资者对美元信心动摇,对美元资产的需求大幅下跌。

截至2011年第三季度,全球外汇储备中的美元比率由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2006年)的65.48%下降到61.71%,与此同时,欧元的比率由25.09%小幅上升到25.72%。数据显示,2000年,美元比率为71.13%,而刚刚诞生的欧元仅占18.29%,美元、欧元货币储备合计就高达89.42%,接近九成。然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加上紧接着的欧债危机,令国际投资人对美欧资产的需求暴跌,形势相当明显,二者在2011年第三季度总持有率下降到了87.43%。
表1全球中央银行外汇储备总额及美元、欧元、日元所占有比率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COFER资料库

美欧国家接连发生金融危机,中国因此获得更大的发言权。中国在这场国际货币博弈中的地位已不可小。

中国政府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首先将人民币用作国际贸易清算货币,接下来再将人民币用作国际金融市场交易的计价单位,而人民币的终极目标是希望全球主要国家可以将人民币作为中央银行储备货币。截至目前,已经有尼日利亚、泰国、柬埔寨、白俄罗斯、菲律宾等国家将人民币当作储备货币,韩国也在评估当中。如今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还不高,不足以成为国际货币,即便如此,人民币国际化的雄心还是可见一斑。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一方面经济突飞猛进,另一方面在国际金融市场始终保持循序渐进地开放,以防一旦开放过快,资金大量涌进中国市场,后果将一发不可收拾。中国政府深知过去美元强权的历史和演变,也了解自身情势。持有大量美元资产的国家,都同样面临着一个根本困境,那就是,如果它们与美元脱钩或者大规模减持美元资产,就会进一步增加美元贬值的压力,接着它们的美元资产就有可能一文不值。


图美元、欧元及日元占全球中央银行外汇储备比率
因此现阶段,中国政府也不乐见美元进一步大幅贬值。中国现阶段深知大量抛售美元并不现实,因而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有关特别提款权的建议。只不过,这还是个假议题。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全球货币市场已有的秩序,政治家在制定战后体制时面对的是一张可以任意勾画的白纸。中国如今所拥有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不足以主导全球超货币的分配权和发行机制。超主权货币的发行背后,必须有强大的支撑力量,这样的现实,中国政府心知肚明。但中国也必须抓紧机遇,趁美欧相继发生金融危机之时,在国际货币博弈棋盘上布下一步暗棋,先占据一席之地。

具有中国特色的特里芬难题

2009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讲话中提及国际储备货币存在的特里芬难题,进而提出以超主权储备货币替换主权储备货币的构思。时至今日,随着《香港银行人民币业务的清算协议》的签署,香港人民币业务已跨出一大步,这同时也意味着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的进程在加速。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特里芬难题的确存在,那么人民币迟早都要面对它。

人民币走出去首先会遭遇的向题就是特里芬难题。以现代货币理论定义,货币必须满足三大功能,即“交易媒介”、“价值尺度”及“储藏手段”。中国需要通过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上的逆差,向全球大量输出人民币。但现阶段中国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在当前中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呈现双盈余的情况下,不仅人民币难以大量输出,中国反而持有越来越多的外币。换句话说,人民币国际化的要求与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和政策之间存在矛盾。
检视美元的历史,我们可以预知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可能会阶段性地遇到特里芬难题。首先,人民币尚未实现完全自由兑换,刚刚开始走出去,全球中央银行外汇储备持有的人民币资产只占5%sim10%。中短期而言,特里芬难题不会在人民币身上显现。但这是全球持有最多外汇储备、外汇对国内货币政策影响最大的中国所必然要面对的难题。

其次,要把人民币大规模推向国际,中国必须要在经常项目上由盈转亏,这可以参考美元的做法一一对外援助和对外投资。此外,即使中国在经常项目上保持顺差,也仍然可以实现人民币的走出去战略。当前中国贸易顺差主要是针对欧美国家,对亚洲区的贸易中国是呈逆差的。由于当前全球商品贸易市场是买方市场,中国在亚洲区贸易当中有较高的主动权。在亚洲区中取得重要进展,让人民币遍布亚洲贸易区域,是实现人民币走出去的第一步。在这阶段进程中,力求取得欧元最初发行时的规模,大约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30%

最后,若全球外汇储备的人民币资产已经超过30%,随着人民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确立和提升,在超越现时的欧元和日元后,困扰美元和欧元的特里芬难题,就会以更严酷的形式在人民币身上体现出来。在特里芬难题阴霾的笼罩之下,中国要承担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种种责任和义务,例如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以保护持有者的利益;保证跨境资金的自由流动;容忍外币相对人民币贬值等。这些模拟情境都有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发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抓住了最关键的契机,成功地推行马歇尔计划,使得美元真正遍布全球。中国如今没有同样的条件,但还是需要将人民币推出国境,使其遍布亚洲甚至全球,那中国政府就只有自己创造机会了。而这机会就是,对外援助和对外投资,甚至是以国家与国家间优惠贷款等方式,进一步把人民币推向亚洲,甚至全球任何需要贷款或援助的国家。

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必须化为其体的行动。我们可以从近期国外媒体的报道中看到这样的行动。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将在3月29日于印度新德里与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等国签署一份协议,在海外主要提供美元贷款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将提供人民币贷款,其他金砖国家的开发银行也将以各自的本国货币提供贷款。报道称,此举旨在促进上述金砖国家间的贸易,并鼓励在国际贸易和跨境信贷中多使用人民币,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巴西开发银行发言人指出,“我们将商讨创设用本币借贷的机构和机制,将金砖国家之间的经济和金融交易最大化”。

人民币走出去另一个重要战略,就是对外投资。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仍不算大,尤其以中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产值来看,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来说更显不足(2010年年末投资存量仅排名全球第17)。然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成长却极为迅速。我们从许多数据上可以看出,2000年初中国提出“走出去”战略时,年对外直接投资额才20多亿,其后迅速发展,到2010年底就已达600多亿,年投资流量增长近30倍,在国际上已产生一定的影响。
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流量为688.1亿美元,同比增长21.7%,连续9年保持强劲增长(年均增长率为49.9%)。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则突破3000亿美元,达3172.1亿美元。相较之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0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量为1.32万亿美元,年末存量为20.4万亿美元,若是以此为基础计算,那么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占全球当年流量的5.2%名列世界第5,首次超过日本、英国等对外投资大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则占全球1.6%,名列第17,在“金砖五国”中仅次于俄罗斯。由此整体投资规模而言,中国堪称后起之秀,是全球新兴的主要对外投资经济体。

