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统治-陈雨露&杨栋
天涯神贴 ·
金钱统治(第一部分)-陈雨露杨栋-
第1节：危机方程式(1)
金融，谁主沉浮
华尔街破产、汇率跌宕、股市沉浮，金融危机中如何守住财富？大国金融博弈，如何才能成为最后的赢家？
危机方程式
2001年9月11日，美国世贸中心大厦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为新世纪投下一瞥不祥的阴影。然而，美国经济似乎并未受此影响，新经济仍然一片欣欣向荣，羡煞世人……
据说道上有句话，出来混，早晚要还的。
2001年—2003年，美联储13次下调联邦基准利率，由此刺激了本就虚火旺盛的地产市场。据说西方人睿智理性，在疯涨的房价面前，最大的理性就是购房获利：全美地产价格不断爬升，地产升值足以抵消银行本息；贷款者可以零首付获得住房，甚至可以通过抵押不断再融资，满足生活消费需求。
这，就是传说中的“次级贷款”，也就是美国低等级信用公民的住房贷款。
2006年中期，次级房贷已经占到美国地产贷款45,%，更有一批机构推出了“零首付”、“零文件”的概念，可以不用任何手续购买住房。
同是2006年，美联储开始上调利率。
任何国家，房地产都与金融息息相关，毕竟在售楼处拍现金的人在全球都极为罕见，同样，美国公民不等于都是富豪，利率上调给美国房地产次级贷款带来了很大损失，终于波及华尔街。
利率提升、次贷损失其实也算不上什么，华尔街如果连利率上调、房价下跌都扛不住，就不再是华尔街了。但是，次贷违约引发了全球投资者对经济预期的悲观预期，于是下列历程出现了：
……投资产品被抛售金融市场价格循环下跌要求追加保证金银行收缩信贷流动性紧缩金融机构倒闭……
2007年，贝尔斯登、房利美、房地美、雷曼兄弟……一批曾经名震寰宇的公司倒下了。2008年，人们已经开始习惯将这场衰退称为“全球金融海啸”。
至此，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再度闪亮登场。
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海啸，一个看似单纯的次贷摧毁了世界经济体系。人们开始惊叹，原来金融威力有如斯之强，不但能让东南亚诸国在旦夕之间丧失十几、几十年的经济建设成果，也能让世界经济最强的国家——美国，匍匐在脚下。
有人抛出阴谋论，2007年以来的金融海啸是某些个人、集团、国家的阴谋。既然是阴谋，就是为了谋求利益。比如，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经济强国掠夺新兴市场国家财富；比如，某些金融家搞垮了自己的投行，只为顺带剥夺包括美国穷人在内的世界人民。
闹这么大的动静，就是为了让自己破产，顺带剥夺别人？搞垮自己，只为剥夺别人？大概只有为吸引眼球才提出这种思维，这是古龙《绝代双骄》里一个白痴型人物的绰号：
损人不利己——白开心。
世界经济舞台不是武侠世界，不可能有这样的白痴。
说次贷危机是场阴谋，太高抬阴谋者了。如果危机操纵者真有这么大的魔力，“直接抢不就完了嘛，你说说，费这事干吗”，还先搞垮自己，何必如此劳神？
说危机不是阴谋，是因为金融根本没有这么大的魔力，次贷只是一种融资模式。如果金融的破坏力真的这么巨大，要它何用？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莫非，金融就为制造危机？
现在，分析这场危机的文章铺天盖地：有人把格林斯潘拉下神坛，非难20世纪末期他的低利率货币政策为危机埋下祸根；有人痛斥美国居民的消费习惯，信用消费透支了美国的未来；有人将祸端寄存到华尔街，指责无良的投资银行家，唾弃毫无用处的金融工程模型……第2节：危机方程式(2)
这些，都对；这些，又都不对。
说对，是因为这些都是诱发危机的原因之一；说不对，是因为任何一个因素都不可能引爆危机，更不可能诱发全球金融海啸。
去掉细枝末节，勾勒出一个危机的骨架，或许我们能有新的认识：
……经济繁荣流动性宽松房价上涨发放次贷对冲风险（CDO等衍生债券）房价下跌次贷损失对冲衍生金融工具损失市场信心下降金融机构倒闭流动性紧缩实体经济下滑大型企业崩溃全球经济危机……
这个流程并不少见，在我们勾勒的骨架之前之后都有“……”这个符号。加入“……”是因为这段时间大家感觉正好，因此更少有人注意到。
万事万物，有因，才有果。金融海啸，也如此。
市场竞争需要超越对手的实力，而最大的实力就是创新！也正是这个原因，种下了经济危机的种子。
要想领先于竞争对手就必须不停创新。但是，创新是艰难的，无论制度创新还是技术创新，都是一个循序的过程，也正是因为如此，重大的创新才显得有意义，才有可能改变世界。如果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早晨起来，昨天的知识、生活习惯就已经全部过时，自己恐怕会先疯掉。
因为创新艰难，每次创新成功才能带来巨大的利益。其后，模仿者会蜂拥而至，投资新产业、投资新产品……创新会由此改变人类生活，比如工业革命、电气革命、信息技术，但任何一次创新都有自己的生命历程，创新开始时，生产奢侈品，进而成本会降低，等到创新普及到草根大众的时候，创新的使命就基本结束了。
理由很简单，已经没有市场再创造利润了。
于是这个时候我们有了产能过剩，于是我们看到了西方初期经济危机中被倒掉的牛奶、被砸掉的机器。您可以想象，中国现在有多少网民,也就知道信息技术还有多少利润空间。用马克思的语言来解释，经济危机的成因就是人民购买力极度萎缩，也就是西方经济学中的有效需求不足。
这在经济增长理论中，被称为“延续型毁灭”，直白地说就是“气数已尽”，于是只能毁灭。
创新毁灭了，投资还要继续，前期的利润还要寻求更多的收益，流动性过剩便会出现。没有产业投资渠道，钱会去哪里？
答案是：泡沫。
可能是金融资产市场泡沫，也可能是楼市泡沫，还可能只是一个概念泡沫。当然，泡沫会继续创新神话，虽然事后看简直是痴人说梦，比如制造永动机，比如制造聪明基因，比如制造变形金刚……
泡沫很漂亮，也有很多种，但结局无一例外只有一个：破灭。
我学过点社会发展简史，课本告诉我们，人类之所以能成为万物灵长，最根本的原因是能制造工具，现在我明白，这也就是说人类可以思考，具备改变这个世界的能力。而改变世界的动机在于获得更多财富，也就是经济学中的理性。
铅华洗尽，人类终究会明白金融的本质依然是支持实体经济，而不是自娱自乐去制造泡沫。在萧条的经济中，人类理性会促使我们不断追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也就是不停地再创新。新创新迟早再度来临，人们会抛弃原有生活模式，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界。
次贷危机，与1929年危机并无二致，都是因为创新的潜力耗尽，只不过一个是二次工业革命（催生了电气技术）潜力耗尽，一个是信息化创新能量耗尽。必须依靠人类理性形成新的创新，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结束本次危机。
blacktriangle第3节：危机方程式(3)
至于如何结束，请不要问我，我不知道。或许没有人能真正知道明天的事情，虽然有人自称先知（“大仙”），不过，我确实没有见过。
给出以上种种理由，其实就为说最后这一句话。现在，鉴于你可能已经比较好接受，所以可以直说了：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既然已经发生，就必然有发生的理由；既然有理由发生，所有措施也就只能延迟，或者加速，该发生的，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一定会发生。
金融危机昨天有、今天有，明天照样还会有。没有危机的地方是天堂，是共产主义社会。
危机时代什么最重要
2007年，国人知道了贝尔斯登，因为中信证券差点因此破产，人们开始知道次贷危机、金融海啸。与国际金融危机接轨，2007年中国股市结束了两年多的牛市，开始了有史以来的最大跌幅，几十万亿市值被蒸发，包括我在内的中国股民损失惨重。
损失惨重吗？当然。
到此为止吗？不是。
2007年年底，长三角、珠三角出现民营企业破产潮。2008年年初，四川、河南数百万农民工返乡，中国出现农民工返乡潮。
2009年年初，中国外贸总额同比大幅度下降，一线城市房价开始下滑，本已萧条的就业市场面临新的困境……
这一刻，我们感到恐惧。然而，我们无法回避，我们面对的是一场必须打赢的经济之战，我们没有选择。
2008年11月，中国开始了大规模救市行动，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落实到行动上，就是4万亿投资、2009年银行系统的“天量”信贷。
除了经济复苏，随之而来的还有诟病，指责者有之、讨伐者有之。投资拉动带来灰色地带，天量信贷导致不良资产……
以上一切，皆有可能。如果是市井坊间，可能是饭后谈资；如果是经济学人，就是彻头彻尾不负责任。莫非，政府面对经济衰退，就该无所作为；莫非，金融系统面对实体经济滑坡，就该袖手旁观？
世界上，没有无痛苦的分娩，当婴儿呱呱坠地，母亲必然要遭受医学上最为残酷的疼痛——产痛。当然，你可以说，投资拉动是对的，信贷投放也是对的，但是不能达到这个程度。而且，我也可以说，这个数量级的投资和信贷，已经达到了中国经济所能承受的极限，如此数量，不是可能，而是一定会有灰色地带，也一定会形成不良贷款。
这，确实是一步险棋。
这，也是一步绝棋。
几乎同时，美国出台了8500亿美元救市方案，也就是所谓的保尔森方案，因为接受救助的是华尔街，在美国骂声一片，第一次议案甚至在国会流产。
保尔森不知道这些钱要交给华尔街吗？单纯以保尔森的华尔街背景解释似乎也难以说清楚吧。救助华尔街不会给保尔森个人带来任何经济收益，至于政治声望则绝对是负数，就是这样，甚至传出了保尔森为这样一个议案在国会下跪的传闻。
布什、奥巴马、保尔森莫非都疯了？
即使对政治声望有负面影响，也要这么做，因为，救市是唯一的选择。国会第一次否决了保尔森方案后，随之而来的没有庆贺，而是民主党、共和党互相指责对方投反对票。
美国经济应该如何挽回？不可能真指望上帝来保佑，说到底，还是要靠美国人自己，不救市，才真死定了。
第4节：危机方程式(4)
有人说，成就一个英雄，需要无数次磨砺，需要“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其实，这些话也就是在成功之后自吹自擂的时候用用，风光之余还可以对人吹嘘，老子当年曾经如何艰苦。既可以激励人奋斗，又能鼓励节俭。
真正面对危机的人，是没有心思考虑这些的。
在战场上，将军并不知道自己能否成为英雄，霍去病不能，朱德不能，华盛顿不能，巴顿也不能。在商场上，即使最成功的企业家也不可能永远纵横捭阖，范蠡不能，柳传志不能，摩根不能，比尔?盖茨也不能。
也许下一刻，生命就被一颗流弹结束；也许一天之后，微软就被新兴技术淹没。
一个人，面对危机的时候，没有人能够知道自己能否走出阴影，更不知道能否撑下去。在最危急的关头，他甚至可能一无所有。
这时，最需要的不是帮助，而是他自己坚持到底的信心。一个人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经济就更如此。
即使我们聪明绝顶，也没有人能保证永远顺风顺水。既然我们是一个经济体，就迟早要经历衰退。世界上，不可能存在没有危机的经济体，更不可能有只涨不跌的经济。
30年来，国人习惯了高涨的GDP，习惯了新闻里的捷报连连。这一刻，面对可能的经济衰退，原来如斯之痛：农民工失业了、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产品滞销了、企业倒闭了……再也没有人能否认我们面临的危险，任何人都不知道我们是否能率先走出阴影。
在经济学中，有一个术语叫做“预期”，意指人们对未来经济走势的判断。“预期”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如果人们没有通货膨胀预期，即使增发货币也不会出现通货膨胀；反之亦然。
现在，如果预期经济萧条，消费者就会压缩消费，企业就会减少投资，随之而来的就必然是一波接一波更为严重的萧条。面对1929年大危机，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呐喊，“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是恐惧本身，一种莫名其妙、丧失理智、毫无根据的恐惧，它把人类进步所需的种种努力都化为泡影”。
面对同样可怕的次贷危机，美国不惜走向“具有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两房、AIG、通用等一批公司实行了国有化，在向来以经济自由著称的新大陆破天荒组建了第一批大型国有企业。
面对萧条，温家宝总理也在呐喊：“当金融危机的严冬来临的时候，信心比货币和黄金更宝贵。……只有信心才能产生勇气和力量，只有勇气和力量才能战胜困难。”四万亿、天量信贷，当然也会给后续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不过，世界上如何能有无痛的分娩？！
这些，都是为了公众能对明天有一个良好的预期。
失去海外订单、面临失业，人们感到恐惧。
恐惧，有用吗？
不恐惧，我们有所依靠吗？
一个国家，最根本的财富不是石油，更不是外汇储备；最强大的力量也不是军队，甚至不是杀人于无形的高科技武器。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大的财富、最强的力量，是人。人强，家才强；家强，国才富。（以上逻辑，反向未必成立）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已经积累了雄厚的人力资本，就算全球金融海啸可以毁掉我们的外向型出口模式，但不可能毁掉我们的人力资本。我们的依靠，也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就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历久弥坚的华夏文明。
第5节：危机方程式(5)
我们的民族曾经历经多少磨难？又有哪一次我们不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是我们每个人燃烧的梦想，“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则是我们民族的永不磨灭的希望！
我华夏民族的信念，昨天，列强未能更改；今天，全球金融海啸同样不能改变。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今天的国际经济危机可能会彻底毁掉国货的海外市场，但恰恰是这种出口导向型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国民福利。
我们对外资开放了市场，他们却对我们封锁了核心技术！我们在危机中承担大国责任，他们却在印刷货币，让世界人民为他们的失误埋单！
封锁了别人，也就封锁了自己。
剥夺者终将反受其害。一个国家，尤其是世界强国，如果把目光仅仅停留在既得利益上，终究也会衰落，西班牙如此，荷兰如此，英国如此，靠世界货币铸币税获得红利的美国可能也如此。
因为，历史不会永远默然，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昨天，其实就是他的今天和明天。这正是一种我们致力于改变的政治格局，一种我们不能再接受的经贸框架。我们的道路，其实只有一条：自己成为强者。
然而，在既有的路径下，我们很难有变革的激励，你会为一个虚无的创新设想无端抛弃既得的国际市场吗？恰恰是突如其来的全球金融海啸给了我们契机，面对灾难，我们不仅要看到今天的世界经济萧条，更应该关注明天的辉煌。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全球金融海啸使我们转型更困难，然而，这不会是唯一的困难，甚至不是最大的困难，未来的路上，我们面对的会更多、更难。即使今天我们有信心，我们努力了，同样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如同千钧一发的战场，没有人能知道最终的胜出者究竟是谁。
在危机中挣扎，方知上帝不会对人类许诺。但是只要我们心中明灯不灭，终究可以飞越迷雾，冲破既有的国际利益格局。因为，只有胸怀天下的民族才能真正领导世界走向一个又一个辉煌，也才能领导未来的人类文明。
我们，必将是其中之一。
这，才是我们的预期。
莫道今年春将尽，明年春色倍还人。
diamondsuit第6节：安得广厦千万间(1)
安得广厦千万间
有信心，是好的，现实问题，还得解决。
现在我们的体制暴露出很多弊病，也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如意，某些时段、某个问题上，甚至矛盾会激化，比如，2004年以来不断疯长的房地产价格。
人们抱怨地产价格高，谁也不能否认房地产中的灰色，谁也不能否认房地产有泡沫，甚至没有人能够反驳超过纽约的上海房价对中国经济是致命的威胁。
换一个角度，让攻击者易地而处成为地产商，会怎么做？会不会做得更好？
如果不能，我们又应该如何去做？
这个问题，请不要问我们。
第一，我们确实不知道；第二，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
“中国不高兴”，“中国怎么办”，问题是无论怎么办，都会有人不高兴。利益是既定的，无论如何去做都会分割现有利益格局，任何一个自称高明的策略，都未必有效。控制房价，不可能是帕累托改进。只有市场是对的，我们也只能顺着这个逻辑前进：对与错，是与非，相信时间会给出最后的评价。
有很多人说：土地供给有限度，所以，地产价格应该永远提升。
上述说法overleftarrow废话，因为任何一种生产要素都是有限的，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举例说明：
任何时段，人力资本（全部土地）都不可能骤然增加，所以供给也是有限的（严格执行计划生育，几十年下来就是萎缩了），高端人才（繁华地段）应该极度稀缺，因此，工资应该无限提升。
以上理论，适合任何一种资源，比如，空气。如果上述逻辑不对，凭什么相信只有土地供给有限？
人力资本成本不能无限提高，因为，获益者实在太多，不可能结成利益联盟。地产泡沫，是一场以少对多的博弈，很遗憾，胜出的永远不可能是购房者。高房价是恐怖的，金融危机下就更加恐怖，恐怖到已经锁定银行、绑架国民经济、限制内需，已经从根本上改变国民财富分配——富者愈富，而贫者愈贫。