而中国对外投资发展的方式与欧美主要国家有所不同,其主要差异就在于,发达国家是以私有企业为投资主体,而中国对外投资是以国有企业为主导,而这些国有企业都以国家战略作为出发点,以能源、矿业及大宗物资等为主。正因如此,当今中国庞大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及雄厚的资金难免让不少被投资国家心生疑惧,进而采取较为严苛的审核管控方法,这也是阻碍中国对外投资的一个客观因素。另外,中国对外投资布局虽逐渐扩大至欧美等西方先进国家,但数量尚不明显,多数仍集中于亚洲地区,除了地缘因素外,也与中国目前较有竞争力的劳力密集型产业有关。这样的局势并非无法改变,在未来几年,中国政府只要放宽私有企业的投资审核关卡,使对外投资流程更便利、更有效率,那么凭借现有私有企业旺盛的活力和积极的态度,中国对外投资流量与存量想要超英赶美,便指日可待了。
由此可见,加强区域经贸合作一直都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尤其2015年是人民币走出国境最关键的一年。

从经济趋势看门道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甲午战争是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由于海军的战备落后以及清廷的卖国投降政策,最终导致战争的失败,战争过后,清廷开始走向衰败。

然而,我们不可不知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至甲午战争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33%,即便是当时最令人敬畏的大英帝国,其生产总值也不过占全球的5%。虽然我们从历史可知,经济大国并不等同于经济强国,但至甲午战争前中国确实是全世界生产总值第一的经济大国。

当时的大英帝国制定黄金标准制铸造英镑,用于通商及贸易交流,英镑畅通全球,而美国对于英国一般大众来说,也不过是远在美洲的落后殖民地,美元只能在美洲的咖啡和可可贸易中流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兴崛起的美国未遭受战火的波及,经济突飞猛进,从此登上全球经济大国的宝座,美元也因此遍布全世界。

未来的全球经济趋势正在缓缓改变之中。经济观察(EconomicWatch)在2012年8月25日公布的全球主要区域未来5年生产总值的预测报告中,首先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用的传统的二分法,将全球划分为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从图1和图2我们可以看出,发达国家经济体在2012年的生产总值占全球生产总值的50.39%。相较之下,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在2012年的生产总值占比49.61%。然而,自2013年开始,新兴国家经济体的生产总值开始超越发达国家,达到50.56%,并在逐年攀升;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经济体的生产总值则是逐年递减,呈现出成长动能减弱的迹象。
新兴发展中国家中,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迅速。2012年,亚洲新兴国家经济体的生产总值还仅占全球生产总值的25.92%,但是到了2015年,预计将达到28.94%,2016年更是将高达30.02%。比较之下,西方七国集团及欧盟国家未来5年的生产总值将继续呈递减态势。

另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12年4月发布的报告,中国在2015年的经济生产总值将达到16.67万亿美元,占全球生产总值的17.12%,仅次于美国的17.78万亿美元(占全球生产总值的18.27%,位居全球第二。到2017年,中国经济生产总值将超越美国,达到20.34万亿美元,正式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这也将是中国自甲午战争爆发以来,首次重拾生产总值第一的宝座。

经济观察最新公布数据显示,预计未来5年,国际贸易动能主要来自新兴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新兴国家,比如中国。

图1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经济生产总值全球占有率


图2各区域经济生产总值全球占有率

资料来源:经济观察,2012年8月25日

全球经济生产总值(预估2012~2017年)

单位:10亿美元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4月最新公布(购买力平价调整后全球生产总值预估)

国际贸易经常项目全球主要经济区域

单位:10亿美元


资料来源:经济观察,2012年8月25,,~textmu!~!~!~
2008年的次贷危机令美国经济发展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美元的国际信心也受到威胁。紧接着,欧债危机也让欧元区经济发展蒙上了阴影,致便欧元前途未下。西方七国集团、其他发达国家以及欧盟成员国发布的数据显示,未来国际贸易进出口动能将持续减缓,贸易赤字将持续扩大,未来5年并没有恢复的迹象。

另外,全球主要经济大国的国际贸易经常项目数据显示,经济生产总值全球排名前5的国家为: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和德国。若是从未来5年国际贸易经常项目数据看来,全球5大经济大国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首先,经济观察的数据报告显示,美国的贸易赤字在2012年为4507亿美元,到2015年时美国贸易逆差预计将超过5000亿,达到5586亿美元,增长23.95%。同一时期,中国的国际贸易出口旺盛,经常项目顺差持续增加,预计2015年的贸易经常项目将达7671.4亿美元。

作为传统世界超级经济大国的美国,于1971年首次出现国际贸易逆差,此后除1973~1975年间出现难得的顺差外,都是贸易逆差,而且逆差金额持续扩大,40年来美国贸易逆差问题一直存在。不幸的是,贸易逆差在未来5年并不会削减,甚至还会持续扩大。

持续性的弱势美元,还能让其他主要国际贸易国家,对美元维持多少信心呢?

主要经济大国之国际贸易经常项目

单位:10亿美元


资料来源:经济观察,2012年8月25~mathttB

中国迈向21世纪后逐渐累积实力,趁势崛起,预计在2015年后经济生产总值将位列全球第一。同时,经济观察报告预计,未来5年中国进出口动能将始终保持强劲态势,国际贸易经常项目将会持续增长。

欧元前途的指标

自2009年欧债危机开始,欧元区国家纷扰不断,国家债务负担沉重的“欧猪五国”深陷财政危机无法自拔,虽然欧盟峰会尽力达成了多项有助于缓解危机的措施,然而最终效果有限。当前欧洲经济危机的核心就在于政府债务负担加重,人民财富缩水,同时欧元区各国政府为减少政府财政支出,实施紧缩措施,而这又导致经济增长更加迟缓,加重政府债务。这样的恶性循坏,使得欧元区的未来前景更加悲观。
根据联合国2012年6月发布的《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年中更新版报告,欧债危机是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威胁,欧洲国家可能因为实施紧缩政策深陷经济衰退之中,这已足以造成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导致全球经济进一步走弱。欧元区的问题在于缺乏统合机制,债务危机就是对成员国的财政政策缺乏足够掌控所致,欧元并非单一主权货币,债务危机国家无法通过让本国货币贬值来防止债务危机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主权债务危机是系统性问题,因此,就欧债危机而言,并没有灵丹妙药。

尤其是美国未来儿年经济发展形势也不容乐观,国际经济贸易形势的不利,更是为欧元区未来经济发展蒙上了阴影。若是依照这样的经济形势发展下去,预计欧元区主要国家会资助希腊有序地离开欧元区,而这最大的风险就在于,西班牙和意大利极有可能也会随之出走。若照这个情况演变,欧元区最后可能会变成以德、法为核心,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个小国依附于其周边的小型单一货币发行区域。

经济观察所发布的数据显示,未来5年欧盟国际贸易经常项目赤字虽有可能小幅减缓,但是问题依旧严重。欧元区一旦正式走向崩溃的局面,欧洲经济情势甚至全球经济必定会付出惨痛代价,可能陷入漫长的不景气中。