这些，无疑需要改变。
与历次经济危机一样，地产泡沫如何而来，是因为缺乏必要的投资途径，没有创新引导资金，结果就必然是房价虚高。只要没有实质性的自主创新，泡沫就会继续，不只是今天中国如此，南海危机如此，橡皮潮风波如此，次贷危机还是如此。
这些，不是政府或者任何政令可以限制住的，资金必然要寻找高回报，也就必然滋生种种不如意。
后面的问题是，房价会碰到天花板吗？回答这个问题，先让我们延展视野。
地产泡沫不只今天有，历史上就始终存在，不仅中国有，全世界都有：本卷我们看到了19世纪末上海租界地产泡沫，最终拖累上海金融业；在世界卷中你还将看到日本东京地产泡沫，竟然搞得日本经济衰退一下就是十几年，号称“失去的十年”。
这，都不是地产泡沫最拉风的战绩。
现在，很多人知道，1929年美国大危机罪魁祸首是华尔街，1929年10月29日道琼斯指数一泻千里，最终拖垮了美国经济。
这么说、这么想确实没错，不过，华尔街远没有这么神奇，可以俯仰之间撼动整个美国。道琼斯指数，更只是一个代表。
没有道琼斯，没有华尔街，美国经济该崩溃，照样会崩溃。
如果你觉得现在北京、上海遍地都是房产中介有点夸张，那是没见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1923年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市，仅有7.5万人口，规模最多相当于我们一个县城，竟有2.5万名地产经纪人，当地房价更是在3年内涨了6倍。人们对地产业的疯狂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最响亮的口号是“如果今天不买，明天就买不到了”。
今年确实买到了，明年却被套牢了。
1926年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美国房地产骤然跌价，无数人破产，其中包括麦当劳创始人雷?克洛克，被弄得一贫如洗，甚至混到以卖纸杯为生，后来大概觉得自己实在太穷了，于是就创办了麦当劳这个穷人快餐店。
虚高的房价耗空了货币市场的资金，华尔街在后来的反击中其实已经没有子弹。
2009年的次贷危机乃至后来的金融海啸，诱因同样是虚高的美国房地产市场。飙升的地价弱化了金融机构风险控制动力，大量信贷资金又使得房价继续上升，似乎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
人们曾经认为房地产的未来是永远。永远有多远？
diamondsuit第7节：安得广厦千万间(2)
有人说，永远将是没有尽头，因为，城市中心用地不可复制，所以，地产价格会只升不降。
城市中心确实无法复制，但是，可以复制城市。
你可能觉得这种回答过于夸张，不过，既然地产业利润前景无限，只要复制城市的收益足够大，为什么不可以复制城市？如果复制城市的收益不能弥补地产业成本，凭什么相信地产泡沫可以持续到永远？有人说，永远是没有尽头，因为，今天的房地产已非昨日的大板楼，此一房产非彼一房产，以前，小区里有亭台水榭吗，以前，你见过亲水社区吗？
地产业也在不断创新。
此一房产源自彼一房产。亲水，用20世纪80年代的另外一个名词形容也比较贴切：有人管理，叫做亲水；无人管理，就是臭水沟。
地产业能创新的，只有概念，说白了，纯属忽悠。
就算不忽悠，北京、上海无论如何发展也别指望几年内超过纽约、东京，凭什么相信北京、上海房价泡沫可以无限继续？难道世界上只有北京、上海土地供给有限，纽约、东京发展了几百年，最后都混成土地供给无限了？
房地产泡沫，终将破灭，昨天如此，今天如此，明天也照样如此；美国如此，日本如此，中国也不可能例外。
听到这个答案，大家先别欢呼雀跃。
我再重复问一次刚才的问题，房价会碰到天花板吗？
其实，我知道，大家更想问的问题是，房价一定会下跌吗？所以，我才把问题改为“泡沫会破灭吗”。
这完全是两个问题，所以，才要分开来回答。
之前，有很多人回答过这个问题。
从2004年起，就有很多人在不停地呐喊，房价一定会降，一定会降……
结果是，房价虽然偶有调整，却一直在升，一直在升……
所以，有人断言：房价，不会降。
实际上，第二个问题，不能这么问。正确的提问应该是，房价为什么在涨？
大家一定很奇怪，房子还是那个房子，除了个把人，哪怕在县城买套房子都要耗尽普通人几代的积蓄，还得再欠一屁股债？这到底是为什么？
于是，有人开始给我们讲道理，就是那两个著名的老太太：一个中国老太太，一个美国老太太。据说美国老太太住了一辈子新房，临终还清了贷款；中国老太太住了一辈子蜗居，临终攒钱买了一套房子，却没机会再住进去了。
结论自然是，要学美国老太太，不做中国老太太。
故事很有道理，前提是偷换概念。
贷款买房，条件是你能贷得起，也能还得上，而且不至于过分影响生活质量，比如，子女教育、吃喝拉撒，指望在生活费里省点银子出来买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
这里，我并不想列举一系列数据证明房价已经高到什么地步，或者证明房价是否已经过高，相信大家的切身感受就是最好的结论。
记得中国有个长盛不衰的情景戏剧，叫做《我爱我家》，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国人对家庭的习惯：国人早就习惯于被固化于土地，更希望被固化于家庭。
美国居民源自新大陆移民，漂泊可以是一种习惯，贝克尔甚至可以在《家庭论》里用数学公式证明“成家、结婚、生子”的收益、成本。因为，对西方经济理性来说，这些确实都可能以成本收益来计算。
第8节：安得广厦千万间(3)
中国，不是美国。
对国人而言，家庭不是可有可无的经济损益，而是一个必需品，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开始和最终归宿，房子则是安身立命的基础。
有人说，北京、上海是全国最繁华的地区，所以，大家都会在这里买房，房价应该涨。有人说，省城是全省首善之区，全省的人都会向这里挤，所以省城房价应该上涨。有人说，地市的有钱人都会往市里挤，所以地市的楼价应该只涨不跌。县城的人说，全县的人都会往县城里挤……
以此类推，村里大致只有一两个小卖部，小卖部本身可是区域商业中心，所以，小卖部周边房子的价格应该照样飙升。
最后一个逻辑荒谬吗？如果荒谬，凭什么又认为前面几个逻辑不荒谬？莫非中国有钱人实在是太多了，连乡镇的房子都被有钱人炒起来了？
中国房价飙升的背后，另有其因。
房地产，尤其是所谓高端楼盘、中心地段应该高价，这没错；甚至多数人都不应该在繁华闹市区购买房产，这也没错。不过，如果连县城、乡镇的房价都在飞涨，中国人口再多，也没到这个份上吧？
推动房价上涨的，不仅仅是开发商，开发商要有这么大能量，早改行当强盗了。只是开发商在前台表演，更为刺目罢了。
中国土地市场分为两级，唯一能控制一级土地市场流转的，只有地方政府。地价高涨，最大的受益者，不只是开发商，还有地方财政。只有财政收入提高才能有政绩，才能推动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才能在领导面前倍儿有面子……
不过，政府有很多种，比如，中央和地方。
都是政府，差别其实很大，中央政府的角度是全局，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政治家更关心民生，需要考虑的最基本因素根本不是财政收入，而是获得全民支持。虽然，中央政府政策也是地方政府力量博弈的结果，但如果一件事搞得民生鼎沸，就是再赚钱，也必须整顿。
地方政府的激励其实很傻、很天真：地产涨价，既可以增加收入，又可以搞搞面子工程。
地方政府也是政府，不是个体工商户，在关注城市面貌的同时，更要关注地方产业竞争力，只有各地产业有所突破，全国才能有所突破。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全国各地都是地方，如果大家一起改行做地产生意，虽然很有“钱”途，却会毁掉国计民生。
搞搞城市建设也不是不可以，但必须依靠经济发展带动城建，而不是把这个逻辑反过来。一个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建并不绝对成正比，如果城建过度消耗财政资金，楼能起多高，经济发展就有多缓慢。
无论国家还是家庭，很显然，钱就这么多。都去买房了，其他的所有事情，就必须排队。
中国的房子再漂亮，也只能是本地人买、本地人住，指望全国各地住满外地人甚至老外，还不如指望变形金刚莅临中国更现实。
说穿了，土地还是原来的土地，并无半分创新，房价涨跌不过是财富分配游戏，在贫者和富者之间、在政府和公众之间，获益的永远是富者和政府。“天下之利，不在官，便在民”，指望地产创造辉煌还不如去印刷货币来得实在。
然而，对国人来说，家，是缠住你心的根，是远离时永远的回程票。如果一个社会，尤其是绝大多数人都要为房产付出几代人的积累、背负几十年的债务，整个民族莫非都在为地产这一个行业而负债？
第9节：安得广厦千万间(4)
年轻人，尤其是刚刚进入城市的年轻人，他们没有过多的积累，也就必然会对整个城市望而却步，如果对任何一种希望都望而却步，整个城市、整个国家的希望又在何方？
然而，他们，才是未来社会的中坚。
有人说，住不起市区，可以住郊区，住不起郊区可以住廉租房，廉租房都住不起，还可以住地下室……
毕竟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不可能每个人都成为精英。高房价把年轻人压进了地下室，如果所有人都终日为栖身之所在打拼，那国家还能有多少未来可言？
普通人的未来才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而不是恰恰相反！
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之所以是礼仪之邦，是因为我们有着自己的文明准则，而维系儒家文明的，说到底是每一个国人的家庭。
如果多数人、多数家庭，都游离于整个民族文明底蕴之外，会有什么结果？说好听点，叫做“江湖中国”；说难听点，就是乱世之源。
虽然西方也始终在为地产泡沫头痛不已，虽然地产泡沫早就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但中国全国性地价飙升，恐怕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第一次。
不同的是，制造西方地产泡沫的是失去创新投资途径的资金，我们还加上与民争利的地方财政，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地产泡沫才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沉疴。
争论其实已经没有意义，必须让地产业恢复理性，把经济增长和财政增收的动力还给创新，不要再把国民的未来牺牲在非制度性的江湖。
这样，民族和国家才会更有希望。
寻找失落的启蒙
很多人认为，论及金融与文明，我们比西方落后。这么说，从现在来看，确实也是事实，只是有效期不足200年。
我们落后的原因，其实很奇怪，是因为过去牛得有点过头。
这么说，倒不是想追溯自己祖上有多阔，更不想说明国外的月亮有多圆，只是想明晰一个概念。
与其他物种相比，人类很辉煌，中有孔子，西有阿基米德。不过，辉煌的背后是整个古代地球人都在饿肚子。银行、证券交易早就存在，但这些玩意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在古代西欧信贷也是给王室打仗准备的。
活着，才是最高理想。这种生存底线，决定了人类对吃饭的需求弹性无穷大，我们姑且称之为“生存经济”。
因为，不吃饭会死人。
如果使用经济学语言描述：生存经济时代不存在个人偏好，没有偏好，谈何市场？
用市场、交换的概念去理解古代经济，是彻头彻尾的偷换概念。面对自然和异族的双重挑战，皇权的优势很显然，既可以应对暴虐的自然，也可以抵御外族侵袭。生存经济时代，是不需要竞争的，市场越发达败得就越惨：商业发达的齐楚败于农耕立国的强秦；雅典败于罗马，罗马败于蛮族（日耳曼民族），蛮族则败于匈奴。
而匈奴，是被汉武帝打到匈牙利去的。
从春秋列国到隋唐，千年传承形成了中国的统一皇权，在当时这本就是最先进的体制，于是我们有了辉煌的盛唐。
皇权具有剥削性，没错；皇权压抑个性，束缚民主，也没错。
条件是，在当代。
正是这种剥削性将资源控制力集中于皇族，才有了对抗自然和外敌的可能，领主就算联合起来不过也就是修个石头城堡，修万里长城，想都不要想。
blacktriangle第10节：安得广厦千万间(5)
今天，我们知道浪漫的多瑙河，雄浑的黄河、长江。然而，“水火无情”，水在火前。在中国，正是集体的力量遏制了频发的水灾，各自为战的西欧，古代水灾数量几乎是中国的一倍。
如果形成分权，汉族就算能应对频发灾害的黄河，也未必能对付得了倏忽而来的游牧民族，没准早被黄河或者异族赶到长江以南了。谁也不知道制度变迁后能不能活下来，拒绝制度变迁本身就是理性的。
由此，中国开始了周而复始的长循环，本卷中你可以看到货币体制中的权力斗争。然而，历史是残酷的，任何事物都是强者的工具，何况是代表财富的货币。
皇权确实残暴，但也要具体看跟谁比。与终生不出城堡的西欧农奴制比，封建皇权文明多了。
在皇权交替演进过程中，我们不仅曾经有世界上最强的经济，也继承了千年传承的启蒙，形成了独特的汉文化。五千年传承的是寻求人类内心超越，睿智的朴学（原始儒学）、诚心正意的朱程理学、知行合一的宋明心学……凡此种种无不昭示着一个永恒的主题：信任人类。
这种精神体现到货币金融制度上，就是鲜明的集体主义。盛唐开元通宝终于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摆脱了计重货币的宿命，而宋朝则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张纸币——飞钱，从元朝开始，纸钞就不设“钞本”……
这些，在西方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无情的生存法则，让西欧一直到11世纪都不敢以家庭对抗自然，唐宋小农围炉夜话的时候，欧洲还在北欧海盗的侵扰下胆战心惊。城堡、领主也是西欧集体对抗自然的方式，只是落后的农业生产根本维持不了一支常备军，在这些方式中我们何尝看到一点文明的痕迹？
不是欧洲人不想用刀把子解决问题，实在是养不起刀把子。
正是由于欧洲的落后，才使得它在生存经济期间走入了一条试错路径，新制度、新体系的尝试是性命攸关的，再按老路走下去就灭族了，与亚洲不同，欧洲制度变迁同样也是理性的。
十字军东征抢劫来的财富缔造了香巴尼信贷市场，但法国王室却连续砍掉了几任财政大臣的脑袋。
一个人抢劫难免被人干掉，荷兰人就为出海抢劫设立了股份制公司，结果是形成了现代人为之疯狂的股市。之所以英格兰银行率先确立金本位，实在是当年被剑刃银行和东印度公司欺负得太厉害，最终使用金本位也不过是为了为王室出门抢劫方便。
……
两者货币金融体制的区别是，中国古代是皇权集中资源的手段，西欧则是王权明刀明枪地抢劫。
最恨这些强盗了，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现代，金融体制以繁花似锦的表象迷惑了人们的双眼，汇市、股市、期市……银行、保险、证券……似乎金融已经成为点石成金的魔杖。
金融变了吗？
金融确实是点石成金的魔杖，只是，魔杖没有掌握在你手里。与原始金融体制相比，当代金融体制在本质上并没有任何改变。
千万不要以为买点基金、股票甚至保险，或者弄张信用卡就可以去理财了。艺术地说，金融只做锦上添花，从不雪中送炭；现实地说，金融将永远为强者服务。存款等于借钱给银行，你什么时候向银行要过抵押、质押、担保、贷款呢？即使是房贷，会不会让你把腿跑断？
这才是金融的本质，用经济学语言说，叫做有效配置资源。用你不愿意听到的话说，金融永远用你的钱为比你更有钱的人服务。
也正是这种本质决定了西方金融危机的必然，因为西方文明本源是理性，经济向好时期，交易、契约都可以执行。一旦信心丧失，既然不信任对手，如何能执行交易，一旦这种趋势蔓延，就是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
正是这种本质决定了我们克制危机的必然，因为华夏文明的本源是信任，经济萧条时期，我们可以不信任对手，但是，我们可以信任集体、信任国家。西方经济理性只有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才想到集体、想到国家：150年前，西方船坚炮利打破了旧中国的大门；150年后，信奉自由的美国大踏步走上“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希冀国家的力量可以挽回公众对金融机构的信心。
究竟哪条路径是金融、经济发展的最优路径，说实话，亚当?斯密说不清楚，或者经济学只能诠释已经存在的，却不能预测没有发生的。
然而，这并不是一条未知的路径。每一个产业、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其实都能看到自己的未来，因为，正是昨天的文明底蕴决定了明天的未来。
昨天并未远去，它始终就在你我身边；知道昨天，才能看到明天；知道自己的明天，明天也正因此而改变。
我们的昨天是……
blacktriangle第11节：货币祖先(1)
货币祖先
大致在公元前500
—公元前300年（在具体时间上可能不一致），亚欧各地逐步向封建城邦体制过渡，随着青铜及人类技术积累，人类生产能力有所提高。有人生产粮食，有人干手工活，分工造成交换，交换需要媒介……
于是出现了分工，于是产生了私有制，于是产生了货币。
在这段历史中，虽然金融与武力征伐相比实在不算什么，但后世金融都深深打上了这个时代的烙印。因为，货币虽然简单，却是时代的结晶，物质、技术和文明发展的点点滴滴总要在货币上有所体现。
最初的中国货币是贝壳、珠玉或者黄金（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从考古学来看，出土的陶器图画中古人把贝壳挂在脖子直到腰间，一挂为一朋（当时的货币单位），大概二十朋贝壳可以换三亩田。最初贝壳的用途可能是王侯、贵族的装饰品，可能他们在交换中率先使用了贝壳，带几朋贝壳总比几麻袋粮食轻松，而且贝壳总比粮食容易储存。
当时用作货币的贝壳是海贝，产地集中于今山东和马尔代夫群岛，指望在河道里弄几个河蚌壳蒙事是不行的。即使你很有诚意，到海边弄几车贝壳也照样不行，因为，把贝壳从海边弄到居住地是很昂贵的。
所以，海贝数量极其有限，而且绝无仿造可能。于是，第一代货币诞生了。