这也正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新兴国家更快崛起的契机。中国的经济发展或许会受到欧债危机的冲击,但凭借经济发展的强大动能、地缘广阔、人口众多的优势,带动国内消费的稳定,维持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可以缓冲国际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同时,未来5年中国的国际贸易进出口形势依旧乐观,全球国际贸易清算除了美元之外,人民币也将在亚洲新兴市场流通。
人民币国际化、自由化的进程,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自2005年7月起,人民币汇率改革就未曾间断过,比如有秩序的浮动汇率调控机制、逐渐放宽外汇市场人民币兑换美元即期交易的价格浮动区间。中国外汇政策改革持续下去,汇率形成机制会越来越自由化、市场化,在2015年将水到渠成,实现人民币国际间的自由兑换。外国投资人、国际贸易商、私人企业或是个人都可以在外汇市场上自由兑换人民币。

到2015年,对于亚洲大多数国家而言,美元将不再是唯一的强权货币,这就足以显现出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便利性和优势。

国际经济金融形势诡多变、危机重重,但是危机也是转机,以上的各种迹象显示,2015年人民币有着非“霸”不可的理由,将从亚洲出发登上国际货币的舞台。

无论如何,国际货币的舞台惊险严酷,人民币的命运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政府已有破釜沉舟的决心,进行汇率改革,发展南宁,积极加入东盟“_10+3"的贸易协议,提升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加强对外投资,种种迹象都显示中国政府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

综观20世纪以来国际货币博奔的发展史,中国现在的情势大约可以比拟美国在“二战”前的情况。当时美国是全球新兴市场的大型经济体,出口贸易总量已超过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国际金融市场的震荡,美国新创立的联邦储备银行抓住机会,建立了纽约货币市场,鼓励纽约出口商在国际贸易中使用美元交易,慢慢让美元走出国境,顺利登上国际货币博弈的舞台,美元逐渐与英镑平起平坐。
美元已经在国际货币博奔战中称霸了近70年,如今美欧相继发生金融危机,现在看来也只有人民币能够在国际货币博弈争霸战中取得一席之地。中国政府的态度很明显,在2005年开始进行人民币汇率改革,避免人民币挂钩单一美元货市,改由一篮子货币为基础,同时,扩大人民币中间汇价的上下浮动范围,渐渐朝人民币市场自由化的方向前进。2015年将基本确立上海全球人民币产品中心的地位。另一方面,中国加强了与周边亚洲国家的贸易交流,建立了区域自由贸易区。中国早在2004年就是东盟‘"10+3"的会员国,甚至推出了各种关税优惠政策。

我们即将可以看到,2015年,在东盟自由贸易区乃至整个亚洲,人民币将成为多方贸易交流的货币,渐渐走出国境,遍布亚洲甚至全球。这也将是中国人民币挑战美元地位的第一步。

第八章

史上最讨喜的贵金属——黄金传奇

在布顿森体索中,美元就好比三国时拉天千以令诺侯的“幸相的权力有多大,有多专横跋扈,相权毕竟还是要受到皇权的制约,哪怕这种制约只是形式上的。而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单方面宣布了“新经济政策”,毅然决然地宣布废除黄金的“帝位”,从此美元登基。黄金双轨制和特别提款权就一步一步吞噬“皇权”,并将其转移给美元。

无论是之前的英镑,还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的美元,都要受到黄金的制约,但在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正美元的膨胀。美国狂印美元,从全球取了巨额铸币收益。伴随美元膨胀的,便是美元不断的贬值。

结下不解黄金缘

1991年在金融自由化、国际化趋势引领下,台湾开放新银行的设立限制,我留学回台后,顺利进入玉山银行业务部,从事资金管理与操作、“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管理、票券及债券投资与交易,以及银行资产负债管理工作。我在玉山银行工作一年半后,于1993年5月被升调至刚刚成立的信托部当副主管。

在银行业工作过的人都知道,早期银行的信托业务包罗方象。尤其是刚开业不久的银行,除了存款、放款、国外汇兑业务外,其他业务及新金融商品研发等,就都配置在信托部。因此,我们银行信托部的业务就包括:研究发展新金融工具及信托产品;引进及销售海外共同基金;规划销售贵重金属,包括黄金金条、金块及金币;筹备设立玉山票券金融公司筹备处等。

而在信托部的业务当中,最令我钟情的就是黄金销售。以规模较小的新银行来说,我们信托部的黄金业务通常都是向当时的“中央信托局”或是外商银行买进黄金金条、金币,然后通过分行销售给一般大众。我特别喜欢瑞士联合银行发行的金条,以及自1987年就已经铸造的澳大利亚鸿运金币,又称为袋鼠金币。这些都是99.999%的纯金,代表的就是诚挚、珍贵与辉煌,令人着迷。每次有新的金币发行时,我自己都会买来收藏。传统上结婚戒指会用黄金制造,原因是它耐久、耐磨,而且亦是一个代表着永恒诚挚婚姻关系的象征。黄金也与特别的周年纪念有关,如结婚50周年被称为金婚。

黄金除了具有收藏价值外,早在18世纪英国就以黄金作为流通货币了。
货币的形式既可以是黄金、白银、铜这样的实物货币,也可以是纸币这样的信用货币,还可以是今天广泛使用的电子虚拟货币。以现代货币理论来看,货币采用什么样的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货币要在社会上建立广泛的信用,保持适度规模,从而保持币值的相对稳定。如果不能保持币值的稳定,即使是黄金、白银之类的贵金属货币,也一定会造成经济上的灾难;即使是纸币、电子货币,只要能够维持人们的信心与稳定的币值,也一样能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

科学家?还是炼金师?

现代货币理论中货币必须满足三大功能,即交换媒介、价值尺度及储藏手段。早期欧洲主要流通货币就是黄金,然而黄金本身就是稀有贵金属,供应量有限。作为流通货币,政府除了必须维护黄金币值广泛的信用、保持适度的流通规模外,黄金货币的铸造更是政府的一项重大政策。

艾萨克·牛顿是英国著名科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许多书上都说,牛顿是被掉下来的苹果打中后,才发现了“万有引力”,这个故事恐怕只是一个传说,不过在他住的房子西边的庭院中,确实有一棵苹果树。

牛顿于1642年出生在英国一个名叫伍尔索普的偏僻村落,由于早产,他从小就体弱多病。牛顿18岁时进入剑桥大学就读,23岁从剑桥大学毕业,当时由于黑死病蔓延,便躲回家乡。在家乡的两年是他一生创造力的巅峰时期,也奠定了他一生中的三大发现—万有引力、光学及微积分一—的重要基础。黑死病过后,牛顿重回剑桥大学。第二年,他的老师巴罗退休,牛顿接任数学教授一职,正式成为剑桥大学的教授。
但是很少人知道,牛顿还是一位名满天下的炼金师,以现代的说法就是货币专家。自1696年起,牛顿弃学从政,到1727年逝世,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牛顿主要在货币领域工作,沉迷于炼金术和神学,自此他就脱离了科学。牛顿出生于贫穷家庭,后来的科学研究生涯也一直很清贫,经济收入始终很不宽裕的牛顿,希望过上富足的生活。就在1692年,50岁的牛顿决定抛弃科学探索,寻找高收入的职位,但是一直都未能如愿。正当牛顿为求职不遂而大病一场时,1696年,一个意想不到的机遇却适时地出现了。