生产总在向前发展，春秋各国开始设驿道，交通逐渐便利。大概个别不厚道的人发现从海边弄几车贝壳回来换成土地已经不是很困难，贝壳越来越多，也就失去了炫耀性装饰的价值，当然也就不可能继续成为货币。青铜、金、银包括白玉在内的币材开始充当货币主角，金属铸币开始逐步替代贝壳和各种实物货币。那个时代没有良币、劣币之分，主要是青铜、贝币和铜饼，货币到底值多少，直接用秤量。贝壳、青铜作为货币是经济自然演进的结果，在货币襁褓期没有信用概念，货币流通靠的是自身的使用价值。
※第12节：货币祖先(2)
春秋以降，铜已经作为主要币材，华夏民族开始呼吸到浓重的铜锈。
随着西周井田制逐步解体，独立农户、手工业者大量出现，交换范围和层次都有所扩大，市场分布也更为广泛，社会上出现了自由的商人阶层。事实上，中国此时根本就没有“重农抑商”的概念，齐桓公开创霸业的主要助手管仲就是一个大商人。包括商人在内的国人可以自由迁徙，这一点无论对金融还是社会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唯有居民有权选择居住地，才敢跟世俗权力叫板。
惹不起，躲，还是可以的。
而且，春秋各城邦特点并不一致，在中国货币史上就此出现了多元格局，从中可以清晰看到文明的演进路径：代表三晋中原特征的布（铲）币、东方齐国的刀币和荆楚地区的铜贝。
三晋地区包括黄河中游、关洛等地，这是自古以来的农业区，晋国空首布耸肩尖足，是当时一种农具“镈”的袖珍版，前期空首布上多有“田”字。透过空首布我们看到了三晋先民在黄土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图景。
齐国可能比较穷，是个飞鸟不至的地方，《史记》总结了齐国的地形特点，“海泻卤、少五谷、人民寡”，这地方都是盐碱滩，没法种粮食，不太适合人类居住。用CCTV的语言描述，可以说成是“勇敢、勤劳的齐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总结和积累经验，丝织业和渔业成为当地支柱产业（极技巧，通鱼盐），因为渔业和丝织不能当饭吃，因此齐国又大力发展了商业，终于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当时齐国建制共分二十一乡，其中六乡为工商，可见商业之发达。
齐国的刀币就缘起于当时一种渔猎工具，而非一种武器。恰如发轫于齐鲁的儒家学说，刀币外形平稳周正、丰满、圆润，凹背而凸刃、外圆而内方。孔子故乡先人们的构思确实精巧：刀币（一般为18厘米左右）几乎是人手的长度，如果将6枚刀币首尾相接，可组成一个圆环。
相对于中原腹地，荆楚由于山林水泽的限制，生产相对落后，因此金属货币形态模仿了第一代货币贝壳的形态，不过这次是铜铸贝壳。同样由于水路的原因，荆楚一带商业在那个时代几乎是最发达的，东南亚、中亚都曾出土过楚国的漆器。正是在这种贸易背景下，那个时代的金银几乎全部集中于楚国，所谓“黄金出于楚”。
在上述这段历史时空中，人类还没有走出生存最低要求，作为当时的人，最主要的目标仍然是不至于饿死。而且，我们侃侃谈货币，其实当时货币主要集中于贵族阶层。即使在春秋后期，主要交易还是依靠实物交换完成。
这个时代，财富真正的贮藏手段是人口，当物质积累到一定地步，人口就会扩张，无论人多笨，必须够数，才能应付依然残酷的自然。虽然发达的商业能催生货币，但国力之间的竞争并不取决于货币金融，首先得有人替你玩命，替你玩命的人得吃饭，从而“金融”强未必国强。商业发达的齐国、楚国败给秦国，并非源于偶然的一两次战术失误，战争从一开始考验的就是国家调动资源的能力。在开战的一瞬间，睿智的孔子学说还不能阻挡敌人的铁骑，齐、楚商人没能抵挡秦国农夫手中的空首布。
此时，齐刀无锋，楚贝非盾。在远古的货币争辉之后，人们开始努力寻找曾经的启蒙。blacktriangle第13节：什么生意最赚钱(1)
什么生意最赚钱
货币起源始于交换，也就是贸易商业，后世金融工具则皆源于货币。在鸿蒙初开的时代，货币是唯一的金融现象，溯及货币必然要提及贸易交换。春秋战国时代古中国人开始铸造铁器和耕牛，生产剩余随之增多，因此列国之间贸易也逐步增多，这一阶段贸易主要以交换粮食和生活奢侈品为主，较为普遍的是粮食贸易。《史记?货殖列传》、《国语》中就记载了一批商人，如范蠡、白圭、子贡等。
现在大街上的个体商铺，很多供奉着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羽，站在那里招财进宝，至于关羽生前是否很能挣钱，《三国演义》并没有告诉大家。其实，在正统道教经文里的财神是由范蠡（公元前536—公元前448年）担任的。关于范蠡的传说很多，比如范蠡和西施。
在帮助越王勾践灭掉吴国后，范蠡立刻离开了越国，虽然带着西施云游天下没准是杜撰，以下思想却应该是范蠡所思所想：“蜚（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之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虽然范蠡离开了“不可共乐”的勾践，却不想离开吴越的财富。吴越是宿仇，战争和仇恨不会停止，倒卖军火去那儿，必然会发财。倒卖刀枪太扎眼，不扎眼的，比如，马匹。
虽然卖马到吴越，一定很挣钱。路上不太平啊，倒腾北方马匹去吴越，很有可能被绿林好汉们黑掉。范蠡不混黑道，但他有自己的办法。
范蠡居住地有个姜子盾（不是姜子牙），据说很有能量，黑白两道通吃，跟那些好汉们称兄道弟。范蠡没有按惯例登门拜访并缴纳一笔保护费，反之他在城门贴出一张榜文，承诺免费提供马队向吴越运送货物。姜子盾只跟姜子牙差一个字，就从钓鱼变为被钓了，主动找到范蠡申请使用免费马队。果然很顺利，商品马匹顺利到达了吴越，范蠡成功地赚到了钱。
范蠡被奉为财神的原因并非他通过贩马开创了“协同竞争”的先河，而是范蠡的商业思想。
商人作为货物流通的承载者，最重要的是信用，富而需有德（好行其德者也）。范蠡在与秦国的贸易中，在货物上标明“商”，作为自己区别于其他人的标志，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LOGO，后来这个LOGO变为汉语中贸易的代词——“商”。据说，范蠡还是十六两秤的发明者，十六两秤上有福、寿、禄三星，缺一两损福，缺二两损禄，缺三两就损寿命了。
信用不但对商人重要，而且是金融的生命，如果没有信用，金融体制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可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实物交易远比货币重要，在世俗权力不具备信用的前提下，个人信用便成为当时贸易的关键。人们信任商人，而不是所谓的“无奸不商”，讨价还价是没错的，任何商务谈判双方都有底线。靠权力、靠关系逼迫交易对手退步，是很无耻的，这不是“商”，是抢劫。
范蠡之后，又出现了一位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商人，白圭（公元前370—公元前300年），他的经营思想，显然比范蠡同志更具有鼓动性，被称为“治生之祖”。总结起来，他认为经营应该“人予我取，人取我与”，在市场上必须智、勇、仁、强（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从原生性商品市场到高级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一个亘古未变的真理是把握买卖机会，用白圭自己的话就是“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在最初级的贸易中，尚能有如此领悟，如果他生于今天，目睹现在的金融市场，必定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第14节：什么生意最赚钱(2)
因此《史记》给了白圭一个不低的评价——“白圭其有所试矣，非苟而已也”，意思是白圭只要出手，必然能挣很多——这也是现代中国股民的梦想。但是无论范蠡、白圭，他们的生意都不够拉风，中国古代最拉风的生意人是该死的吕不韦。吕不韦同志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对秦国来说是伟大的一生，《史记》曾这样评价吕不韦——“秦灭六国，盖始于魏冉，而成于吕不韦、李斯”。但是，如果说到吕不韦对国人乃至中国文化的侵蚀，把他千刀万剐都难辞其咎，因为，他实在卑鄙无耻。
吕不韦本是卫国商人（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与范蠡相比，吕不韦有着完全不同的一本生意经：首先结交权贵，靠权势压榨牟利；然后囤积居奇，囤积居奇其实并没有错，有错的是以弱者为剥夺对象，以买者的生命作为代价换来财富。据说他早年发家就是因为囤积了粮食，然后在卫国荒年卖高价，终于换得了第一桶金。
然而，吕不韦不地道的地方，是在一个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碰到了一个合适的人，用一种无耻的方式回答了“什么最赚钱”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改变了吕不韦的一生，但吕不韦始于斯，也终于斯。
当时诸侯经常结盟，只是这种盟约往往很不靠谱。盟国之间互相不信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往往要把一个王子或王孙置于对方国度居住，就算作为人质押给对方。
当然，这个被质押的贵胄肯定会比较郁闷。
吕不韦年轻的时候，秦国跟赵国是盟友。鉴于秦国野心勃勃，按照惯例，赵国同样要求秦国质押一个王子，这个秦国王室子孙叫做子楚。子楚虽然是王子，却是庶出（秦诸庶孽孙），而且待在赵国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秦安国君似乎并不怎么在乎子楚的生命，经常派兵问候赵国城池（秦数攻赵，赵不甚礼子楚）。子楚的生活自然过得不怎么样，终于混到连车马都坐不起了。
直到有一天，他在大街上遇到了吕不韦。遇到子楚后，吕不韦很兴奋，回家后跟父亲商议，主题是探讨如何赚钱。吕不韦：“您说投资农业利润咋样？”吕父回答：“我觉得怎么着也得10倍吧。”
吕不韦继续提问：“那投资珠宝呢？”吕父以后的答案显然没加思索：“我觉得怎么也得100倍。”
吕不韦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那我要是培养一个王子登上王位，能赚多少倍？”这次，吕父终于进行了思考，并很快得出了答案：“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多得难以计算了！”
在吕氏父子的这次对答中，出色地回答了“干什么最赚钱”这个问题，答案是，投资世俗权力最赚钱。
然而，世俗权力的钱并不好挣，显然，投资现任权力所有者成本很高，国王富有一国，不会在乎你的投资。这就要求选对投资方向，投资者要有战略眼光，能选中没有发轫的绩优股，否则不但很容易血本无归，而且有可能掉脑袋。吕不韦结交子楚，并非因为与子楚有共同的理想，准备共同写本《商本论》。吕氏开始就将子楚的王位之路作为一笔生意，将子楚作为“奇货”，并称呼子楚为“异人”。
按照上述逻辑，吕不韦父子进行了可行性分析。
秦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异人不是长子，他的生母夏姬也不受宠爱，似乎继位的可能性不高。异人自己肯定也知道自己继位的可能性不高。正因为如此，这种投资一旦成功，收益无穷。
理论上秦国应该从华阳夫人的子嗣中册立王子，问题是，华阳夫人没有亲生子嗣。结论其实是没有意义的：秦国新一代领导人必然从现有王子中产生。不过，如果安阳夫人能赏识子楚，继而将其收于门下，答案就有意义了。
吕不韦好像跟子楚的交情还不够深，以比喻的形式向子楚提了一个问题：
“我想帮您把您家大门整修一下。”
子楚对修大门的问题似乎并不感兴趣，便说：“你要修就修你自己的家门，别拿我做试验。”
吕不韦见子楚不能参透机关，于是直言不讳：
“我想帮您登上王位。”
估计最初子楚对吕不韦并不怎么相信，不过反正也混得不怎么样，你要帮我，总不是坏事。吕不韦以自身财力为赌注开始了艰苦的公关（以其物献华阳夫人），终于让子楚在华阳夫人处获得了欢心，并最终登上王位。
总体上，方法是无耻的，公关是成功的，收益是丰厚的。
更丰厚的收益还在后面，因为，子楚有一个叫做嬴政的儿子。嬴政当权后，吕不韦一跃成为一代权相，终于做成了这笔最赚钱的生意，却开了商人恶劣的先例——依靠世俗权力谋利。
公平地说，吕不韦当上秦相后确实做了一系列提高秦国国力的事。但他显然不厚道，由他开始抑制商业，提倡农战，农人地位从此开始高于商人。货币本是源于贸易流通，吕不韦的施政注定会扼杀货币活力，重农抑商在先秦货币争辉图景中留下了一抹不祥的先兆。
第15节：春秋第一相(1)
春秋第一相
春秋二百四十年，诸侯烽火，留下了无数传说，我们知道有宋、齐、晋、秦、楚五霸……大部分人不知道的，还有100多个小诸侯国，最小的诸侯国地域甚至不抵今天一个大点的县。
春秋二百四十年，纷纷乱世，留下无数枭雄。我们知道宋有襄公、齐有管仲、晋有重耳，秦有穆公，楚有文种……然而，我们要提到的人，估计很多人并不知道。
他的名字叫做子产，又名公孙侨，春秋时代的郑国国卿。
春秋列国之中，郑国实在是一个很不起眼的诸侯国，国都位置大约在今郑州附近，地处于晋、楚两大强国之间。
作为郑国的国卿，子产当然也不起眼，那仅仅是因为他处在了郑国，先天地域限制了他的个人才华。即使如此，子产仍旧是一个纵横捭阖的伟人，在春秋闪耀的群星之中，实在是不容忽略。
春秋时代，是一个没有秩序的时代，如果谁想征伐谁，看哪天天气不错，心情也不错，没准就带人打过去了。郑国“国小而逼”，在晋、楚之间的夹缝中生存，从晋则恶楚，从楚则恶晋，看来，郑国灭国只是迟早的事情。
还好，郑国有子产。
子产当政前，郑国王室是不折不扣的怂货。外战外行，更可恨的是，内战也外行。
对外，无论谁来打，都认输，承认对方是宗主国。既然没有固定的主子，就只有“大国政令无常，国家疲病”。
对内，子产执政前，在不足廿载时间里，仅我们看到的史料就描写了5次宫廷政变，国君也形同虚设，政出豪门，于是有了“郑国多盗”的口碑。
一句话：郑国已经乱成一锅粥，亡国只是迟早的事情。
所幸，还有子产。
不需要详述子产发迹的事迹，可以断言，他是一个具有极高政治天赋的人，在你死我活的宫廷斗争中，小门小户生怕被人识破自己归附于哪一族，以免到时候祸及池鱼。
第16节：春秋第一相(2)
子产只是低级贵族，而且，子产的父亲就是丧生于郑国前一次改革之中，但他不怕。无论到谁那里，他都趾高气扬，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来过。就这样，愣是获得了各方认同，被共推为上卿，即内阁总理。
唯一的解释是，子产在处理各方势力关系时，极具艺术性，他让每个人都认为他的所作所为是为了郑国强盛，无论谁胜出，郑国强盛总归对自己有利。何况，斗归斗，郑国各门各派没有一个具有绝对优势，大家也都希望有一个人出来统领全局，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是胜利者。
换句话说，没准自己就是倒下的那个，这事摊到谁头上，都不值得庆幸。
于是，子产胜出。
正是这段经历影响了子产后来的施政，如果子产少年得志，他可能会拿出一套完全不同的方案，也许会骤行废立，甚至可能会跟他父亲一样。人们往往认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一个挽狂澜于即倒的伟人，一定会雷厉风行，一扫阴霾。
这样的人，也不能说没有，在当代古装电视剧里。
子产当政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并不是改革，而是优抚豪门望族，维持旧势力统治地位，手段是封官许愿，赐金赏银，等等，无所不用其极。
你要说子产站在豪门立场上，确实不能反驳，但是，要是上来就一通暴风骤雨，是把豪门打压了，子产也该下台了。
豪门望族，确实是当时生产力发展的阻碍者，也是既得利益者，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势力才很强大，强大到上卿乃至国君都无能为力的地步。子产一个人，对抗强大的旧势力，要想谋得发展，群殴也不是不可以。条件是带一群人殴一个，要是一个人殴一群，改革就没啥指望了，这个道理和流氓街头群殴的道理是一样的。
初登相位，子产需要望族做帮手，于是他对望族恭敬至极；即使对自己的政敌，也没有赶尽杀绝。
恭敬，是很好的。过于恭敬，必然有过于恭敬的理由，比如望族首领伯石。子产对伯石三日一小拜，五日一大拜，最后，甚至把郑国的城市封赏给了伯石。这确实过分了，连子产的支持者都觉得他做得有点出格，可是，封赏他城池又能如何，今日既然可以予，明日就必然可以夺。
对政敌仁慈，有时也未必是坏事。
大夫丰卷阴谋叛乱，事败后子产依然迎他回国，并保留了他的田宅。子产确实可以直接杀掉丰卷，可这类人都曾有很强的势力，如果赶尽杀绝，他所代表的势力出于保护自身的考虑一定会跟子产死磕。一个，两个可能没什么，如果形成一种潮流，就算不能干掉子产，却能保证子产的命令很难执行。
摆平了反对的贵族，初露峥嵘，子产本非善男信女。
春秋时代，中国正处于奴隶社会末期，城池之外的地方叫做“野”，而西周井田制在“野”是无法实行的。子产的期望，就是把城池之内也变成“野”，彻底推行封建制度。
因为，春秋时代但凡能拿得上台面的大国，都是因为建制封建才获得了超强国力。子产之前，郑国也有人（子驷）试图推行封建制，结果身死门灭。是啊，国家富强是好的，可在国家富强之前端掉守旧者的饭碗，人家岂能不反抗。
与子驷不同，子产在推行改革之前已经把国内守旧势力收拾妥当。虽然很多人照样反对，但已经被他挑拨得互不信任，大家开始做的就是游说子产不要这么做，后来，也就只能发发牢骚了：“孰杀子产，吾其与之！”
第17节：春秋第一相(3)
不过，即使对待牢骚，子产仍旧是认真的。
在郑国各个城池，有些地方叫做“乡校”，大概功能类似于今天的高级娱乐会所。鉴于子产搞得会员很快就要没饭吃了，于是没落贵族就经常聚在一起痛骂。
子产必然有所耳闻，但子产并没有简单地关掉乡校，而是放开让人们去骂。他知道，任何一个政策，无论是利国利民还是祸国殃民，都必然有利有弊，即使废井田这样的大政，必然也有瑕疵，他毕竟只是一个人，只代表一类势力，不可能照顾全局。
就是在“乡校”的议论中，子产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
其实，子产的改革并没有直接剥夺贵族土地，也没有直接赋予平民自由。春秋时代的农业生产模式其实更类似于农奴制，而不是劳动者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奴隶主之所以有权威，是因为他们的田地里有水渠（洫），农奴离开这些地方无法耕种。