1696年3月19日,牛顿收到他的朋友查尔斯·蒙塔古(时任英格兰财政大臣)的来信,通知他已被任命为皇家铸币局监督,希望他立即上任。查尔斯·蒙塔古是牛顿在剑桥大学读书时的同学,他深知牛顿的才学,特别是牛顿对化学和炼金术的研究使他觉得牛顿是担任铸币局监督这一职务的最佳人选。牛顿收到这封信后非常高兴,欣然接受了这个职务,一来年薪倍增,二来这是政府官员职位,从此可以真正踏进上流社会,做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1696年他立即搬到伦敦,走马上任,蒙塔古为他安排了一个高级住宅。从此牛顿正式弃学从政。

尽管牛顿弃学从政了,但他始终是一个科学家,年过半百的他还不是一个政客。他把过去科学研究的精神带到了所掌管的英国皇家铸币局。在最初的几年时间里他就令铸币局的工作焕然一新。首先,牛顿整顿了铸币局的会计账目。他在数学方面的专长帮助他快速了解了铸币局的会计账目,之后他利用科学研究的眼光把所有的账自分门别类,编制索引、收入及费用详细记录,很快就让铸币局的账目井然有序。
1696年初春,市场上缺少货币,经济周转困难,为迅速扭转局面,牛顿不断改进治炼技术,集中力量提高新币的产量,再加上蒙塔古的组织措施积极有力,铸币量在短时期内增加了8倍,起初每星期的铸币量是15000磅,到最后每周铸币量达12万磅(约5万公斤),大大缓解了市场的需求压力。牛顿并没有彻底改变铸币局,但他使其工作效率大为提高,这种高效率对铸币局来说史无前例。

英国早期的货币都是手工制作的,非常粗糙。牛顿认为货币应该按照正确的重量和纯度来铸造,个体差别越小越好。他把这种科学精神注入工业生产,牛顿声称“这种精确是前所未有的,为政府省下了数千英榜”。牛顿不断研究改善铸币生产工艺,新币在精度、纯度和图案花纹等各方面都符合设计要求并达到最高境界。

英镑如金的黄金年代

牛顿由于工作出色,得到了财政部的高度赞扬,连国王也特地出语褒奖。1699年,牛顿升任皇家铸币局局长。英国金币的质量和制作工艺的精良,赢得了大众的信心,又由于金币铸造的难度提高,也能有效地防范假币的流通。

1717年9月21日,牛顿在其货币报告中,分析了欧洲各国以及中国、日本、东印度的金银价格情况,认为英国当时的白银短缺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因此他建议不再用白银进行铸币,同时将黄金价格定为3.1715英镑/盎司(纯度为90%)。虽然直到1774年,白银才正式退出英国货币市场,但在牛顿的努力下,英国实行了实质上的金本位制。1816年利物浦伯爵罗伯·班克斯·詹金逊成为联合王国首相后,英国议会通过法案,从法律上首次确立金本位制。1821年,英国正式采用金本位制,纸币英榜成为英国的标准货币单位,每1英榜价值相当于7.32238克纯金。
金本位制的特点就在于,货币单位是在确定含金量,或者规定每一单位黄金的价格,可以自由地按照票面额兑换成黄金。黄金可以在国际间自由流通而不受限制。这是保证金本位制的关键原则。

如果从1717年牛顿确定黄金价格算起,到1816年英国从法律上确定金本位制,再到后来1815~1914年大英帝国100多年的霸权史,金本位制在英国事实上存在了200多年。

金本位制下的美元

美国货币当时在国外鲜有流通,此外,在美国自身的进出口贸易中,美元也基本上不扮演任何角色。当美国商人需要获得授信以购买进口产品或需要授信给美国商品的外国买家时,只能去伦敦,偶尔也会去巴黎或柏林,但不会去纽约。如此一来,用于款项结算的货币就是英镑、法郎或马克,而不是美元。
伦敦主导货币与国际贸易这一业务并不难理解。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践工业化的经济体,同时也是世界领先的贸易国。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市场也随之发展起来。19世纪中叶,英国已经拥有高度发达的银行系统。1694年,英国设立英格兰银行,用以筹集与法国作战的经费,并逐渐承担起现代中央银行的职能。

经过1775~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的洗礼,美国在摸索中建立。美国国会于1785年通过一项决议,宣布“美利坚合众国的货币单位为美元”,而且美元的划分必须遵循十进制原则。先前已了解到法国十进制优势的托马斯·杰斐逊坚持要求加入这一条款。

1786年9月,美国国会下令建立铸币厂。在最初营运的几个月里,铸币广仅生产了少量的面值为0.5美分、1美分和2美分的铜币,而究其原因,就在于当地人几乎没有铸币经验。因此在南北战争前,西班牙银圆一直是美国主要流通货币,美国各国营或私营银行亦多以西班牙银圆为储备货币,美国人大多用钞票兑换西班牙银圆。

美元诞生过程的最后一步是1792年通过的《铸币法案》,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米尔顿是该法案的催生者。作为总统乔治·华盛顿首届内阁的三大成员之一,汉米尔顿认为,将13个州联合在一起是非常有必要的。他将统一的货币视为一种有效的催化剂。在1791年1月提交给国会的《建立铸币厂的报告》中,他提出了建立铸币广和统一货币的详细建议,表示这不仅有利于各州内部的商业交往,而且也有利于各州之间的商贸往来。

由于新铸造的美元同早已流通的西班牙银圆颇为相似,所以市场很快就接受了这一新铸造的硬币。就流通广泛的西班牙银圆来说,其所留下的遗产之一就是美元符号。美元符号“”源于比索(peso),其中的两道平行竖线为字母“p”的竖线部分,而“s”则表示复数。

断了线的风筝

自1971年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后,黄金价格就开始涨。问题的关键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物品都有均衡价格,而黄金均衡价格在哪里?没有人知晓,这才令人不安,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不知飘向何方。但是由于黄金市场的报价都是以美元计价的,在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与美元贬值预期的促动之下,过多的货币需要寻找投资与消费去处,以黄金为代表的贵金属价格继续上涨,这一波上涨趋势似乎没完没了。

国际金价在持续多时涨势之后再度冲顶,在2011年6月达到1800美元/盎司的天价。人们有理由追问:金价是不是过高了?