子产拿出的招数，比较新鲜（缺德）。他借助国家力量重整了郑国农田水利设施，替城外的“野”也修挖了灌溉设施，贵族土地不再具有吸引力。
我确实没有禁绝你蓄奴，是他们自己要走的，与我何干？
而且，子产把赋税和地域面积联系了起来，一块地域如果开垦得好，居住者税负就会相对轻很多，“野”的农民逐步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就是守旧贵族势力越来越衰败。
逐渐，子产总结出来了一套改革策略，并且，他把这些刻在了铁鼎之上。很多人反对，据说给出的理由是庶民知道了法律，就会专凭法律行事，目无长上。而这个，恰恰是子产想要的东西，法律既能约束黎民，当然能约束贵族，行政不再是任意妄为。
遗憾的是，由于地理的原因，郑国发展的空间其实很小，让它去吞并晋国、楚国，那显然是嫌自己命长。虽然商业发达，农耕时代最重要的财富却不是商业，而是人口，只有人多，才能抵抗外敌，才能维持自身统治。
子产之后，郑国再无人能在列国之间纵横捭阖，公元前375年，郑国历400余年，20余君，亡。
第18节：秦始皇统一了货币吗
秦始皇统一了货币吗
其实，春秋时期秦国混得非常不怎么样。在中原诸国眼中，秦国不过是一个西方小国，是一个地地道道未开化的地方，属于戎狄杂居的地方，开始的时候连参与列国盟会的机会都没有。
秦孝公变法以后，秦国日渐强盛，善辩的苏秦没能真正合纵六国，秦国军队开始席卷六国。“秦尚黑，崇水德”，秦德昭昭、秦威烈烈，遥想秦孝公以后150余年中原那遮天蔽日的黑色军旗，凝固了六国将士的鲜血，终于统一了中国。
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嬴政灭齐，六国最后一个绊脚石也被踢开。自此，战国的狼烟渐次散去，秦最终统一六国，中国形成了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庞大国家。此后2000多年，无论豪强割据还是外族入侵，中国总是能归于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国家，从此开始了封建历史。
嬴政则自称“始皇帝”，国王改称皇帝。“国王”与“皇帝”听起来都是最高职务，实际上含义截然不同。国王始终有约束，而皇帝是天子，只要他愿意就没有任何约束。“始皇帝”也是一个更牛的称谓，希冀自己的子孙永远统治这个国家。
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东到大海，西涉流沙。南及北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莫不臣服。——琅琊石刻（秦相李斯）
当然，是做梦。
统一六国，嬴政宣布：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之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只有黄金和秦国“秦半两”是货币（重12铢，约8~10克），其他的全不算数。那个时代没有“和谐号”列车、高速公路，商品交换的范围还不是很广，全国范围内统一货币，对繁荣贸易并没有多少好处。
嬴政应该知道：只有统一货币才可能形成真正强势的中央权威，才有可能真正集中这个国家所有的力量（经济和军事），才有可能真正统一中国。不过，对嬴政来说，屁股还没在帝位上坐热，就统一货币，基本上只能靠想。
六国我都可以消灭，还消灭不了钱币？
确实消灭不了，货币源自不同地区的经济演进，而现在的军事力量对前世风俗根本就无能为力。货币统一本是拓展商业必经之路，若将世俗意志强加于货币之上，未必就有好的效果。
很多人认为，嬴政统一货币“压制了商人私欲，促进了经济与社会发展”。
这么说的人，在经济学造诣上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白痴水平。压制商人和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有联系吗？
答案是，有，不过正好相反。
如果不信，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票证年代。
事实上，秦始皇试图以秦半两统一货币的意图从未执行，现代考古发现，秦半两和六国货币同时出土，世俗权力想断绝原有货币关系，嬴政和他当时的行政框架不可能有这个能力。嬴胡亥（秦二世）继位后两次颁布“复行钱”，意思是说“这个命令必须执行”，分明在说“行钱”命令没有执行，当然他的再次强调也不会管用。
原因如下：
首先，当时六国货币经过数百年流通，在当地显然比秦半两更有信誉，秦半两不被接受也就在意料之中；其次，更重要的是，胡亥任皇帝后三年，陈胜、吴广扯旗造反，公元前207年嬴胡亥灭国亡身，统一的秦朝仅仅存在了14年。
六国货币并未随着秦国兵甲消失，兵戈可以消灭人的生命，但不能消灭本就与人类进步息息相关的货币，更不能消灭思想。只要人类还存在，经济进程就不可能由权力决定。要改变货币制度，必须改变当地经济结构，甚至改变当地风俗，这些都不是兵甲可以做到的。
人们往往指责嬴政重农抑商，似乎这个政策在后来数千年中限制了中国经济发展，大家太小看嬴政了。秦始皇真的限制商业，黄金就不可能成为货币，指望小农把铜钱换为黄金是不可能的。秦始皇确实将“上农除末”作为基本政策，征发商人及其子孙做苦役，从表面上看这确实抑制了商人。
不过，商人前面还要加个“小”字，即抑制了“小商人”。
在《战国策》中我们看到的秦国的黄金支付，动辄以百斤计算，绝少在一斤以下；云梦秦简中不仅提到“复行钱”，而且规定了物资价格，尤其是战争物资和享用物资，不过物价按车计算，民间交易不可能用“车”去批发。这些交易的背后则是秦国的大商人，他们与范蠡不同，往往是官、农、商三栖明星，比如最会发财的吕不韦。
秦代以黄金和铜同时作为主要币材，本身就是一种非正常方式，货材随着经济进程中交易总量的变化而演进，随着经济总量增加币材价值由低到高，正常的顺序应该是：铜、银、金。为皇权统治者服务的商业，与为平民的交换迥然相异，从一开始需要币材的价值就很高，金、铜并行的背后却是黄金已经从贸易媒介改头换面成统治者的享乐工具，成为官商之间的媒介。
在云梦秦简中，我们看到这样一种演进模式：与其说金、铜并行并非中国货币本位递进，毋宁说这是为世俗权力构建的经济体系，这种体系压抑了经济自然演进，因为自然经济是无法挑战具备绝对优势的世俗权力的。
统一货币、“重农抑商”与焚书坑儒并无区别，只不过后者更为残酷，更加血腥。这一切，都是试图建立唯我独尊的皇权权威，可惜这条路还很长，嬴政、嬴胡亥都没有做到。当然，嬴政和嬴胡亥也不可能真正统一货币，更不可能完全按照自身意志排除异己。
因为，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竞争。
blacktriangle第19节：钱到底值多少钱(1)
钱到底值多少钱
货币一旦与皇权结合，便必然会表达皇权的需要。无论是秦始皇统一货币，还是汉初频繁更替的货币制度，莫不如是。由此，货币不再单纯是史籍中的币制更替、形制转换，而是专制君权与经济竞争实力之间的此消彼长。
《史记》上说，某天刘邦斩杀了一条白蛇，忽然东南方向起了大风（所谓斩白蛟而赋大风），刘邦据此断言自己有帝王之份，便拉杆子造反，最后创立了汉朝，史称西汉。这肯定是胡掰，刘邦没那么神奇。他不过是秦朝的一个派出所所长（里长），由于未能按时把犯人押送到指定地点，论罪当死。
刘邦当然没死，而是带着押送的犯人去革秦朝的命，顺便革掉了他的前辈——项羽。楚汉争霸，不过是刘邦把项羽顶到与秦作战的前线，自己从近道摸进咸阳城。
刘邦是不遵守规则的典范。
好了，现在可以从西汉说起了。
建立西汉后，刘邦似乎觉得“秦半两”太重，将重量由12铢减为3铢，允许民间私铸货币（更令民铸钱）。不过，很快秦半两和六国铸币就变成了不足半铢的“荚钱”，荚本是一种豆科植物，与浮萍的含义相近。市面物价飞涨，于是“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
允许私人铸币，并非由于刘邦比较大度，不想垄断铸币权力，说秦半两太重更不是理由。依靠货币作为斗争工具，是要靠实力说话的，刘邦的登基大典连四匹纯色的白马都凑不齐，其穷困可见一斑。实际上，刘邦只对15郡有治理权，其他30郡均在豪强手中。就是刘邦不让他们铸钱，估计这些人也不会听。汉初，刘邦还要剪除韩信这些功臣，对自己的嫡系部队“丰沛功臣”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高祖八年，大概刘邦对私铸货币已经忍无可忍，更重要的是他已经积蓄了足够的实力。刘邦手下没有中央银行，不能提高准备金率；刘邦的方式是颁布《盗钱铸令》。
结果令刘邦失望，就是在他统治的15郡内这个法令也未能执行，何况在诸侯的地盘，4年后刘邦在平定叛乱中，中流矢死掉了，《盗钱铸令》始终是一纸空文。
到汉惠帝在位，同姓王终于替代了异姓王，朝廷和地方势力的斗争由此演变为汉室宗亲窝里反。
货币正式成为重要工具。
斗争一方的主角是吕后，吕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主持朝政的女性（其余两位重量级女强人要等到唐朝和清末才会出场），当政15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猛人。不过，她却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异姓王没有了，本家人照样跟她争夺权力，吕后一生都在为之奋斗。
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吕后下令禁止“铸伪钱”；惠帝五年再次重申不准私铸，朝廷统一铸八铢钱。吕后禁铸私钱，甚至不是为了提高皇权权威，更重要的是为了打击异
己。
第20节：钱到底值多少钱(2)
诸侯要以货币向朝廷纳贡，理论上应该铸八铢钱，这样朝廷的收入比较实惠。可是，朝廷收到的却是荚钱，摆明是忽悠吕后。最可气的是，朝廷八铢钱经常被重铸，然后再拿荚钱来忽悠吕后。诸位皇族，似乎混得也不比皇帝差，比如，吴王刘濞就声称“寡人金钱在天下者，有当赐者，寡人且往遗之”。
问题是，这个时候，诸侯在国内连军队都可以操练，不准私铸货币？说给自己听听好了。你颁你的令，我铸我的钱。“荚钱”，承认了现实。
吕后死后，汉文帝（刘恒）即位，但他不是当时唯一的候选人。刘恒想昔日重来，规定任何人（含诸侯）私铸三铢钱都要受罚，全国统一由他铸四铢钱。吕后也禁铸私钱，但吕后比诸侯更有实力，吕后如此之猛，诸位王子尚且阳奉阴违，刘恒的命令只能激起反抗，大家刚把你捧上去，你就想玩阴的，门都没有。
诸侯照样铸币，刘恒照样没法。公元前157年，刘恒驾崩，其子刘启（汉景帝）即位，刘启是个很有理想的人，他想继续老爹的遗志，加强中央政权。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晁错上书《削藩策》，建议景帝用军队讨伐私铸货币的诸王。
普通人有钱之后，可能会去买两根油条，吃一根，扔一根。皇族有钱之后，通常会提高自己的理想境界，比如，可以去造反……
第一个提升自己理想境界的人就是自称很有钱的刘濞，刘濞不但不想被清，而且提出了清君侧（晁错）的口号，当然，他实际想清掉的是皇位上的刘启。
果然，刘启杀了晁错后，刘濞不但没有停止军事行动，而且公然宣称“朕已称孤”。诸王当然都想分一杯羹，于是，开始跟着刘濞去清君侧（叛乱）。斗争终于超出了铸币之争，也就是所谓的“七王之乱”。七王之乱持续了三个月，这是一场没有正义的战争，无论谁胜谁负最终都会向皇权集中演进，斗争双方从争夺铸币权到兵戎相见，目的只有一个：统一手中的权力，使权力不受掣肘。每个人都想：我的地盘，我做主。
不过，这里要提到的是，中国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汉朝币值更替对民间交易影响不是很大。因为，无论是三铢、四铢还是八铢，民间交易始终按货币实际重量交易，无论面值、无论谁铸的，先拿来称。私铸与否，损益最终都体现在皇室。
平定七王之乱后，又一个猛人登场了，他的名字叫刘彻，俗称汉武大帝（公元前157—公元前87年）。
刘彻登基后废除了郡国，再也没有势力可以直接挑战皇权权威，刘彻从此开始幸福的皇帝生活。很多史籍中汉武帝被描述成一个英雄，刘彻确实是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不过，他确实太猛了，连年征伐，花销很大，登基后4年不但花光了文、景朝以来40多年的皇室积蓄（藏钱经耗，赋税既竭），而且让一半中国人到战场上把命送掉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在皇帝眼中，人的性命当然不如他的疆土和皇位重要。
没钱，刘彻又开始在货币上动脑筋了。
首先，刘彻宣布，凡是铜都收归他所有，各地异钱和铜材一律运到京城由他安排用途（上收铜，勿令布）。如果谁敢再私铸，办法也很简单，直接砍头（盗铸金钱，罪皆死），实行肉体消灭。虽然可以私藏铜材，虽然可以偷偷铸币，但风险实在很大，私铸货币确实减少了许多。
第21节：钱到底值多少钱(3)
然后，他把荚钱定为法定货币，推行三铢钱，把铸币的好处全都搂到自己腰包里了。三铢钱本来就是一种不值钱的“钱”，但刘彻的行为充分说明，没有最不值钱的钱，只有更不值钱的钱。
他又发明了更不值钱的钱——“白金币”。
白金是银锡合金，按实物估算白金币币面值是实际价值的9倍。皮币就更离谱了，所谓皮币就是一张一尺见方的白鹿皮，值40万钱。胡乱指定币值，不对；但是，统一货币，并没有错误。无论有多先进的武器，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人，除了超人，想要活下去基本上都是不可
能的。
一群人，想要在世界上活下去，先别说人类内耗，就是每个人各自为战，恐怕大家也是
活不长的。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是要靠集体，靠信任。统一铸币，就更是要靠信任，谁更值得信任呢？虽然封建帝王也常当强盗，但朝廷比一般商铺长命，因此只有铸币权统一于国家，信用才能稳定。
随着经济发达，统一货币的要求会不断增强，中国汉代富户还可以自己造两个铜钱，当代，就是比尔?盖茨的欠条在美国也不如美金好使。统一货币的实质，是以国家信用替代商业信用，世俗权力才能集中力量对抗自然、对抗异族。
可是，如何统一，汉武帝说了不算。
可以规定交换比例，甚至可以杀掉不服从的人。
然而，若天下人都不服从，莫非要杀光天下人？既然不能杀光天下人，就是秦皇汉武，也要服从货币天道。”
由此，富豪盗铸白金币成风，至少刘彻只是没收铜，没有没收银。因为，铜在百姓而银在官家。刘彻来自铸币的收入迅速减少，虽然刑罚很严厉（坐死者数万人），但900,%的利润率确实太高，大家仍旧前仆后继。
终于，刘彻自己也感觉到这种办法行不通，在货币面前，伟大的汉武帝终于低下了高贵的头颅，开始铸行“五铢钱”。五铢钱是中国货币史上一个重大突破，皇权在货币规律与剥夺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加之刘彻已经垄断了铜的生产及存量，基本上五铢钱在刘彻当政后期能够成为一种稳定的货币。
※第22节：第一代官营垄断企业
第一代官营垄断企业
自战国起，盐铁生产就是赚钱的买卖，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也不可能自己从地里弄点盐、铁出来，这些东西还是需要买的（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比卯于市）。嬴政统一中国后，将盐、铁商人弄到咸阳附近，好歹算是给了个京城户口，并且没禁止私营。
这一切到了刘彻手里就走样了。
西汉有很多富人，比如齐地的刀间。齐地有个不好的风俗，就是鄙夷奴仆，刀间没有这个习惯，一律收于门下，利用他们制造和贩卖生活必需品——盐。显然刀间属于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史记》记载他“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盐商只是先富起来，但铁商就更具挑战性了，因为铁商既然可以铸铁质农具，当然也可以铸钱，而且还可以铸刀枪，像邓通，他居然富裕到“邓通钱亦尽天下”。
刘彻始终觉得自己很穷，主要是他比较猛，摆平匈奴后又出使西域，虽然留下很多传说，但钱确实不够花。
刘彻终于想到盐铁生意，他做生意的方法比较特殊：我做，就不准你再做。
刘彻首先宣布，山海是天地赐给皇帝我的（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盐铁生意只有皇帝才能做。对刘彻来说，铁比盐更重要，因此刘彻允许民间生产盐，但一律卖给他的下属企业，铁则由他产、供、销一条龙服务（最初被刘彻看上的还有酿酒业，后被废止）刘彻派东郭咸阳、孔仅和桑弘羊主持盐铁专营，提出改革方案。这个方案实在是没找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刀间、邓通这类盐铁商从此在史书中消失了，换之出现了一批盐铁官，据说刘彻有50个铁官，36个盐官。
盐铁专营，刘彻并没有关心国计民生的意思，他很直白地表示，这是为了缓解自己的财务困境（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盐铁专营残酷打击了工商业，失去了高利润龙头行业，汉代工商业从此走向没落。
可以说刘彻缔造了第一批垄断型皇帝所有制的企业，当然这些地方的生产效率很低，生产出来的很多铁器甚至不能使用，连割草都嫌钝（割草不痛），于是就硬性配给，强迫购买（或颇赋于民），盐铁官不再是生意，而是一个衙门。盐铁集中在一个地方生产，却要转移到全国使用，由此，桑弘羊又主持了“均输平准”，说白了就是由皇帝指派人倒腾盐铁。
不过，刘彻还有一个伟大的理想，希望依靠“均输平准”流通天下货物。但是，他所谓的流通不是商业流通，照样是为了“专奉兵师”。
总之，钱是他自己用，财是他一个人发。
如果说盐铁专营是与民争利，那“算缗”和“告缗”就是赤裸裸地抢劫了。所谓“算缗”就是传说中的“车匪路霸”，平民车上路要交钱，商人、手工业者做生意要交钱，交钱也无所谓，关键是税额太高，大家不缴不好意思，缴的话生意也不用做了。“告缗”就更缺德，大概意思是揭发不缴纳“算缗”者，奖励罚没收入的一半。算缗、告缗的结果是刘彻通过“罚没”手段集中了大量财富和土地，商贾遭到了洗劫。
诸子百家归儒家
先秦君主，包括秦始皇都是从祖先那里继承君位。然而，刘邦不是，刘邦的汉朝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结果。现在天下统一了，他的子孙开始为自己成为汉代第一家庭找理论依据。
这个事儿，也从猛人刘彻开始。
刘彻需要佐证自己的汉家坐天下是有道理的，是正确的。更重要的是，他打击商贾也是正确的，消灭竞争也是正确的。总之，皇帝的一切行为都是正确的，世界上只有他是正确的，大家都要听皇帝的。所谓圣谕煌煌，皇帝的话不是人话，是圣旨，大家要跪地接旨，当然，货币或者流通，也要听皇帝的。
刘彻需要的，不但要这样做，这样做还要有道理，大家必须把谎言重复成真理。
儒家由此进入了视线，不过，刘彻所谓的儒家不再是孔丘、孟轲、荀况，也不再是百家中的翘楚，而是按照刘彻要求改造过的学说。被刘彻看中的人叫董仲舒，董仲舒所创的儒家叫做今文经学，以前的儒家叫做朴学。
董仲舒（公元前179—公元前104年）被誉为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汉代思想家、政治家。不过我觉得，董仲舒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败类和叛逆。董氏所以能成为儒学新代表，并非是他造诣很牛，不过是他的思想符合刘彻需要。
刘彻当政时期，汉家天下的思想还是比较活跃，或者说混乱的（师异道，人异伦）。这显然与刘彻的想法是不一致的，他首先要说明自己最牛，要大家统一听他的，要是大家没有思想，这样就不混乱了。
刘彻认为董仲舒是个好同志，因为他说“王者受命于天”。既然这样，汉家就没必要从祖宗那里继承基业，皇位是上天赐给刘家的。没有天，哪有人，当然就更没货币，所以无论是人还是货币都要服从天的旨意。总之，听刘彻一个人的就可以了，别的都不对，是违反天意的，“道源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为实现这一目标，董仲舒从儒家伦常关系中选出君臣、父子、夫妻作为三纲。董仲舒大概觉得自己地位还不够，于是自称直接继承了孔子学说。
董仲舒太谦虚了。
说谦虚，是因为他并不是继承孔子，而是这些理论的原创。
秦朝焚书坑儒，嬴政要求大家把竹简都献给皇帝，为逃避这一无理要求很多人就把竹简藏到墙壁、地下。儒生之间靠口头背诵传承著作，很多儒生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注解儒家著作，等到汉朝儒生把藏起来的竹简刨出来，一看流传的董仲舒学说跟原著已经迥然相异。刨出来的竹简叫做“古文经学”，而董仲舒的那一套叫做“今文经学”。
“三纲五常”基本上是汉朝为帝王服务的东西，孔子讲究“述而不著”，在《论语》里只能看到对长辈、对王室的尊敬，哪里有什么纲常？难怪2000年后康有为在《今学伪经考》里指责董仲舒篡改儒家经典，本来就是这么回事。
中国先秦文化演进至此，被董仲舒篡改了。
早期儒家提倡礼仪，是把外在的“天”内化为自觉的“仁”，直指道德本心，把外在天命威慑转为内在道德律令，好歹还是内在超越的人文精神。董氏却把“天”直接归于世俗权力，实际上把上天的权力赋予了人，朴学从此成为经学。
为了彻底推行董仲舒的学说，刘彻想到了一个很缺德的法子，规定只有符合董氏“今文经学”的“士”才有资格入朝做官。这就不太厚道了，“士”的晋身阶梯是“学成好武艺，卖给帝王家”，那时候除了刘彻又不能卖给别人，那样就是造反了，只有跟着董仲舒搞今文经学。
交相辉映的是，在货币流通层面，铜质五铢钱统一了货币，再没有先秦的货币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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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王莽古钱的奥秘
王莽古钱的奥秘
王莽，大家耳熟能详。
史书对他的评价确实不怎么高，看看京剧里的大白脸，就是历史对他的评价了。他是篡位得天下的皇帝，后世对乱臣贼子的痛斥往往就是：
“某某，莫非你还想学王莽不成？”
不过，按照董仲舒的今文经学，王莽似乎不应该是逆臣贼子，既然你祖宗刘邦可以代秦以汉，老子当然可以代汉以新。
王莽幼年时比较贫困（莽独孤贫），但聪敏好学，在当地名声也很好，后来通过姑母（皇后）裙带关系进入朝廷中枢。掌握实权后，鸩杀汉平帝刘衎，之后接受哀帝刘子婴禅位，国号新。
王莽期间，对朝廷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刘氏豪强，《史记》记载当时刘氏宗族已经“赊贷郡国，人莫敢负”。
王莽篡位得到皇位，但篡位的皇帝也是皇帝，他当然不希望自己的权力受到挑战，于是便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抑制地方豪强。最有特色的是土地政策，王莽把全国土地收归己有，不准买卖。如果这个政策能推行下去，当然王莽就是全国最牛的人，可以牛到没人敢跟他叫板。可是，全国土地都是你的，灭了刘氏宗族，那全国的人民也都彻底没指望了。用经济学语言来描述就是说，这严重破坏了资源流动，经济必然会陷于萧条。
当然，经济没有陷入萧条。
因为，王莽的命令没有得到执行。权力不可能真正控制资源流动，也许会在一定程度限制资源流动，但绝不可能改变经济进程。
王莽只好假手货币了，他推出了中国历史上最浪漫的货币政策。王莽太有才了，居然同时搞出了28种货币，大家可以自己按排列组合算一算，这需要多少种换算才能回答“钱到底值多少钱”这个问题。如果把新朝王莽期间的货币换算完，大概需要几页纸才能说清楚，因此对此粗略带过，大家只要知道王莽发明了很多种货币就可以了。
不过，王莽为什么要这样呢？莫非古书看多了，成了书呆子。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王莽绝对不是书呆子，书呆子没有篡位称帝的本事。
28种货币说穿了也简单，以不足值货币代替五铢钱，洗劫财富，除了花样太多，跟刘彻造三铢钱的意图没啥两样。虽然史书讲王莽托古改制，将龟壳、珠宝当钱用，而且每次总用古书作为依据，但币改目的却只有一个：强化政权，打击对皇权的挑战（输御府受值，齐众庶）。
因为，无论是三铢、四铢、五铢还是八铢，大部分钱仍然在刘氏宗族手里，只有废掉他们手里的货币，才能集中财富，才能从根本上断绝了刘氏宗族的根基。
推行新币，是一个绝妙的方法。
可惜，王莽生错了时候。
文景之治之后的西汉消灭了同性诸侯，中央政府正处于权威巅峰，匈奴与汉朝征战历来已久，外患可以转移内部矛盾。即使如此，刘彻也不得不废止三铢、四铢钱，取而代之使用五铢钱。
王莽篡汉之前，汉元帝刘奭仁弱、汉成帝刘骜昏聩，朝廷处于弱势，王莽接掌的本就是一个弱势皇权，刘氏集团肯定不会顺从他的新朝。
再者，王莽的28种货币实在太离谱了，指望任何人记住28种货币互相换算，不是不可能，是很不实用。
实际上，无论刘邦、刘彻还是王莽更替币制，目的只有一个：巩固自身权力，消灭挑战。在封建统治者的眼中，不能允许与自己竞争的势力存在，正是为此，货币演进一次次被皇权的争斗打断。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第24节：铜臭的由来
铜臭的由来
汉室终于灭掉了王莽，刘秀当上了皇帝。
与常识相反，刘秀登基后并没有颁行五铢钱。道理比较简单，刘秀当皇帝也要垄断权力，王莽时的大泉、小泉虽然十分繁复，却是一个搂钱的好办法。好办法当然不能废弃，先凑合着吧。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我们没有找到史书中刘秀之后几代帝王的铸币记录，大概王莽的“古钱”实在是好用。
中平三年（186年），这个时候已经轮到汉灵帝刘宏当家了。刘宏是个生意人，就是买卖比较特殊：倒卖官位。
要说刘宏祖上就曾干过卖官的营生，不过那时也就是小打小闹，卖个把爵位，最多与官吏平起平坐，混个脸熟（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刘宏却发展到卖司徒，也就是宰相。
他曾把司徒的职位以500万钱卖给晋州望族崔烈，收钱交货的时候却后悔了。在册封典礼上说“悔不少靳，可至千万”，我怎么半价就卖给你了。崔烈的儿子没有领会父亲大人做官的深意，却赋予老爹官职一个流传千古的名字：
“铜臭”！
卖来卖去，刘宏的天下被搞得很不太平。
终于有一天，一个叫张角的人爆发了，与一般农民起义领袖相比，张角开了一个先河，因为他不仅是军事统帅，还是精神领袖。陈胜、吴广拉杆子造反，目的很直接：你富我穷，用暴力平均一下，是可以理解的。张角就不同了，因为，张角创立了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声称自己可以去祸消灾，为造反作了充分的思想动员。等到信徒过几十万的时候，张角在京城散发传单——“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意思其实很简单，跟董仲舒也差不多，不过更直白些：现在该老子做皇帝了。
我们不评论张角起义的先进性和他到底代表谁，张角创立太平道确实开了一个先河：将神与现世融为一体，以神的力量号召民众，神的意思是只求当世，不问来生。不知道张角是否真见过太乙神仙，估计没见过，否则也不能以神自居。至于张角是否能替代神灵向人类赐福，那还得看你的造化：如果你死掉了，证明你就是魔鬼，活该；如果侥幸活了下来，当然是大仙法术高强。
向神性求得生之欢，人性会替代神性，如果神性便是人性，那神又有什么意义？第25节：汉朝借贷
汉朝借贷
汉代最早的信贷记录是开国皇帝刘邦留下的，严格说起来那时还是秦末。当年刘邦混得很不怎么样，常常在当地酒馆赊账，至于最后是不是还了，实在没人能说清楚，这也算是一种商业信贷吧。
第二次信贷记录，刘邦的角色同样不光彩。
高祖十一年秋（公元前196年），刘邦率军征讨黥布叛乱，留下萧何看家，突然有一天刘邦嘀咕，“萧何不会把我取而代之吧”（彼可取而代之），于是派人回汉中看看萧何在干什么。
萧何见到来使，立时明白了刘邦的用意。于是他在汉中故意赊买土地，说白了就是不给钱抢人家土地，很霸道。萧何大概是第一个以贪财向君王说明没有异志的人，虽然后来很多人用着不是很灵光。
是啊，有异志的话就不用贪财了，直接把天下贪了。
在刘邦赊酒，萧何赊土地这两件事里，我们看到汉初应该就有商业信用存在了。这里不想歌颂王侯将相，总拿帝王将相做例子，实在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都是王侯将相，“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是没错的，可史籍记载下来的都是狗熊。
对了，民间信贷记也有记载，不过是高利贷，而且是皇帝去借高利贷。
汉代高利贷的规模应该已经很大，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爆发了七王之乱。动刀动枪需要钱啊，可景帝当时很穷。
随行的贵族和将领只有向长安高利贷资本借款，高利贷者当时被称为“子钱家”，本金被叫做“子钱”。扯旗造反的吴王号称“金钱在天下者”，你却要借钱打仗，胜败未分，子钱家不肯借钱出来。
本来嘛，你要是输了不仅要损失本金，搞不好还要把命搭进去。
此时，长安无盐氏显示了自己的魄力，向出征军队借出千金。七王之乱平定后，无盐氏获得了十倍利息（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从此发家（用此富爵关中）。
皇帝本人也有信贷记录，也就是官方借贷。
中国皇帝得在小民受灾时施恩，以表示自己眷顾民生，方法就是向小民借款，汉朝之前就已经有这样的记录，但语焉不详。《汉书》的记载就比较明确了，《汉书》中“赈（振）”和“赈贷”是两个意思，“赈”是指直接赈济，“赈贷”则指放贷款。这也难怪，子民都受灾死了，皇帝想抢劫也没地方了，其实死掉倒不怕，就怕不死拉杆子造反，这才是最糟糕的。
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山东（今华山以东）发生水灾，水灾之后恢复地力需要几年时间，长时间赈济成本很高，于是刘彻把70万灾民迁徙到会稽，衣食由朝廷供给，迁徙后生产工具由朝廷赊贷。
这是汉代文字记载的最大规模借贷。
※第26节：启蒙的幻灭(1)
启蒙的幻灭
汉帝国终于在黄巾军旗中湮没了，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汉朝不足区区500年，却终结了一个时代。
在货币层面（因为这个时代还没有完整意义的金融），先秦时代是生产与交换的完美结合，世俗权力既然没有达到统一，便不可能以权力约束货币流通。齐刀、楚贝、秦布交相辉映的背后是中华先民对财富的渴望与追求，这种追求虽然会公然诉诸于武力，然而并不可耻，因为春秋五霸的征伐，锋利箭镞的背后同样是双方经济进程的竞争。这种竞争对世俗权力和居民都存在公平性，当权者为了获得经济实力必须减轻掠夺，因为居民也可以选择迁徙来逃避。
那个时代不可能指望有文明的战争，何况战争本身就不怎么文明，走出茹毛饮血时代，将战俘作为奴隶总比直接杀掉祭司鬼神更好。征伐中，可耻的是以世俗权力牟取财富，孔子云“君子耻言利”即指此。
嬴政征服了六国，建立了没有竞争的世俗权力，并试图以皇权意志取代自由流通的货币。由此，货币变为权力牟取财富的手段，货币争辉的图景也变为毫无生气的方孔圆钱。如果说孔子的祖先崇拜是人对自然的敬畏，在汉朝就转换为人对人的恐惧。
在这里，没有竞争。你有能力，我就收买你。你不听话，我就囚禁你。你不服从，我就杀掉你。
无论是秦半两、三铢还是大小泉，其实目的只有一个：通过铸币聚揽财，杜绝与皇权竞争。当货币寄托了皇权的妄想，便无法承载经济进程，货币的经济作用最终也将在皇权统治下幻灭。
在以生存为主要目的的秦汉时代，皇权开始主宰经济进程，自此，中国历史开始缺乏竞争制约，也必然使世俗权力从创造转换为掠夺。当掠夺超过极限，小农接近灭亡，就会演化成为暴力反抗。暴力反抗以破坏为手段，摧残世俗权力，同时也摧残经济进程，而每一次暴力反抗中最先遭殃的就是货币。
从此，我们进入了一个权力周而复始的怪环。
无字小钱Sigma_i*=无钱
京剧中，董卓的脸谱也是一个大白脸。
很多时候靠京剧脸谱评价历史人物很不靠谱，因为京剧十有八九是君君臣臣。但董卓确实是坏人，是坏人中的坏人，虽然未必坏到绝后，却绝对称得上空前。
《汉书》记载了汉末的一首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里卜，不得生”，“千里草”、“十里卜”合起来是董卓的名字，“何青青”、“不得生”则是诅咒董卓死掉。
史书中的民谣未必真曾流传，却是历史对董卓的基本评价。
但凡能在史籍上留下只言片语的都是牛人，都有特殊才能，起码现在每年的十大杰出人物有99.9999,%（小数位趋于无穷）不可能在千年后的史书上流传。
牛人，未必是好人。
能留下名字的人，说得文明点，无论好人坏人，都有理想；说通俗点，无论伟人俗人，都有念想。大家图名、图利，总有个追求，都有个想法。但董卓这个人，以我的智力，想了很多年也没明白，他究竟想干什么。
董卓出身于陇西士族，年轻的时候勾结诸羌酋长组织叛乱，后来，不知哪位地方官如此没脑子，竟然任命他出任兵马攒（州军首领），他就反过来打击羌族。而且，董卓实在没什么军事才能，面对一群农夫出身的黄巾军，竟然屡次战败，要知道，他手下的士兵可是职业军人，黄巾军，则是一群农民。
灵帝薨，董卓借外戚、宦官同时衰微之机另立汉献帝，就此掌控了朝廷中枢。
第27节：启蒙的幻灭(2)
不论董卓掌控朝政的合法性，反正皇帝是“地主阶级总头子”，他们祖宗取得皇位的历史一般都不怎么光彩。
问题是统治者个人杀伐决断会影响整个帝国，一个好的当权者或许能把国家治理得国泰民安；就是坏的当权者，抢劫也总会有个限度，起码不会明抢。
一般来说，当权者打击异己，或者敛财，总会有个章程。强势者总会设计一种制度，或者说给自己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让被剥夺者有苦难言。虽然制度设计存在很强的剥削性，但总有制可循，被剥夺者可以在能力范围之内适应、改变这个框架，可以阳奉阴违，甚至拒不执行。
比如，汉朝币制：无论三铢、五铢、八铢还是新朝王莽古钱，其实都很不厚道，属于背地里阴人，本质都是为皇权打击异己。即使如此，社会说到底还是有规范的，居民还是可以生存下去的。
董卓是个实在人，实在人不在背地里阴人。
董卓拿出来的办法，是明抢。
在都城洛阳就直接纵兵“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这就比较离谱了，就是说，坐在家里，也会进来一群官兵，直接抢劫，而且保证你无法报警。
明抢，当然会犯众怒。
刘岱、张邈、鲍信、袁术、曹操、孙坚、王匡……你知道的、不知道的，纷纷起兵，共推袁绍为盟主，组织联军讨伐董卓。
董卓应对的方式，无论如何我也接受不了。
他下令把洛阳城方圆二百里内所有的宫殿、衙门、民居等，一律烧尽，尽掘汉代诸帝坟墓，取出殉葬品，然后屠戮居民，然后跑到了长安……
跑到长安，董卓总算吸取了点教训，不再直接纵兵劫掠都城。于是，他推动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币值更迭——无字小钱。
初平元年六月（190年），到长安后仅4个月，董卓就下令融毁五铢钱、洛阳铜器，还有秦始皇收天下金铜铸造的铜人（12个被毁了9个），改铸小钱，即臭名昭著的无字小钱。
所谓小钱，到底有多轻，史籍没有记载，从现在出土文物来看，必定轻于2铢钱，不足1克，没有纹章、没有钱缘轮廓，简直就是破烂。
小钱问世，搞得长安一石米要3万至4万钱，实在是有点夸张。虽然三铢、四铢钱也是掠夺财富，但好歹还是钱币，而且朝廷要靠自身信誉推行。董卓小钱完全靠武力推行，这已经不是铸钱，是赤裸裸的抢劫。
当掠夺超过被掠夺者的生存极限，就会转而掠夺自己的同伙，很快董卓以小钱支付军款。貌似强大的统治者，真正失去民心时，军队会放下屠刀，甚至会掉转刀口，因为军队和他的支持者本身也是被掠夺者。
董卓的下场当然是罪有应得，最终，曾经支持他的手下（吕布、李肃）干掉了他，“吕布戏貂蝉”就是在这段历史上演绎出来的。
很难明白，董卓为什么如此裁度国家政事，喜欢用明抢的方式往自己腰包里搂钱。如果董卓只是一个土财主，他最多也就为害一方；如果他是一方诸侯，最多也就祸害一个地区；很遗憾，董卓是当权者，要祸害全国。
diamondsuit第28节：青青子衿，悠悠我心(1)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拜《三国演义》所赐，京剧把曹操也塑造为一个大白脸，还有，看《三国演义》的人远比看《资治通鉴》的多，所以人们一提到曹操，总的感觉是这个人不怎么样。
不过，罗贯中太高看曹操了，无论前期的吕布、刘表、袁绍，还是后期的刘备、孙权，基本上没有人听曹操指挥。从历史事实来看，曹操也没有称帝，最多只是魏王，反而是《三国演义》倍加称颂的刘备率先自立为帝。
毕竟，历史科学和历史小说，不一样。