久负盛名的国际投资大师巴菲特甚至认为当下的黄金是一个“经典的泡沫”,他的判断理由是:按照目前的金价,黄金可以换取全部的美国耕地,再加10个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再加上1万亿美元现金,哪一个更有价值?巴菲特以其价值型企业投资方式闻名,在国际金融投资领域纵横多年。这不再是资产泡沫的问题,完全在于人们对于货币的信心。

全球投资者之所以紧盯黄金,源自黄金长期作为货币所起到的稳定人心的作用,其历史货币的角色,重新唤起投资者的信心。在美元这一国际上最重要的储备货币长期稳定之后,突然出现动荡以及严重贬值预期,而世界文还没有美元之外的货币能够承担起稳定世界预期的功能,对黄金功能的想象超出了单纯的投资品的属性定位,这就是当今人们的心态。出于对国家之间货币战争的担忧,黄金被一些人赋予“拯救世界”的重任,于是资金的集体推升给了它超过常态水平的估值。动荡与担忧是因为“不确定”,它已经超越了“风险”,“风险”还可进行科学预算,“不确定”却不能。

金本位制守护神

早在20世纪60年代,除了美国外,其他国家没有较具规模的金融市场,黄金成为继美元外的最佳资产,但是黄金时时处于供应不足的情况。1967年出现第一次黄金危机时,对美国从来没有好眼色的法国干脆就在年初直接退出黄金总库的操作机制。对于美元的前景已由心理层面的担忧转变为实际行动,倾向保守稳健的法国官员对于美国政府的不负责任特别不满。为此,戴高乐的财政顾问雅各·吕夫慷慨激昂地重提,金本位制是解决目前纷争最好的办法。长期以来吕夫都以金本位制的守护者自居。

吕夫对金本位制系统中最核心的操作机制了然于胸,他坚定认为金本位制是可以避免任何政府操弄的最稳定的货币系统。然而争论不休,由于国际黄金矿脉的产量有限,根本不足以应对国际贸易不断增长的脚步,吕夫的建议是提高黄金的价格。但这种建议也有隐忧,一旦黄金开始升值,预期黄金未来升值的空间将会持续扩大,引起黄金狂飙预期的风险也将随之而至,同样会危及稳定的货币系统。法国人有着堂吉诃德的精神,他们知道金本位制一旦废除,就再也无法回头了。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法国人过于天真,还是出于他们对黄金的浪漫情怀?或是他们认为美元无法依赖,货币泡沫迟早都会破灭?
事实上,金本位制在1971年被尼克松抛弃后,黄金的名义价格就开始上扬,1980年达到850美元/盘司的最高点。1980年后,由于全球自由化、国际化趋势兴起,自由主义经济开始起飞。克林顿时代创造出零通货膨胀的经济奇迹,成为历史上最长的增长期,被称为“新经济”,当时各国对于美元的信心母庸置疑。

2000年美国面临科技泡沫,美联储调降利率以因应市场的流动性需求,提升货币供给并防范失业率的上扬。接着,2001年“9·11事件”爆发,引发全球对抗恐怖主义的警戒,加上自2003年底SARS在东亚多个国家扩散,造成全球恐慌,黄金价格应声上扬。2008年的次贷危机,更是让国际间对美元的信心一不振。2010年底纽约金价突破1400美元整数关卡时,巴菲特就急忙出来表态,认为当时黄金是一个“经典的泡沫”,还举了黄金换算全美耕地的极端例子。然而,2011年黄金还是义无反顾地继续上扬。

从InflationData公布的黄金价格数据来看,1980年的黄金名义价格达到850美元/盘司,换算成2011年的黄金价格(调整通胀后的价格),应该是2337美元/盘司。然而,2011年全年的黄金平均价格还在1516美元/盘司,最高达到创历史的1895美元/盘司,这样的黄金价格离1980年调整后的价格还是有段距离。这时候,巴菲特是否应该出来说,这样的黄金价格已经可以买下整个美洲的耕地了。他所忽略的是,黄金扮演的历史货市的角色,能够重新唤起投资者信心,黄金的功能已经超出单纯的投资品的属性定位了。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美元大幅贬值,国际投资者对美元资产的需求暴跌,美元信心落入谷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09年3月23日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谈话,议题是:应创造可保持币值稳定的超主权储备货币。他寄望于特别提款权,希望建立新的分配机制,突破特别提款权的使用限制。

为响应中国政府对货币改革的呼吁,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提出关于恢复金本位制的设想,他认为主要经济体应考虑重新采取改良的全球金本位制度,实行新的的浮动汇率机制。

以上这些事件说明,市场的疑问是,且不说黄金自身因为产量、分布、流通等各方面的限制,在美元目前似乎是不可逆转的贬值预期的背景之下,能够担当国际流通与储藏手段的主权货币的“继任者”是谁?这样的疑问也同时说明了,无论是什么形式的超主权货币,黄金还是稳定人心的最重要资产,黄金还是大家的最爱。

因此,我们可以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COFER数据库与Goldsheet矿业名录的全球黄金生产总数据来做比较。1995~2011年第三李度,全球外汇储备总量扩张已经高达5.26倍。而美元作为各国中央银行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甚至已经扩张到5.5倍。1995年全球中央银行持有的外汇储备为1.341万亿美元,但是到了2011年第三季度时,全球外汇储备高达5.4456万亿美元。其中全球中央银行外汇储备中持有美元资产在1995年时为6100亿美元,到2011年第三季度是竟高达3.3604万亿美元
相较之下,1995~2010年,黄金的累积存量也不过扩张了1.36倍。黄金年平均产量大约为2452吨,1900~2010年,累积黄金总生产量为13.84吨。

从这两项数据来看,全球在外发行的美元在这16年间增长惊人,美元资产充斥在全球中央银行外汇储备美元资产池中。美国政府目前负债15.194亿美元,这显示出美国依然面临着严峻的财政压力,寅吃卯粮的情况从未改善过。美国政府可以毫无节制地印制美元,换取全球各国的实质贸易商品,当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风暴时,它推出量化宽松政策,使美元大幅贬值,降低美元负债的压力。

美元这种似乎不可逆转的贬值预期心理,怎能说是“黄金泡沫”而非“美元泡沫”呢?