小说，对与错，善与恶，泾渭分明。因为，小说可以虚构，可以美化。
历史，不行。因为，历史是真实的。因为真实，所以残酷。所有人物，无论忠奸，都是集功罪于一身。无罪者，同样也不会有功。
曹操才出道的时候，正赶上董卓当政，也不容易。当时，黄河流域基本已经变成了屠宰场，不同的是，被屠杀的是苍苍蒸民。
186年，曹操为避免被董卓杀掉，“散家财，合义兵”，聚众五千人起家，10年经营，建安元年（196年）迎汉献帝。这之后的历史，尤其是曹操曾说过一句“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至今仍被当做口实，被骂了两千年。
实际情况是，董卓死后黄河流域经历了近几十年混战，终于曹操统一了北方，居民可以修养生息了。
曹操本是下层士族，靠武功起家，虽然迎汉献帝，却不可能拱手让权。主政之后，他起用了大批寒门子弟，甚至“不拘微贱”，士族开始被排挤出权力中心。是啊，要是都用汉室旧臣，要不了多久曹操就得被人拉出去剁了。
曹操是否废立汉献帝，其实与士族个人理想并无多大关系，但和他们的饭碗却有很大关系。虽然士族没有胆子跟曹操死磕，但是，他们同样希望靠近皇权中心，与其说士人拥戴汉室，毋宁说希望以此向曹操交换。当然，个把人表现有点过头，被曹操拉出去砍了，也不是没有。
小时候听袁阔成讲《三国演义》，经常听到诸葛丞相屯田，实际上，屯田最成功的是曹丞相。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曹丞相在屯田过程中禁止士族兼并土地最为彻底。
屯田，是因为有流民。流民，即流离失所的人民。没有任何牵挂，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过明天，一旦活不下去，就会成为乱民，也称，农民起义。
汉末军阀混战之后，留下了大量荒地，而士族也没有足够的实力来耕种土地，他们同样没有足够的农民。兵戈熄灭后，流民也希望安定下来，如果没有一个强势者给流民分配土地，荒地就会集中于士族之手，也就是所谓的“土地兼并”，这往往又是乱世之源。
曹操不希望这样，屯田，有两种方式，或招募流民耕种土地，或直接分给军队耕种，至于士族，一边站。
在某种程度上，骂曹操的话应该反过来说，他才是真正的汉室功臣。
蜀、吴两国也实行屯田政策，但是很不成功。因为，他们没有禁止豪强兼并的土地。《三国演义》常常描写百姓跟着皇叔刘备逃走，现在看，恐怕跟着皇叔逃命的不是百姓，是豪强。百姓不可能自备干粮陪皇叔一路逃到蜀汉，那得吃多少粮食啊，皇叔家也没余粮啊。
三国鼎立之后，曹操以及后来的魏国并未铸币，一直使用五铢钱。
这倒不是因为他忙着出去砍刘备和孙权，主要是战乱中人们都快饿死了，哪有剩余用于交换，既然有五铢钱就先凑合着用吧（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三国期间，很多地方已经退化为自然经济，但在曹魏统治地域，除了偶尔对付诸葛亮，还算太平，农耕恢复、货物再次流通，甚至“通胡市”。
blacktriangle第29节：青青子衿，悠悠我心(2)
倒是备受称赞的刘备，在蜀汉搞了一套复杂的货币系统，无字小钱、半两钱、五铢钱、货泉、直百五铢（“直”字通“值”）……其中“直百五铢”是一种虚值货币，当一百枚五铢钱用，重量当然比一百枚五铢钱轻很多，以此作为搜刮手段，因此蜀地“物价翔涌”。
与曹操相比，诸葛亮也不是《三国演义》中那么神机妙算，现实中，他甚至有祸国殃民之嫌。魏、蜀、吴三国鼎力，蜀国最弱，从地势上看也应该采取守势，诸葛亮却五次北伐（并非《三国演义》中所谓的“六出祈山”，五次北伐只有两次出了祈山），耗尽了国力，本人也死于征途五丈原。
220年，曹操去世。
总结前辈经验，其子曹丕终于在施政过程中承认了士族特权，开始推行“九品中正制”，即按照士族地位分配官位，并在经济上予以优待。曾经拥戴汉室的士族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曹丕顺利成为皇帝。
亲之如兄，字曰孔方
265年，曹操的曾孙曹奂被司马炎逼迫退位，当年曹操的儿子曹丕就这么对付汉献帝，如果曹操地下有知，没准能气得从棺材里爬出来。无论怎样评价，265年，司马氏晋王朝终于建立起来了，史称西晋。
晋朝是一个很奇怪的朝代，因为，自己没有铸币。没有铸币也没关系，理论上，可以像魏国一样使用汉代旧钱，或者使用东吴、蜀汉旧钱。虽然没有货币，但司马炎经济意识很强，照样很能搂钱。
司马炎主持编纂的《晋律》规定，死罪以下都可以用钱赎，判什么刑，不仅因为你犯什么罪，还要看你出多少钱，司马炎大概是第一个明文规定可以用钱赎罪的中国皇帝。当时，鲁褒作《钱神论》讥讽世风，“钱之为体，有乾有坤，亲之如兄，字曰孔方。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
至于手上的官位，当然也是司马炎牟利的重要方式。
一次，司马炎问国子祭酒刘毅：
“你觉得汉朝哪个皇帝能跟我比？”
司马炎满心希望答案是汉武帝或者汉光武帝，但刘毅的回答让司马炎很失望，曰：“桓帝，灵帝。”在中国历史上，如果把皇帝比作“桓灵”，等于骂人是乌龟王八蛋。刘毅还不过瘾，又强调了一下：“还不如他们，桓帝卖官，收入归国库；你卖官，收入归自己（桓、灵卖官钱入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
不对。
司马炎爱钱，但还没到董卓的份上，否则也不能开国称帝。司马炎不是糊涂蛋，卖官搂钱，另有深意。
汉末、曹魏时代，长期的割据征战耗尽了秦汉以来的皇权势力，富豪重新获得了地方的统治权，随着“九品中正制”确立了士族地位，西晋时代表地方豪门的士族已成气候，农民依附士族就可以不缴税。就连司马懿本人都自称“诸生家”，而且娶士族高门之女杨氏，以提高自身门弟。以司马炎的实力，灭三国尚且费了牛劲，直接屠戮士族根本不可能，皇权还需要依靠士族势力维持自身统治。但司马炎也不可能看着士族势力挑战皇权权威，他拿出的办法就是削弱士族经济实力。
一定要打击士族。
汉朝七王之乱历历在目，显然封同姓为王对皇权的挑战也是很强的。不过，这个时候司马炎还顾不上这些，他要靠同宗同族打击士族。于是，司马炎一反秦汉以来的皇族虚封制，恢复封建，封皇族近亲为国王，希望培养皇族对抗士族。同时，在中央政权，重赏皇族压制士族高门。
第30节：青青子衿，悠悠我心(3)
士族不全是白痴，看着自己的利益一步步被蚕食，当然要抗争。
斗争在司马炎帝位继承权问题上爆发了。
司马炎的长子司马衷是一个绝顶的白痴，快饿死的时候“何不食肉糜”，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伪命题，就是司马衷提出来的，而且绝对原创。
司马炎想废掉司马衷，皇后杨氏坚决反对，理由是必须立嫡立长。
杨氏根本没有这么高的觉悟，所以要立司马衷，是因为他太蠢，即位后她可以由皇后升格为太后，当家做主人。再次重申，杨氏，是司马炎为了提高门阀从士族高第中娶回来的。
司马炎VS杨皇后=皇族VS士族。
司马炎临死诏司马亮辅政，不过杨氏将遗诏改为杨骏（杨氏之父）辅政。第一回合，士族胜。
白痴司马衷终于登上了帝位。士族当政时代开始了，世界变得一团糟。
司马炎分封的皇族终于显现出力量，汝南王司马亮在新皇后（贾后）支持下杀掉了杨骏，并重掌朝政。在政治舞台上，永远没有真正的盟友，昔日同盟今天可以兵戎相见。灭掉杨氏之后贾后和司马亮开始了新的斗争，皇族不甘心自己在朝廷失势，元康元年（291年）司马亮发动了历时16年的“八王之乱”。
这不是一本战争史，所以没有记载八王之乱的征伐，大家只要知道士族和皇族的势力同时被兵锋涤荡，晋朝的实力在战乱中衰败、衰败、再衰败，直到北方游牧民族趁势而起，终于酿成黄河流域的五胡乱华、异族十六国混战。317年，司马家族被赶到江南，司马睿在江南称帝，史称东晋。
在上述图景中，根本看不到商品流通、经济演进，曹魏以来仅存的一点建设成果被挥霍殆尽，中原大地曾经叱咤风云的秦汉帝国，到了西晋竟然连货币都混没了。
第二回合，皇族、士族全部完败。
第31节：南宋两场货币辩论赛
南宋两场货币辩论赛
东晋、南朝（317—589年）中国南方先后出现5次政权交替，除了梁武帝萧衍在位期间的侯景之乱，基本都是取代者具备绝对优势，南方没有因为统治者更迭出现大规模械斗，因此南朝的经济和商业得到一定程度恢复。即使如此，仍然以谷帛实物交易为主，到那里做生意都得背一堆粮食、布匹。没法子啊，兵荒马乱的，没实在东西没人信你。
无论现代学者怎样斥责当时的统治者穷兵黩武、掠夺农民，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较大的地域范围内，没有任何一个商人或者团体比统治者更有信用，虽然统治者本身确实不怎么有信用。鉴于统治者还有信用，南朝宋文帝刘义隆时终于开始再次铸币（四铢钱），统治者虽然也是强盗，但这个强盗实力相对强一些，信用实在是比大家好，用四铢钱总比背着粮食布匹来回乱跑好。
刘义隆比较厚道，说铸四铢钱，就是四铢，一点没偷工减料。不过，除了四铢钱以外，当时使用的还有前朝所铸五铢钱。
四铢钱与五铢钱哪个更贵？针对这个问题刘宋王朝开展了两场辩论。
辩题：一枚五铢应该当两枚四铢用吗
正方辩手：刘义恭，职务：王爷；沈演之，职务：京都卫戍区司令员（中领军）。
反方辩手：何尚之，职务：内阁副总理（尚书令）。
现在由正方辩友陈词。
刘义恭：东晋以来，人民的生产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尤其是商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现在需要中央政府出面扩大货币发行量，如果五铢钱值两枚四铢钱，那中央政府既不用费铜，又可以扩大货币发行，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结论：一枚五铢钱应该等于两枚四铢钱。
现在由反方辩友陈词。
何尚之大概是中国第一代货币数量论者，他在辩论中提出：一国货币数量并不改变商品多少，货币数量仅仅改变商品价格。如果一枚五铢钱当两枚四铢钱用，现在民智未开，你弄两种货币出来，群众分辨不清，多种货币同时流通会影响群众生产生活。举例说明，王莽的28种货币就很离谱，最后因此亡国。
结论：一枚五铢钱不应该等于两枚四铢钱。
辩论会结束后，主持人刘义隆宣布：正方辩友胜出，在他的地盘上一枚五铢钱可以当两枚四铢钱使用。
平心而论，刘义隆没有铸不足值货币，因为五铢钱也不是他铸的，所谓五铢钱是前朝发行的铸币，他没有从中捞到好处。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五铢钱多在富户手中，当然富户以刘义隆为代表。突然宣布改变币值，拥有五铢钱的人的财富立刻增加了一倍。
宋孝武帝大明元年（457年），这时候坐皇位的是刘骏。此时，经历了刘义隆创造的“元嘉之治”，南朝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货币流通更为普遍。
第二场辩论赛发生了。
辩题：货币可以私铸吗
正方辩手：沈庆之，职务：高级军官（始兴郡公），学历比较离谱，他是文盲。反方辩手：颜峻，职务：省长（丹阳尹）；刘义恭，职务：王爷。
正方辩友沈庆之首先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沈庆之大概是第一个原市场教旨主义的文盲经济学家，居然在辩论中提出有指导的自由铸造劣币，就是说：铸造不足值铸币，应该在官府指导下铸造，官府要收30%，原来流通的五铢钱、四铢钱统统由官府存放。如果放开了私人铸币，铸币发行量会猛增，也不用愁没铜了，市场一定会更加繁荣。鉴于以上理由，可以有指导性地私铸货币，比如二铢币。
结论：货币可以私铸。
现在由反方辩友陈词。
正方辩友的观点是错误的，解决财政困难的关键是截流，比如皇帝刘骏的选美问题就不能搞，要增加铜的供应，首先应该考虑没收民间铜器，不是铸造不足值的铜钱。至于自由铸造二铢币，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馊主意，断不可行（于官无解于乏，而民奸巧大兴，天下之货，将靡碎至尽）。
结论：货币不能私铸。
很遗憾，虽然刘骏没有相信沈庆之，这个馊主意后来还是被宋废帝刘昱采纳了。刘昱允许民间私铸货币，并非不靠铸币搂钱。刘昱宣布，铸钱是可以的，只要先交给他30%的抽头。这等于宣布可以把四铢钱贬为2.8铢钱，而且私铸者为挣钱还可以继续再贬，二铢钱（又称“鹅眼钱”）堂而皇之问世了，搞得“斗米一万，商或不行”。
第32节：黄金与土同价(1)
黄金与土同价
萧道成（427—482年）废掉了宋顺帝刘准，建立了南齐王朝。南齐立国虽然只有23年（479—502年），但开国君主萧道成却是一个雄才大略的英主，曾发下宏愿——“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
黄金与土同价，有两种解释，先说第一种解释：黄金非常便宜，人民非常富足。
萧道成看到了前朝南宋币制的弊端，“重钱患难用，轻钱患盗铸，而盗铸为祸深”，从他的施政过程来看，他对货币是有一些设想的，也曾设泉府，买铜、炭，准备铸币。就在他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得病死掉了。
要成为有作为的开国之君，首先得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不仅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搞不好半拉国家的人都要死掉，比如司马炎；之后，还得干掉同打天下的英雄好汉，毕竟这帮家伙握刀把子出身，很不靠谱，比如刘邦；还要收拾前任王朝留下的烂摊子，让人们休养生息；最后，才有可能贯彻自己的政治理想。
对萧道成来说，做完了所有的事情，就剩下大展宏图，却死掉了。
只能说，这是一件很无奈的事情。
齐武帝萧赜继承了皇位，萧赜对铸币没有什么兴趣，只铸过一次币——南齐五铢，也是南齐唯一的一次铸币。萧赜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意而为之，永明初年（483—485年）一石米只值几十钱，一匹绢仅值300钱，“钱贵货贱”，也就是传说中的通货紧缩。
萧赜这么干，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萧道成的宏愿，“当使黄金与土同价”。不过，钱贵货贱，倒霉的照旧是百姓。
南宋永初年间（420—422年），一匹布市价600钱，税500钱，到了齐武帝一匹布市价只有100钱，税仍是500钱，平白无故要多缴4匹布，这个数字实在是有点离谱了。如果用钱缴税，朝廷只收圆钱和大钱，民间流通的钱大多经过剪凿，剪凿的钱只能以二当一，应缴1000钱，最后基本要缴到1700钱。
鉴于实在太黑了，永明四年萧赜下诏规定“钱帛相半，以为永制”。
去留，尽是民脂民膏。
再说第二种解释，黄金与土同价，也可以解释为：土块非常昂贵，与黄金一个价格，即传说中的通货膨胀。这种解释，可以用来描述南齐的继承者，南梁。
南梁梁武帝萧衍主要简历和评价如下：南齐地方、中央官吏，后创立南梁王朝；南朝最长寿的皇帝（历代帝王的重要理想之一）；著名文学家，而且并非因帝位而被恭维，称帝之前就和沈约、任蚄等齐名。
综上所述，萧衍的文采和长寿秘诀远比政绩更为出色，这也是他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原因。萧衍称帝后，始终以崇信佛教著称，据说本人曾经四次出家为僧。按佛教的说法，万事，有因，才有果。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无论大、小朝代更替，开国之君一般都靠武力起家，唯独萧衍比较特殊，虽然他也有武力支撑，但更重要的手段是挑拨南齐皇室骨肉相残，终于毁掉了南齐柱石，他趁机称帝。由于军事实力很弱，萧衍始终借助士族对抗萧齐皇室，实际上，南梁是南朝士族势力最强盛的一个朝代。
信佛，是因为心里有鬼啊。
萧衍很不厚道，与他的皇帝前辈一样，称帝后他同样致力于打击士族。何况萧衍和士族实在称不上袍泽或战友，他们在一起的主要工作是阴谋、诡计以及谋杀，从来不露面，背后捅刀子。
鉴于曾经目睹南齐皇族内乱，萧衍一反南朝虚封制，他的子孙几乎掌控了全国所有军事重镇。萧衍希望借此凝聚皇族势力对抗强大的士族，同样为了这个目的，他对皇族几乎不加约束，即使谋逆这样的罪名，也只是训斥而没有惩罚。
另外一拨被萧衍拉起来的，是寒门子弟。
皇族人丁毕竟单薄，他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的生育能力再强，也不可能超越高门士族。寒门子弟终于找到了出仕途径，进入五经馆，你可以把这理解为“国家行政学院”，如果考试合格，就可以被授予官职。虽然依旧不能身登高位，但总归是有进仕途径了。
blacktriangle第33节：黄金与土同价(2)
对中国历史来说，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变，虽然此时还不成熟。短时间内，寒门子弟还不足以支撑萧衍对皇权独霸天下的欲望，培养寒门实力需要时间。
不需要时间的，是铸币。
士族有势力是因为有钱，有粮，有地盘。皇族、寒门要有势力，同样要有钱，有粮，有地盘。没钱，可以自己铸。换句话说更贴切，没钱，可以自己造。
南齐主要使用前朝古钱，毕竟自己没多少古钱，所以，南梁萧衍当政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铸钱。目的，是发给自己人花。只是萧衍铸钱，比较特殊，因为他虽然也铸铜钱，但更主要的材料，是铁。萧衍在位期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朝廷大规模铸铁钱。但是，铁钱还是铁，广大南梁人民都知道，那玩意儿比铜便宜。便宜的钱，就是皇族拿去花，照样不好使。而且，铁钱币材易得是双方面的，一方面皇族易得；另一方面，士族也易得。皇族可以自己铸，士族同样可以自己私铸，难不成还把我们都砍了？
公私铁钱由此充斥市坊，终至“物价腾贵，交易者以车载钱”，大同年间（535—546年），这种铁钱已经无法使用，倒是士族，往往用这些玩意来缴税，去忽悠萧衍。
萧衍在位48年，重皇族、轻刑罚、发铁钱。
这些，他在位的时候确实没问题，因为他对子孙具有绝对权威。他快死的时候，事情就难说了，这群被娇宠惯了的皇族确实是皇权的依靠，但大家如果都想成为天下第一人，事情就麻烦了，毕竟皇位只有一个，大家都去争，结果就只有战争。
萧衍想培育皇族势力，结果，对皇位的垂涎引发了皇族叛乱，南梁中央彻底丧失了权威。萧衍的子孙也上演了中国历史上皇族最下贱、最卑劣的一幕：皇族子孙纷纷对内称帝，却对外称臣，引异族势力打到国内，终于引致了侯景之乱。萧衍本人也在叛乱中饿死，信奉佛教的他以一种痛苦的方式奔赴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银钱放贷中
关于佛教何时传入中国，有很多传说，据说周穆王时就有神佛“化人”东来，也有传说言孔子知西方有佛；张骞通西域、霍去病攻打匈奴，都有可能把佛教带入中土。
以上说法，皆无据可考。
可以确定的事实是，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已经颇为兴盛。
人生在世，无论平民还是皇族，无论强者还是弱者，都会遇到不公平、不合理、不可解释的事情，只是程度不同。可能皇族、强者遇到的麻烦比平民、弱者更多，即使控制资源，即使他们有充足的经济实力，依然不能解决问题。
南宋皇室自刘裕称帝后共有158个男丁出生，其中114人最终死于非命：子杀父者1，臣杀君者4，骨肉相残者103，被人杀者6，看来皇室的大部分男丁都被自己兄弟、叔侄甚至是儿子给杀掉了。
“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司马迁
某人在战乱中死掉了，亲人很悲惨，于是痛恨这个世界。连皇帝都经常被干掉，那就比较可怕了，这也就是所谓的乱世。
如果你信佛教的话，佛祖会告诉你，虽然你死掉了，但精神不灭，被干掉是因为上辈子没积德（有道虽死，神归福堂，为恶虽死，神当其殃，因果循环，报应不爽），精神还会轮回。
diamondsuit第34节：黄金与土同价(3)
下辈子混得怎样，就要看这辈子是不是积德。
综上所述，佛教告诉人们，你要积德。之所以在“要积德”前加“你”字，并非泛指，而是特指非佛教徒，佛教徒就可以考虑不积德。南北朝佛教流行“净土宗”，根据教义必须大修功德才能取悦佛祖，所谓积德就是为佛教搞基本建设，建大佛像、大寺庙，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弘扬佛法，才有利于修行。
至于建设标准：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搞建设必须有钱，无论如何“食气辟谷”人体都要摄入淀粉和蛋白质，佛祖不会真的下凡赐信徒金莲花，即使是最虔诚的也要吃饭。
于是，佛教徒必须化斋，《西游记》里的唐僧就经常差孙悟空去化斋。“悟空，去化些斋饭来”，等于说“悟空，去要些饭来”。
任何时代的僧侣都不可能指望化斋吃饱，尤其是南北朝。因为佛寺太多，仅南齐都城（邺）就有2800多座寺庙，供养僧尼8.2万多人，靠施舍肯定养不活这些僧侣。毋庸置疑，南北朝僧人的法力不如齐天大圣；无可否认，他们却绝对更有面子。
佛教徒的主要工作，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念经，超度众生。
南朝佛教徒的主要工作，他们认为，应该是享受，被超度。
南北朝，戒行高洁的僧人不是没有，但更多的恐怕还是蒙事的俗人。因为我们看到，史籍经常记载南北朝寺庙不但设酒坊酿酒，还“沽于市”，而且设屈室淫乱。当然，虽然僧侣很多，更多的还是低级僧侣，大概相当于以前的奴隶。或者，比奴隶更惨，奴隶主最多只能在肉体上剥削奴隶，低级僧侣却要在精神上服从，因为他们可能反抗的是神佛。
可惜，他们拜的不是佛，而是本和他们一样的凡人。
即使如此，在南北朝出家，也绝对是一份非常有前途的职业，“入者则尊，归依则贵，居必方城，白璧朱门”，比现在的CEO拉风多了。僧尼拥有役徒、婢女，出则必车，归则必浴，据《南史》记载，南朝“天下户口，几亡其半”，虽然有夸张之嫌，但名僧、高僧占有很多土地，却必定是事实。
如果混到寺庙住持，甚至是朝廷僧官，即使不奔赴西方极乐世界，在人间就可以提前享受到成佛的乐趣了。
最牛的，还不是提前当神仙，而是经营房地产。北魏都城三分之一的房地产是寺庙，比现在什么timestimes地产、黑中介都雷人。
寺庙信奉佛祖，专营房地产似乎很不体面。于是，僧人想到了周济他人，这项业务名称叫做“僧邸粟”，用途是“至于俭岁，赈济灾民”。“僧邸粟”的定位超越了贫民，上至王侯、下至商贾，都可以来寺庙借贷。
行了，直说吧。
“僧邸粟”就是高利贷，利息很高，高得离谱。
北魏年间，宣武帝元恪下诏，诏书为寺庙贷款规定了基准利率，利息合计不得超过本金的100%（收利过本，毋复征责），利率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那年头没有法院可以强制执行，所以南北朝寺院同样面临不良贷款，不过僧侣们很快解决了这个问题，倒不是他们法力高强，而是替他们收债的往往是官府。不敬佛祖暂时还问题不大，因为要等来生才能报应。不听官府的话，问题就大了，马上就会有报应。
平民没有偿还能力，必须以土地甚至个人抵债，“奴为比丘，婢为比丘尼”。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弃子伤生”、“自缢而亡”。
第35节：黄金与土同价(4)
王侯借贷不还，看情况而定，如果是当红政坛人物，半借半送，如果是二线干部就弄点地产冲销坏账。连皇帝都跑到寺庙里出家了，想回去也得拿钱来赎，赎金少了都不行（据说有亿万钱，还不还价），还怕个把二线干部。
本来，佛家视金、银、奴婢、牛、羊、仓廪、贩卖、耕种、田园为八不净。从南北朝的僧侣来看，把八不净反过来说，似乎还差不多。
高利贷问题的伦理分析
高利贷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同样无法考证，不过，世界各地都有高利贷，当代有，古代也有。
魏晋南北朝时期，高利贷的名字是“出债”、“出举”，或者“举”，放债形式有质押和抵押。南朝初期有一笔高利贷记录，借贷双方级别非产高：放款人是镇守东晋历阳的左府参军刁逵，担保人是东晋顾命大臣王谧，而借款人更牛，是南宋王朝创始人刘裕，不过借款的时候他还是个小混混。
刘裕是奴仆出身，年轻时还很穷，估计是抱着今人中彩票头奖的梦想，经常去赌坊厮混，不巧一次赊刁逵三万钱却输掉了。这下麻烦大了，因为刁逵的三万钱借款，是高利贷。
刘裕没有钱，被刁逵绑在马桩上狠打，幸亏王谧替他还了账，否则中国就没南宋这个朝代了。这笔钱，刘裕当时肯定没还给王谧，不过王谧并不亏，因为刘裕称帝后没杀这个故国大臣，还对他照顾有加。至于刁逵就不怎么幸运了，在刘裕发迹之初就把他杀掉了。
看来放高利贷的风险还是很大的。
至于高利贷利率，确实很黑。《宋书》记载，宋文帝期间，富户春荒时借100钱，秋收借款户要还1000钱，名义利率1000%，期限半年。借钱是短线，还钱是长线，短线、长线不是股票术语，而是指穿钱的绳子，短线绳子比较短，大约比正常短30,%；长线比较长，大约比正常长20%。
如果没钱还，也容易，债主会卖掉债务人的妻女。看到这里，提醒大家不要联想杨白劳，就算债主都是色鬼，抵债的妻女却未必都是美女。比被当侍妾更倒霉的是沦为奴婢，命运也更悲惨。南北朝时期，债务导致的奴婢问题很严重，北魏孝庄帝元子攸公布律令（529年），要求废除他管辖地面上的所有公私债务（诸有公私债负，悉皆禁断，不得征）。
元子攸的出发点是好的，但结果不用问，不行。
南朝也有官吏看到小农为债务所累，试图改变这种状况，方法是诈骗。《宋书》记载，南宋吴郡太守顾觊之的儿子顾绰很富裕，乡里的人都欠他钱（私财甚丰，乡里士庶多负其债），顾觊之对此很担心，深思熟虑后跟儿子说：
“你现在放债能顺利收回来，是因为我是地方官，我不当官了，你收债就难了，不如你把债务合同给我，我来替你收。”
顾绰大概没想过父亲会忽悠他，就把所有借条都给了父亲。顾觊之并没有替儿子收债，而是把借条全部烧掉了，而且还当众宣布，所有欠顾绰的债务，一律不需要还了。
顾觊之这么干，至少在历史上博得清名，至今有人以此教育当代官僚，不能贪财啊，看看人家顾觊之。
然而，无论是皇帝元子攸还是地方官顾觊之，他们的努力都不可能真正改变负债者的生存状况。从东方到西方，从历朝历代统治者到一般平民，对高利贷深恶痛绝之，认为高利贷是一种压榨，凭什么收这么多利息？
可是当生命受到威胁，虽然知道借债之后结局会很惨，但为解决当时的燃眉之急，借债人有其他选择吗？当然，好心的顾觊之可以一把火烧掉借据，能指望所有债主都烧掉债务凭据吗？高利贷虽然很黑，但毕竟是一种信用，有它自己存在的理由。
不能单靠诏令和同情取消高利贷，因为既然是资本，就一定会寻找最高的回报，虽然这种回报会毁掉人类尊严。千百年来，人们不断以良知抵抗资本的诱惑。这些，都是因为人类是万物之灵，除了追求利益，还要追求大同理想。
此时，人类生存能力还很有限，高利贷常常逼人为奴，甚至逼人致死。债务人很可怜，但这种状况并没有恐怖到极点，真正可怕的是没有挑战的皇权，那时，遭殃的就不仅仅是个把债务人了。
diamondsuit第36节：逝去的贵族(1)
逝去的贵族
“士”本是春秋战国时代游说诸侯的人，没事能游历列国，当然有钱，有钱才能成为当权者的统治基础。不过，千万不要以为富户看几本儒学典籍，再把自己的心得教给子孙就可以混成士族了，单纯习儒的富户，在中国史籍上另有专有名词，即“素族”。由“素”一字就可以知道，他们在政坛上，是一个无所作为的群体。
士族，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祖先曾经是当朝显贵，主要包括军功世家、官僚世家，只有“官有世胄，谱有世官的”才是门阀士族。士族靠分权而存在，适合于春秋战国，秦汉以降他们开始成为皇权集中的绊脚石，因为皇权的欲望是无限的，历代帝王都致力于消灭来自士族的挑战。
秦立朝不过十几年，士族依然很兴盛；西汉朴立，“士”已经成为地方豪强的代表；东汉以后，中国政权频繁更迭，皇权根本没有充分的时间形成集权，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士族才形成了气候。
而且，皇权再猛也不可能骤然割断近千年的传承，况且，隋朝以前的皇权还不能找到一个完整的体制替代士族。不是皇权不想废掉士族，是不能废掉士族。
废掉了士族，皇帝的命令大概只能说给自己听听。
一个人，想创立一个王朝，必须成为一个猛人。其实，一个人猛一次并不难，甚至猛一生也很容易做到。
一个猛人也确实有可能在军事上消灭所有对手。不过，仅仅军事上的强盛只能消灭对手，却不能必然保证可以建立一个帝国，猛人还必须有控制帝国的能力。
真正的猛人，必须建立自己的有效统治。
只靠武力统治的，不是皇帝，是土匪。中国历代帝王，确实都靠军功起家，然而，军事上打倒敌人还远远不够，他必须建
立控制帝国的制度，进而形成自己的权威。只有存在一个完整的体制，军事优势才能巩固，进而推行自己的治国意图，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不被另外的强者挑战。
在找到这个制度之前，皇权维护自己统治的方法，只有依靠现有最强的势力。东晋之前，这个势力，就是士族；于是，士族有了自己的空间。
士族靠祖荫进仕，皇权对他们没有绝对约束力。既然权力来源于祖德，何必要尽心尽力侍奉皇帝，没有人天生适合被奴役，从优越环境中生长起来的士族，更是这种心态。
皇权需要的，不仅仅是支持，还有服从。
然而，在魏晋南北朝这段历史中，皇权基本上没有这个本事。要是有这个实力，鬼才会跟你废话，早把你拿下了。
第37节：逝去的贵族(2)
虽然，西晋司马炎培育皇族势力，但杨氏当权后，士族再次取得阶段性胜利。东晋末年，在皇室不停的更迭中，士族终于取得了世俗权力。随之而来，魏晋南北朝演化为具有鲜明分权色彩的士族体制。
虽然时间很短，却演出了中国历史上最愚蠢的一幕。
正是因为出仕源于祖德，也腐蚀了士族的进取心，东晋以降，士族开始鄙薄武事，虽然不排除个把人有军事天赋，但大部分人仍相当不靠谱。这倒不是说士族子弟一无是处，门第传承，士族世代以儒生自标，号称读圣贤之书，让他们去干具体工作实在是为难了。士族更适合于清谈玄学，优美的南北骈文就出自这帮无聊文人的手笔。
然而，治国方略不是文人笔下的浪荡情怀，能写出千古传唱的《别赋》，未必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唐代，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李白，虽然混到醉卧长安皇城，也终究没在仕途上闯出名堂。就是今天，谁敢在公务员《申论》考试中写散文，哪怕你是鲁迅、胡适，保证你也被斩于马下。
恰恰是这种文人情怀强化了士族的衰落，每天想着诗词歌赋、吟风弄月的人，怎么会有心思按领导意图写好公文。士族子弟从心底看不上“俗务”，对公文照例署名，最离谱的人甚至连自己该干什么都不知道。
啸父出身会稽虞氏，属于南土高门，晋时曾任侍中，即中央办公厅主任。一次宴饮，晋孝武帝提出了一个问题：
“有所献替邪？”
“献替”其实是一个术语，意思是下面人提出的方略是否有备选方案，啸父竟然以为皇帝跟他要海鲜，因为他家乡近海。
估计，晋孝武帝当场就晕菜了，有这样一个办公厅主任，夫复何求？
尽管如此，士族仍旧可以限制皇权，而皇权只能对士族有打有拉，这些人再愚蠢，毕竟是地方豪门望族，除了他们还真没有别人去贯彻皇帝的政令。
但是，士族体制却存在致命的缺陷。
门阀确实可以给士族出仕第一步，身登高位，却依然要取得帝王的信任，才能真正获得权力。而皇权的信任半径，其实非常狭小，狭小到不过就是那么几个人。
于是，为了接近皇权，士族开始了无休止内耗，侨姓与吴姓之间，荆州和扬州之间，相权和相权之间，高门和庶族之间，高门和皇族之间……每一个高门士族似乎都面对着无穷无尽的仇杀。
他们的命运，其实也是激流中的浮萍，得失急骤、生死无常。
这种斗争，极具残酷性，士族不是西方城堡中的领主，他们在地方的经济实力，来源只是地租。即使在东晋鼎盛时代，无论士族在地方有多少土地，始终都没有取得领地行政权。
地租和行政权，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比如，地租只是钞票，而行政权却是印钞机。行政权可以剥夺地租，反之，则绝对不成立。
这就意味着，如果在政治斗争中失势，士族同样无法在地方上立足，他们将一无所有。虽然门阀给了他们一个很高的起点，但这个起点需要不断维护，方式则是靠近皇权。
因此，这种斗争，有去无回、有你无我，只能胜利、不能失败，士族其实也没有退路。在狭小的半径里，最终能胜出的毕竟是少数。
曹魏以降，皇权就不断禁绝士族高门兼并土地，南朝帝王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起用寒门子弟执掌机要。虽然他们官阶很低，但士族独霸朝纲的局面已经开始动摇，梁武帝之后的侯景之乱更是涤荡了南方士族仅存的一点实力。陈朝亡国后，南方士族变为亡国之民，只能依靠联姻攀附新权贵，才能苟延残喘。
虽然士族跟皇族的角逐在唐朝才能揭晓最终答案，这并非由于皇权软弱，而是还没有出现合适的体制替代士族。
士族被皇权扫荡后，皇权拿出来的就是科举制度，说好听点，是兴办教育；说难听点，是凭皇帝一人杀伐决断。虽然寒门子弟靠科举进仕，但科举不可能挑战皇权。官吏所有的能力都来自皇权，甚至他们自身生杀予夺也掌握在皇权手中，挑战皇权的唯一方式就是成为另外一个皇权。
这种替代，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朝着士族分权的方式演进。
五代十国，中国曾经在集权与分权之间犹疑，如果士族战胜皇族，中国演进体制中可能就会出现多元化格局，从而整个制度演进路径将完全改变。然而，即使在这样关键的时刻，士族天然的分权性使它无法形成一块铁板，即使夺权成为帝王，却又必然向皇权转化。
南朝以后，士族渐渐消失了，从此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出现贵族。取而代之的是至高无上的皇权和围绕在皇权周围的封建官吏，他们比士族更加寡廉鲜耻、聚敛无度。从这一点上讲，这个时代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怎么说都不过分。
究竟怎样评价这种制度演进，我们无法回答。
第38节：汉、隋五铢，谁更值钱(1)
汉、隋五铢，谁更值钱
581年，杨坚灭宇文氏，建立隋王朝。东晋以降，中国经历了两个半世纪的分裂，终于再次统一。
历史上曾经有无数人，对时间来说，这些人是帝王将相或是草根平民区别实在不大，结局无一不是随百草埋没。现在，知道刘义恭当过皇帝的人，并不比去知道自己祖宗事迹的人更多。
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做田！能被人记住的，都是牛人。不过，牛人还是人。
没有牛人，历史该怎么样还会怎么样，不过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历史失去一个牛人，会改变表现形式，但内涵仍会沿着原有轨迹，几年、几十年、几百年……，岁岁如斯。人们会记得牛人的名字，牛人也许会有传奇，只是，传奇都是不断重复的故事。千百年后，铅华洗尽，人们才会蓦然发现，牛人之所以牛，不过是比较二百五，比如，在战场上砍人的时候比较猛，只有豁出去，才有机会成为牛人。
牛人当然有能力，但更多的，是运气。
因为，牛人一生都在适应社会、诠释现有制度，从来都没有能力改变世界。历史，姓李还是姓赵，实在只是一个代号。
比如，唐宗和宋祖，李世民和赵匡胤当然都是牛人。
唐宗宋祖都靠砍人起家，但无论怎么砍，砍完之后都在原有封建制度制下喘息，不敢越雷池半步，最终唐宋盛世还是没有逃脱败亡的窠臼。
历史没有牛人，该怎么样还怎么样，牛人只能改变了历史的表现形式。一个王朝，姓赵还是姓孙，对今天来说，其实没有任何分别。
因为，牛人一定会出现，虽然我们可能会等地稍微长点。
能改变历史的人，才是神人。历史失去一个神人，就会改变内涵，之后的演进路径会完全改变，所有牛人都要在这个框架下生存，直到出现另一个神人。
神人，都是偶然。
而且，神人不一定活的很长，甚至不一定是皇帝，但是神人都会影响历史几千年。
因为，他们已经不是人，是神。
比如，董仲舒。没有董仲舒，没准孔子和墨子一样，至今儒家不过是春秋时代的一个流派；有了董仲舒，汉文化才有异化后的独尊儒术。
第39节：汉、隋五铢，谁更值钱(2)
杨坚，属于神人。
因为，没有杨坚，中国后来封建社会的制度路径可能完全改变。虽然隋朝只存在了30多年，就是这30多年，真正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制度基础。杨坚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这些想法在他当政几十年中被付诸于实践，却影响了其后的整个中国历史。
我们还是从货币制度说起。
杨坚称帝后，重铸五铢钱，史称“隋五铢”。
隋五铢问世的时候，历代旧钱仍在市面上流通。杨坚很不满意，他想到了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办法：“用旧钱者，尽没于官”，也就是传说中的罚没。
比如，直接派兵到商铺里搜（抢）；比如，到路口检查，非隋五铢钱一律没收；比如，地方官员推行隋五铢不利，免职……
杨坚确实没让隋五铢减值，因为，隋五铢比汉五铢轻很多，汉五铢为4克，隋五铢却只有2.42克。