从投资角度来看,相对于美元,黄金的价格还是被低估的,升值潜力应该比美元更大。

黄金密码

书中自有黄金屋,黄金自古以来即为财富的象征。过去我在玉山银行信托部工作的时候,接触到黄金的实体买卖,拿在手上的金币,无论是其光泽、质感、重量,还是钱币上的花纹设计,都令人着迷。因此,当国外发行新金币的时候,我通常都会买来把玩,留作珍藏,这也不失为一种投资。

近年来,黄金投资的管道越来越多样化了。各种各样的黄金投资,除了金币、金条,许多银行在2000年金价起涨后,纷纷开办了黄金存折,担心台币汇率风险的投资人,也可以投资以美元计价的黄金存折业务。这样的多元化黄金投资管道,使得一般上班族、长辈们都可以有自已理财管道,成为真正的黄金贵族。
对于黄金投资,一般大众首先面对的就是黄金报价。伦敦国际黄金报价都是以一益司为报价单位,通常国内外黄金价格趋势的研究分析报告及投资建议等,也都是以此报价为分析基础。例如2012年3月7日黄金报价为1678.60美元/盘司。然而,台湾传统银楼的黄金门市还都是以台斤、台两、台钱作为报价基础。这种黄金台两制深入民间,一般长辈订制黄金饰品、结婚戒指、宝宝满月金牌、敬神礼佛神牌,也都是用台两制计算的黄金制品。最后还有世界通用十进制的公斤、公克制,十分简捷,又便于计算,因此为世界各国所采用。台湾一般的银行开办的黄金存折,都是以十进制单位进行黄金买卖的,小额黄金存折的买进以公克计算。举例来说,2012年3月7日台湾银行黄金存折每公克的报价为新台币1619元,因此,大众投资人进行黄金投资时,最先要懂得黄金价格的换算基础。例如:

1钱=3.75克

以目前现货黄金报价1678.6美元/盎司为例,台币与美元的汇率为30:1

1克黄金=1,678.6times30/31.1035,=,1619元(新台币)

1钱黄金=1619元times,3.75,=,6,071.25元(新台币)
1台两=1,678.6times30times1.205,6=60,711.6元(新台币)

积沙而成黄金塔

黄金是慢慢流向那些愿意储蓄的人的。每月固定储蓄一些黄金,久而久之可以累积成一笔可观的资产。没错,现代的储蓄观念,不单是指现金储蓄,黄金也是累积财富的很好的方法。

如果你也想在这波美元泡沫中为自己的财富“买保险”,那么黄金确实是值得慎重考虑的一种商品。如果你不想在家囤积黄金,生怕增加失窃风险及保管成本,可以考虑用小钱就能投资的黄金存折。

投资人或许会问:什么是黄金存折?也可以像银行存款存折一样生利息吗?其实,黄金存折就如同存款存折一样,当你买卖黄金时,是以存折来登录买卖交易纪录,这是将实体黄金纸化,由银行集中保管黄金,所以黄金存折是具有百分之百变现性的黄金商品。当你需要实体黄金时,随时都可以向银行转换提领。

但是和存款存折不同的是,存款是依利率计算利息收益,黄金存折并没有利率,当然也不会有利息产生,黄金存折之所以会产生收益或亏损,完全是来自于买卖黄金的差价。虽然黄金存折每月并不产生利息收入,但是每月固定储蓄一些黄金,久而久之可以累积成一笔可观的资产。因此,黄金存折可以说是收藏把玩及理财投资两相宜。黄金会留在懂得保护它的人身边。重视时间报酬的意义,耐心谨慎地维护它的财富,让它持续增值,而不要贪图暴利。
黄金存折投资门槛很低,单笔买卖最低单位仅需1克。以3月8日台湾银行黄金存折买进价格每克约1619元新台币为例,你买1克,等于只要花不到2000元新台币,慢慢聚沙成塔,就可以坐拥金山了。

不过,若是用美元黄金存折投资,最小交易单位为1盘司。外商银行方面也有推出黄金账户,功能类似台湾银行推出的黄金存折,但可用美元、澳元、欧元购买,以盎司为单位,最低购买单位为5~10盘司。不过最大差异点在于,黄金存折可以转提领黄金现货,可以实际领到金条,但黄金账户不行。黄金账户这样的投资,比较适合单笔投资,或是分批投资方式。

第九章明天过后一理财投资新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1975年全球经济大国一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及加拿大共同发起了所谓七大工业化国家组织“G7”。战后历史上美国的工业总产值高居世界首位,工业生产及科技技术先进;德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家,工业产品以质量精良著称,产品精致,享誉国际;日本为第三大工业国家,工业生产作业流程举世无双,汽车、消费性商品生产规模及产值双双称霸全球;加拿大以及欧洲的法国、英国及意大利都是战后传统工业发展先进的国家。

由于G7成员国都是由传统经济大国组成,因此也被称为“富人俱乐部”。

迷失的天龙国

20世纪80年代美国掀起了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一时间风起云涌,席卷全球。自由主义经济的兴起推动了自由市场的运作,各国采取了开放的政策,打破全球贸易壁垒,全球贸易流通性成长惊人。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与消费国家,再加上美元作为国际强势货币,吸纳全球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美国成为自由主义经济最大的受惠国家。自由贸易主义席卷欧洲,推动了1999年欧元的诞生,欧元区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货币经济体。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不仅抓住了全球贸易发展的契机,成为世界工厂,也趁机增强了其经济贸易力量与货币实力。
自由经济贸易的兴盛,成就了全球经济发展最旺盛的时期,我们可以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外汇储备数据看出,代表全球贸易增长指标的“全球外汇储备”以美元计价,过去20年间大幅增长了5倍多,由1995年的1万亿美元扩张到5.4万亿美元。其间中国的出口贸易由20年前的230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了1.3万亿美元,增长了57倍之多。同一时期美国的出口贸易仅增长6倍,由2700亿美元增长到1.8万亿美元。1999年欧元诞生,出口贸易量当年一举达到950亿美元,到2008年时达到1500亿美元的规模,增长57%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与欧债危机打破了过去的历史经验。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货币为王,资金运作及新金融商品的创新,如连动债券、证券化商品等,可以为我们创造财富,美元是最佳保值货币。然而,现今我们所必须面对的事实是,投资金融商品的获利及薪资增长永远赶不上商品及货物价格的飙涨。

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之后,财政与贸易赤字黑洞深不见底,令人触目惊心,经济增长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欧元区的债务问题乌云罩顶,同时也传递了一个主权风险信息,希腊之后,普遍认为西班牙也会接受欧洲央行的援助。同时,由于意大利即将举行大选,最快在2013年春大将会紧跟西班牙的脚步接受援助。美国为了降低双赤字危机,低利率宽松货币政策、长期弱势美元的态势无法避免。欧元紧紧钉住美元,徘徊在1.2欧元兑换1美元左右的汇率,朝向更具持续性的经济复苏之路,美国与欧洲国家回复信心是关键。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回复信心是一条漫漫长路,崎岖回旋。
然而,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是,这20年来全球生产力经济体已经转移了,这样的巨大改变比工业革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更为剧烈。全球超过20亿人口加入了工业生产行列,全球经济产值增加近2.5倍之多,1995年全球经济生产总值为32万亿美元,到2011年全球生产总值达到79万亿美元。未来20年我们将会看到另外一种形式的革命,这一次消费主义将跃上舞台,主导革命,亚洲蓝领阶层人数将会是全球中产阶级人数的3倍之多,这次的革命将会由亚洲工人主导。单就中国人口统计预估,虽然人口红利优势已经逐渐丧失,2015年时中国人口将会达到14亿,其中7亿城镇人口将会是全球最大的消费族群。

过去10年来欧美国家奢侈品,包括服饰、高级汽车及艺术收藏品等,业洲是购买力增长最快速的地区。亚洲蓝领阶层的消费能力大幅提升,让曾经是全球最大消费经济体的美国,也难以置信。德国仅占全球消费总额的4%英国仅占3%。面对占全球40%的亚洲消费力量,亚洲的消费支出届时将会达到25万亿美元之多。这样惊人的改变将直接冲击全球各国,主要城市的热闹商圈、街道景点都会有亚洲消费人群的驻足,亚洲生产的商品涉及全球服饰、建筑、厨房、餐桌等。
未来理财也应该随着全球商品、服务以及资金的流动,做好最佳的搭配组合。

新兴市场

今天的新兴市场吸引着全世界的眼光。全球70亿人口中,超过80%的人居住在新兴市场国家,如巴西、墨西哥及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市场国家中有许多是年轻人,增长的人口数量、中产阶级人口的扩张、生活环境及政治环境的改善都是引领经济增长的契机。更令投资人讶异的是,相对于许多发达国家发生的政府财政问题,许多新兴国家现在倾全力投注于更稳定的财政政策。

西方七国集团及其他发达国家的数据显示,未来国际贸易进出口动能将持续减缓,而且贸易赤字会持续扩大,未来5年内并没有回复信心的迹象。自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经济发展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美元的国际信心也受到威胁。紧接看,欧债危机也让欧元区经济发展蒙上了阴影,致使欧元的前途未下。

我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经济观察所发布的数据可以看出,无论是在经济增长、国际贸易交流还是人口消费的扩张方面,新兴市场未来预期都可超越发达市场。预计2012年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增长率将高达6.7%,远高于拉丁美洲、欧洲新兴市场的3.6%、2.7%,以及发达国家的1.4%,成长表现傲视全球。
根据高盛集团的数据预测,未来的20年间,除非是发生无法预测的灾难,否则新兴市场将会稳定成长,且趋势无法阻挡。在未来10年,新兴市场的股票市值将会从现今的14万亿美元,增长一倍多,达到37万亿美元,相较于发达国家现在30万亿美元,以0.5%的速度缓慢成长,到2030年,新兴市场的股票市值将高达80万亿美元。中国经济生产总值会占全球生产总值的28%,北美整体生产总值合计占25%,欧洲总计占14%。长期来看,新兴市场的表现将远优于发达国家。

这样的趋势分析有着重要的投资策略含意,高盛集团指出,特别是退休基金以及发达国家的国民储蓄资金,通常都会拥有大部位的新兴市场有价证券。高盛预估现今发达国家法人资产管理基金经理人的投资组合中,大约6%是新兴市场有价证券。然而,这将在2030年提升到18%,这意味着资产管理基金经理人在2030年前需要将大约4万亿美元资金转移到新兴市场有价证券。而这其中估计约有七成资金,大约是2.8万亿美元,将会逐渐流入亚洲新兴市场。这会推动亚洲新兴市场资产种类组合的改变,而且在这推动过程中也无可避免地会造成相当幅度的市场波动。这意味着投资理财的同时,也要随时留意风险承担。

针对未来趋势进行投资理财的话,长期来说亚洲新兴市场是不可忽略的重要目标之一。一般民众在投资组合中,根据自己风险偏好度可以配置一定比例的亚洲新兴市场海外基金。首先要了解不同的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及其对我们的投资组合的影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亚洲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中国是火车头,由它带动整体区域的发展。单是中国的经济生产总值在2012年就将占全球生产总值将近15%,加上印度尼西亚及印度,合计占22.29%,超过了美国的18.85%

整个亚洲新兴市场区域内劳动人口充沛,生产力强劲,中产阶层逐渐壮大,消费能力快速增长,将成为全球经济实力最坚实的区域。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没有类似美国和欧洲国家的结构性政府债务向题,经济可望维持良好的长期增长。这两年印度尼西亚的表现最为亮眼,它的人口将近2.5亿,经济生产总值将近1方亿美元,消费及商业信心近期屡创新高,在其他国家面临外部需求疲弱之时,尚能稳定增长,可说是在全球经济波涛汹涌逆境中平稳航行的大船。相较之下,印度市场就需小心。印度有超过12亿人口,年轻人口众多,经济生产总值占全球的5.82%,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但由于印度的基础建设相对不足,连最基本的饮用水和电力都无法满足大众需求,更何况其他支撑经济建设所需。预估2012年印度的国际贸易经常项目赤字将达到705亿美元,未来5年也都将维持在500亿美元,印度经济增长的动能必须依靠内需以及外国资金投资,以支撑其未来经济成长所需,在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中,印度相对处于弱势。

虽然我们对于新兴市场潜在发展存有乐观的想法,但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是,它们的经济发展仍旧严重依赖发达国家健全的经济表现,即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就从经济增长项目来看,新兴市场进出口贸易通常以美欧国家为大宗,换句话说,这样的结果就是对汇率及商品价格变动会非常敏感。获益会永远伴随着风险存在,即便全球投资人关注新兴业洲未来的成长,也难以避免突然间游资转移或意外逃离市场的命运。亚洲新兴市场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成长,在外部需求疲弱时会顿时失去重心,欧债危机的拉力尤其沉重;美国的复苏之路漫长,也会加重其负担。
过去4年,亚洲新兴国家开始加速调整对美国及欧洲出口的依赖程度,除中国及日本外的亚洲国家出口至美欧国家的占比已经由26%下降到20%同时,亚洲国家出口到中国的贸易占比由2007年的18%大幅提升到2011年的21%。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亚洲国家了解到了区域经济动能的风险,中国已经开始逐渐吸纳业洲区域内的国际贸易交流,成为业洲商品制造输出供应链中最重要的一坏。然而,经济调整是个痛苦的过程,现在中国最重要的课题还在于提振内需,2011年亚洲其他国家出口到中国的商品满足了中国60%sim70%的内需,因此,中国提振内需将会使其他亚洲新兴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更加平稳坚实。

一般大众投资理财最方便的方式,就是购买证券投资信托顾问公司代理发行的海外基金,或是国内基金公司募集发行投资海外的有价证券基金。通常来说基金投资可以运用投资组合达到分散风险的效果,基金公司募集多数人的资金交由专业的研究团队投资运用,共同分享投资利润,当然也共同承担投资风险。因此,在自己可承担的风险之下,选择最佳投资组合是投资人必须做的决定。

例如许多基金公司都会募集发行亚洲新兴国家基金,投资人可以仔细看看该基金公开说明书的投资组合分配和投资范围,哪些国家配置较高的资金,对于自己看好未来长期发展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尼西业、马来西业等国家,是否配置了较多的资金,对于自己认为风险较高的国家,如印度、越南等,是否降低了持股,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同时,投资人也可积极参加基金公司的定期投资说明会,了解该基金的投资绩效,以及业洲新兴国家发展的近况。即便是亚洲新兴国家的市场前景看好,也不可能永远获利,就如上文所分析的,一旦某些国家公布的经济数据表现不如预期,国际资金可能迅速逃离市场,造成基金净值的波动,所以投资时也要随时注意获利或损失状况,设置停利或停损点,切实执行。

投资固定收益商品

自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贸易交流紧缩,以美元计价的各种原材料及商品价格不断飙升,欧美国家甚至还深陷在高失业率的噩梦中,通货膨胀阴影如洪水猛兽般吞噬了全民的财富和资产。然而,好消息是,全球通货膨胀预期将会逐渐平缓。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经济观察等研究机构公布的数据,全球通货膨胀的预期已经放缓。过去两年由于石油价格上扬,大宗食品价格也快速涨,新兴市场更为醒目,中国的通货膨胀率突破6%,在2012年7月最新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跌到2.2%的低点,又让全球跌破眼镜。接下来的几年因为经济增长放缓,石油及商品需求也相对偏小,很难支撑更高的石油及商品价格。新兴国家通货膨胀的趋缓对于固定收益商品投资来说是个利多。
台湾自前的投资环境是“微利”时代,不但新水变少了,连银行仔款的收益也微乎其微。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仅为1.36%,扣除政府所公布的通货膨胀率后,一般民众将钱存到银行的利率为负数(1.36%-1.8%=-0.44%,),夏天蔬菜水果价格成倍上扬,让升斗小民情何以堪。

即便银行定存利率已经很低,大多数银行还是会婉拒企业存款以及1,000方以上的大额存款。原因就在于,一般企业可以在岛内票券金融公司发行短期票券,如今30天期短期票券初级市场发行利率,加上保证、签证、承销等所有成本在内大约只有1%sim1.2%。因此,企业可以在票券金融公司发行30天期短期票券,再将所持短期票券发行资金作为一年定期存款存入银行,进行所谓无本金套利操作,30天期短期票券到期后,再以续发方式持续发行,直到一年期定存到期。在这微利时期,就算是这样的蝇头小利(利差仅有0.36%sim0.16%),企业也会铁必较,进行财务套利操作。但是这样的财务操作行为亦受到银行的严重关切,通常都是委婉拒绝。

2012年8月底,“中央银行”总裁举行记者会,发布重大信息。经过多次协商,两岸货币管理机构正式签署了《海峡两岸货币清算合作备忘录》,同时也订出了时间表,60天内两岸各自完成相关准备后,此备忘录就开始生效,这意味着两岸进入到了货币清算最重要的步骤,届时两岸必须由一家货币清算机构,提供给对方货币结算及清算服务。台湾银行业的国际金融业务,即刻起就可以相互拆借人民币。两岸终于走进新台币兑人民币直接货币清算的时代,过去透过第三地(香港)的清算业务,未来在台湾就可完成。台商以及大陆的贸易伙伴能以人民币进行交易,不必多出兑换美元这道手续及费用,对企业或央行都有好处。
然而对于一般民众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开放外汇指定银行业务。60大之后,《海峡两岸货币清算合作备忘录》正式生效后,台湾外汇指定银行就可以立即开办人民币存款、放款业务。此外,人民币债券、人民币计价基金、人民币放款、人民币保单等不久都有望陆续开放。外汇指定银行的开放意味着一般民众都可以到外汇指定银行开立人民币账户,并承做人民币存款业务,同时以此账户作为清算来购买人民币计价理财商品。

这一重大信息令人振奋,但是投资人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新台币兑人民币的汇率风险。由于美国双赤字的深渊及欧债危机尚未解除,长期弱势美元势必不易改变,人民币汇率相对于美元及欧元都更有优势。新台币主要是钉住美元走势,未来甚至还可能会有汇差收益,在汇率风险无后顾之忧下,人民币计价固定收益商品就更有魅力了。

首先,人民币定期存款会是最方便简单的理财方式,一般民众可以在外汇指定银行开设人民币存款账户,直接承做一年期定期存款业务,利率是3.25%,相对于台湾一年期定期1.36%的存款利率,利差就为1.89%,以10万新台币来计算,每年可以相差新台币1890元。

相对于一般投资人来说,企业更是利多。短期票券套利财务操作就不再是蝇头小利。一般企业在票券金融公司发行30天期短期票券,发行利率加计其他发行成本总计,利率为1.2%左右,而今企业将发行短期票券资金存入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为3.25%,这样的财务操作利差就高达2.05%以新台币1000万元计算,利差套利收益一年超过新台币20万元。
投资理财追求稳定又长期的收益,在信用无异的情况下,通常来说投资政府债券是最佳选择。然而中国台湾的政府债券收益率偏低,以最近一期“中央银行”发行的10年期政府债券为例,公债交易商标购利率竟然低到仪有1.13%,超乎预期。即便是投资人想要购买政府债券,其公债市场最低交易金额为新台币5000万元,也不是一般投资理财大众可以企及的投资目标。

由于中国台湾政府债券收益率过低,岛内基金公司若是募集政府债券基金,其收益率仅为1.13%,扣除基金公司既定的经理费、银行保管费及申购手续费后,投资人收益几乎所剩无几。然而,《海峡两岸货币清算合作备忘录》生效后,开放岛内基金直接投资大陆股债可达基金净值的100%,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国债、基金成为最佳长期投资理财工具。目前中国10年期国债的利率是3.5%,长期且稳定的收益会是吸引大众投资人的关键因素。

对一般投资人,特别是小额投资人或是第一次从事投资理财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理财规划,追求的应是风险较低且长期获利稳定,甚至是要以储蓄的心态来累积财富。投资期间可以规划较为长期的基金持有期限,最好是3~5年,除了强迫理财方式外,更可以达到最佳理财的复利效果。例如,一般大众投资理财第一年的基金投资为1万元,如果整个基金的平均报酬率都在3.5%的话,那么第二年的本金就已经不是1万元,而是10350元。依照这样的复利效果,到第5年时,投资报酬率可高达18.77%(5年累积获利为1877元),远高于每一年都以10000元本金投资报酬率的17.5%(3.5%times5=17.5%,累积获利为1750元)。开放人民币计价商品将会是一般民众追求多样化投资、稳定获益理财的新选择。

美、欧接连引爆全球金融风暴,美元、欧元相继走弱。种种迹象显示,中国政府正聚集所有能量,稳步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新一轮国际货币战争号角响起,一触即发

人民市的崛起会给中国乃至全球投资者带来怎样的投资新机会?外市汇率及国内利率格局会有怎样的变动?黄金、房产、股市、就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些与我们每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动态趋势,都将从国际货币格局的起承转合中看出端倪

本书作者从金融实务面出发,以时事热点引入主题,将枯燥的经济数据以鲜活的故事叙述出来,为读者展示了国际货币博弈的精彩内容,解析了从东盟开始人民币一步步走出国门的发展路径、汇率改革历程以及中美货币的明争暗斗,并预测和分析了当前投资领域出现的新的机遇与挑战,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投资者指明了应着重关注哪些方面,从而顺应人民币国际化大趋势以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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