杨坚推行隋五铢，自有杨坚的道理。
自隋朝起，中国才真正开始成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其疆域要远比秦汉帝国辽阔。要统治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靠前朝留下的那点五铢钱，肯定是不行。因为，旧钱主要在士族手中，广大隋朝士族还没死绝，指望这些人听从杨坚命令，那是相当不靠谱的。
任凭旧钱流通，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货币，士族又不可能有这么高的觉悟，杨坚如何才有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权威？
没有权威，如何号令天下？
不能号令天下，岂不是又“不知几人称孤、几人称王”？
杨坚自己被拉出去剁了倒是小事，没有统一的权威就等于大家都相当权威，还不知道有多少生灵要在无谓的战场涂炭。
只有统一货币才能消除士族势力，才能形成一个真正有权威的中央集权，而一个真正有权威的中央集权，又恰恰增强了货币的信誉。“隋五铢”替代前朝旧币，也就弱化了士族挑战，就算士族很牛，有本事逃避罚没，手里的硬通货也不能在市面上流通。也正是靠着隋五铢，杨坚才一步步真正建立了自己的统治。
杨坚和秦始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都想统一货币。
两者相同的做法是：不听话，我就杀掉你！不同的做法是，嬴政虽然建立了郡县制，但却没有真正创立封建制度，地方官本身就是士绅，指望他们执行命令，那是相当不靠谱的。县官本来就是地主，只要影响自己利益，比如会或明或暗对抗。
杨坚就不同了，因为，除了颁行隋五铢，他还起用了一批颁行隋五铢的人，这批人叫做“寒门子弟”，反正自己本来就没钱，真去砍人，也肯定不是穷哥们。正是启用寒门的制度，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根基：科举，进而完全改变了中国历史轨迹。自此，皇权找到了一种既可以替代士族，又可以形成集权的制度。
只有到了隋朝，“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才真正成为读书人的梦想，读书，可以登科、跳龙门、点状元。
点状元，可以当大官。
完善的科举考试≈高考（秀才）+考研（举人）+考博（进士）+公务员考试（中央直属机关）+领导职位公开竞聘（副处级以上）。
公式说明：仅限于国内文科最著名的大学，比如，中国人民大学。请注意，这里没有之一。现在的大学实在是太多，科举的结果却只有一个——做官，而且别无分号。就算你有胆子做假学历，也没胆子到朝廷领官职。
科举考试难度，不言而喻。
如果使用社会学语言，科举建立了社会阶层的正常流动机制，给社会下层民众一条晋升出路。而且，科举制度确实很严格，难得作弊，风险实在太大！偶有作弊成功者，并不影响科举本身公平性。
从历代科举来看，但凡舞弊者都会牵出后面的大人物。
不过，杨坚并没有如此高尚。公共经济学认为，官僚只对权力来源负责，这个道理完全可以用来解释科举制度。魏晋南北朝，士族进仕凭祖宗荫功，靠的是门阀出身，权力来源是祖德，官员未必对皇帝负责。科举制官员权力来源于皇帝，官员必须对皇帝负责。
祖上有荫德，没错，可是要考，属于差额录取。
杨坚创立了一个完全服从于他的官僚体制，就此，士族失去门阀进仕途径，官员位置不再世袭，权力、官职来源于皇权，士族就此彻底没落。
科举，或许不是一种好制度，但确确实实是一种公平的制度，实在想不出来还有什么方法能够替代。
不过至此，皇权也失去了唯一的挑战者。因此，杨坚，才是神人。
权力高度统一，对明智而又有韬略的帝王，是好事。
这种帝王，只是偶然；所以，杨坚是偶然。
第40节：尽道隋亡为此河(1)
尽道隋亡为此河
杨坚之后的皇帝，叫做杨广，也就是传说中的隋炀帝。
杨广，背了很多骂名，尤其在野史中，他从来都是被攻击的对象：修运河、征伐高丽、迁都洛阳等。总之，他是一个桀纣之君，没干一件好事。
刚才说了，杨坚是偶然；杨广，是必然。
虽然杨广确实可能弑父，至于淫母，实在是谈不上，就算他和老爹的两个贵妃不清不白，这在古代皇室似乎也算不上什么绯闻。
从古至今，正史对杨广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有人说杨广“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不过，也有人说他“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
怎么评价，要看谁说。
关于杨广的负面报道，最早出于《隋书》和《贞观政要》，这两本书，广大唐朝人民都知道，是李世民“编”的。按照儒家精神，或者说今文经学，篡位是不对的，杀先帝更是罪大恶极。即使皇帝昏聩也要愚忠，拉杆子把杨广弄下台是不可以的。
必须把杨广树立成一个弑父淫母的逆子，一个儒家道德的叛逆，一个暴戾无常的帝王，才有理论根据打倒他，唐朝才有理由取而代之。
没有隋炀帝暴虐无道，哪有唐朝帝王的圣哲。
不过，《隋书》还是记载了一些杨广的正面史料的，李世民应该确乎知道没有杨广，自己也不可能顺利统治整个帝国。
比较离谱的是，宋代《资治通鉴》。
出于政治失意的原因，司马光借古讽今把《隋书》和《北史》中的正面资料几乎全部删除，仅诏令一项，至少被删掉15处以上，而司马光给杨广留下的版面不过就那么一点点。
但凡历史人物，功罪是不能分开看的，无论如何分开，不过就是个数字，根本没有任何依据。如果有依据，就直接精确到二点三七五、七点六三五了，历史不同于自然科学，数学式评价才是不严肃的。
有时候，功就是罪；
有时候，罪才是功。
南北朝士族衰败，确切地说，应该是南陈士族衰败。因为南陈是汉族正统帝王，所以往往当代史学会忽略北朝。与南朝不同，杨坚建立的是一个统一的汉族帝国，面对的是全国士族力量，虽然他创立科举之制，大规模起用寒门子弟，但是北方士族乃至南方士族残余势力仍旧存在，或者说很强。
第41节：尽道隋亡为此河(2)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隋五铢确实削弱了士族实力，杨广面对的仍旧是难以驾驭的士族，他必然会继承杨坚的志向，在加强皇权的路径上一步步走下去。
从杨广开始，科举才真正扩大到寒门庶族，寒门子弟取代北方士族成为中央官员。为了尽早达到这个目的，杨广彻底废弃了九品中正制，改设九品官制，每品保留“正、从”两级。被他废掉的官职不是撮尔小吏，更主要的是“上柱国”、“三师”、“都督”（类似于今天的内阁成员），杨广创立的这种官员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自此，寒门子弟开始真正进入国家中枢，正式试图取代士族高门。
只是，杨广的这些措施不可能立马见效，毕竟寒门子弟成长是需要时间的，唐朝原原本本继承了隋朝科举制度，也正是因为这个制度，唐朝中期武则天才能在对士族的决战中取得胜利。
既然科举不能立刻见效，杨广就想到了立竿见影的方法。
你猜对了，铸钱。
只不过，比隋五铢更轻、更破。
靠着铸钱收益和前朝罚没积累，杨广开始施展自己的抱负，中国历史上又一次规模宏大的开疆拓土开始了。
隋炀帝当政期间，中国才第一次成为一个东起大海、西至西域（东西四千多公里）南抵云南、北接大漠（南北七千多公里）的帝国，后世中华民族的疆域就是这个时候奠定的，不但强于秦汉，也大于唐宋。
杨广确实几次征伐高丽，而且以失败而告终，可是他同样征伐突厥，征伐南岭，从来没有人指责，因为，青海就是那时纳入版图的，指责杨广征伐高丽是以成败论英雄。
还有人指责杨坚修运河，不过也有人赞美京杭大运河，只是无人再把两者联系在一起。修筑运河并非在地图上凭空挖出一条河道，很多地方用天然河，杨广真正只挖了全河道的30,%。沿着这条运河看一看，就会明白，这条运河几乎集中了当时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唐代繁荣很大程度上就是靠这条运河。
运河终于修通了，杨广征伐高丽也失败了，他在位期间过度使用民力，最终民怨沸腾。
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杨广仍旧没有放弃，而非终日沉湎于宫室之中。隋末，天下大乱，士族私铸货币蔚然成风，即使在国力衰弱至此的情况下，杨广仍然试图推行“曲笔五铢钱”整理货币，重振隋朝曾经的辉煌。
可惜，曲笔五铢虽然是一种精美的足值货币，却不适合于乱世，这就是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曲笔五铢几乎都被士族高门弄去重铸了，以至于至今现存文物相当少，成为现代一种价值不菲的收藏品。
其实，开疆拓土、修渠挖井都会极度耗费民力，如果杨广只完成其中一项，他必定是名垂千古的帝王。
无论怎么评价，隋朝仅传两代就在杨广手中灭亡了，而且他广造行宫、秽乱宫廷也确都是事实。他想做的太多，在权力统一前提下，没有人能质疑他这种不切实际的雄才大略，这个图景在后来中国历史上不止一次地出现，也不止一次给中国人留下伤痛。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教多。
第42节：开元通宝(1)
开元通宝
唐朝是中国人最引以为豪的一段历史，世界各地华人至今仍以“唐人”自居。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都不可磨灭。这个时代，确实值得中国人骄傲。唐朝鼎盛时期，中国农业劳动力人均原粮产量是4524市斤，一直到1978年这个数字仍未被超越。如果对这个数字没有概念，那就看一看现代相关数据：清中叶，也就是所谓康乾盛世，这个数字为2262市斤；1949年，这个数字只有1150市斤，1978年也只有2214市斤。现在美国不过占世界GDP不足1/4就找不到北了，而盛唐时占世界GDP却足足超过了50%。
626年，李世民导演了玄武门之变，他是唐朝最优秀的皇帝，职务座右铭是“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身，犹割股以啖腹”（《贞观政要?君道篇》）。
与杨坚一样，李世民同样是偶然。
不仅李世民，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明君和清官都是偶然的，因为偶然，所以才值得纪念。只要没有人能制约弗远无界的皇权，这种偶然和必然将永远存在。在权力集中的制度下，必须靠近权力中心，手段肯定是无所不用其极，没有制约的权力又怎么会产生明君和清官？仅靠个人修养和儒家思想，又能有多少偶然？
李世民之所以能这么想、这么做，是因为他少年并不得志，因为不得志才了解民间疾苦，因为了解民间疾苦才知道自己不能胡来，个案不能推广。
现在，让我们看看唐初的货币吧。
“开元通宝”是唐初货币，往往被认为是贞观盛世的代表。实际上，“开元通宝”是李渊在武德四年（621年）所铸，属于非计重货币，10枚为1两、1两等于10钱的衡制即源于此。这种货币终结了西汉以来的五铢钱，中国货币由计重钱转为非计重钱。
开元通宝用于小额支付，说白了就是零钱，使用者主要是自耕农。
但是，开元通宝并没有满足小农需要。原因很简单，官府铸钱没什么收入，铸一贯钱（1000钱）大体费用在900钱左右，稍有不善就会赔本。赔本生意，官老爷们是不会有兴趣的。此时，私铸货币又有了新的理由，官府铸钱不够用，就得自己铸。出土货币证实，唐初流通中的钱，很大一部分是私铸的货币，恐怕当时私铸现象就已经非常严重。本来，私铸货币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物价上涨，可唐初物价却平稳得出奇。
原因在于李世民挑动农民自发脱离士族，成为自耕农，自耕农多了，钱就不够用了，物价也不会涨了。
有人说，中国封建王朝的根基是地主和豪强。
这个话，最好反过来说。
纵观中国历史，能拉杆子造反成功的，除了一个朱元璋，其余都是地主阶级。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反而是农民。
好人，谁去造反啊。
强势封建集权必然对应松散的根基，因为一个强势的中央、一批硬朗的地方，放在一起那是一定会出事情的。
与士族豪门相比，自耕农不能形成统一的势力，皇权才可能统一事权；寒门子弟没有门阀利益，出仕执行诏令也不至于推三阻四。
不过，李世民登基时全国只有200多万户小农，到不是战乱把人杀绝了，而是自耕农托籍于士族门下，不接受统计。李世民想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法子，“狭乡迁宽乡”，去狭乡的人，都白送土地。作为代价，自耕农要向朝廷纳税服役，这叫租庸调。
授田、租庸调，缔造了唐朝统治基础——自耕农，自耕农又维持了盛唐国家的绝对权威。有了这个绝对权威，开元通宝才可能由计重钱变为非计重钱，此时，交易者此时已经信任国家。
这是一个良性自我循环“……国家信用货币稳定生产力发展……”，理论上这个循环是可以自我维持的，所以我们有了唐初盛世。
盛唐之治，不仅是中国古代经济的辉煌，也是中国古代货币的辉煌。
雾锁凌烟阁
李世民曾把他的功臣画像挂在凌烟阁上，长孙无忌排名第一。
第43节：开元通宝(2)
凌烟阁功臣，其实都是士族。虽然五代以来士族不断遭到打击，但隋朝科举只实行了不到30年，士族还没有完全衰败，李渊、李世民称帝时，朝臣仍以士族为主。
李世民是对的，权力刚刚稳固，士族同样是他的中坚力量，他只能釜底抽薪，慢慢来，先忽悠走士族门下农民，却不敢骤然以货币改制剥夺士族财富。虽然发行开元通宝，却不敢禁止私铸。没有他们，李世民不可能在玄武门之变中胜出。他们是玄武门腥风血雨中历练出来的干才，不是五代时期的白痴。
正因为如此，皇权确立，他们成了皇权的绊脚石。皇族和士族的矛盾，终于在武则天和长孙无忌的斗争中爆发了。
长孙家族出身关陇门阀，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士族利益。不过，长孙无忌确实没有胆子直接挑战李世民的权威。李世民活着的时候，皇族与士族的对抗比较隐蔽。
事情起因是太子承乾被废后的立储问题。
长孙无忌必然希望拥立一位容易控制的皇帝，而不是又一个不断打击士族的“李世民”。
在李世民授意下，皇子李泰几乎被立为太子。这种事情上，皇帝支持也未必能办成，因为“几乎”也不是“已经”。
承乾经营多年，士族高官都在他门下。李泰虽然也有才干，但只有没出路的寒门子弟才去帮衬李泰。李世民最初确实希望立李泰为太子，然而，他也明白，李泰登位必然会骤然放弃士族，当时，寒门官僚气候未成。
皇帝称呼自己“寡人”，实际上皇帝决不能是真正的孤家寡人，一天也不行。政令必须靠人去推行，必须有人替你控制军队。即使皇帝可以在一道诏书之内把所有的高官都换成寒门子弟，难道还能把所有官员都换成寒门子弟不成？如果换不了，莫非真想凭一纸命令让寒门子弟赴任？
没一起共事过，没给过下属任何好处，人家凭什么要听你的？总之，听话是可以的，不过要先给个理由。李世民不能这么选择，授田可以让士族渐渐失去基础，但骤然对士族高官动手，大唐安在？
最终，名不见经传的李治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是长孙无忌的希望。与李泰相比，李治未经历练，很容易掌控，更重要的是李治不会对他们这帮关陇门阀下手。然而，当皇位真正传承到李治手中时，长孙无忌却遇到了他一生中真正的对手：
武则天。
武则天原名武曌，“则天”是后世对她的尊称，取义于“效法于天帝法则”，用于尊称这位既是皇后又当过皇帝的非凡女性。武则天出生于利州，与士族高官实在没什么瓜葛。
李治登基不久，武则天就从李世民的妃子晋升为李治的皇后，皇帝仁弱，武则天也希望控制他，而且武则天已经具备了这个基础。
武则天如何登基，这里不讲，这里只明确她的力量来源。
李世民不但继承了隋朝科举制，而且将进仕范围扩大到寒门子弟，当武则天成为皇后时，科举制度已经执行了近100年，武氏登基，寒门势力已成气候。有人认为，武则天代表科举出身的“山东集团”。其实，并非武则天代表他们，武则天也不可能按某个利益集团意志行事。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士族集团不可能授予新兴寒门官位，在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士族积压下，武则天才和他们走到了一起，寒门官僚不过是统一皇权的工具，虽然他们是一群有抱负的中下层官员。
可惜，皇权对官僚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封建官僚不可能如同士族一样对抗皇权。武则天在政途中表现了非凡的残忍，杀死亲女、逼皇后退位；杀死儿子、打压皇室宗族；重用酷吏、虐杀官员。总之，为巩固自己的权力，无所不用其极，自此皇权独大，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力量可以挑战皇权。
即使没有武则天，士族与皇族迟早会有最后一战，本来胜负没有悬念。只不过历史选择了一个女性与其决斗，从而赋予历史更加丰富的含义，毕竟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
长孙无忌终于丧身于与皇权的斗争中，自此，中国历史上再无力量可以挑战皇权。凌烟阁功臣会思索，辅佐明君、开创一代盛世、培育强势皇权，自己最终却被灭族。
有错误吗？
他们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或许永远不会有人回答。
因为，没有答案。
第44节：宰相是怎样炼成的(1)
宰相是怎样炼成的
李世民之外，唐朝还有一位皇帝在当代电视剧中出镜率很高，李隆基，也就是唐明皇。原因之一，他有一个妃子叫杨玉环，中国历史四大美女之一，“回眸一笑百媚生”说的就是她。
这里谈李隆基，不是因为杨玉环。
大唐官钱奇缺，民间铸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私铸者最初是士族，以后就是皇族和地方权贵。最终，皇族和地方官员手中的财富太多了。据记载，李隆基在位期间，后族家庭收入甚至已超过了太府寺。
这是李隆基绝对无法忍受的，就算都是皇族，也有亲疏远近。过于有钱会有很多想法，比如，造反……
717年、718年，李隆基两次下诏，私铸当死。负责这件事的人，是当时的宰相宋璟。有人说，爱一个人不需要理由，在政治上什么都需要理由，比如选择宋璟。
管理学认为，即使职位很低，权力却不一定小，比如领导秘书、子女，比如唐朝宦官。这些人靠近皇帝，虽然在皇帝面前必须毕恭毕敬，但举手投足间也可以传递某种信息，即使不说坏话，也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皇帝。李隆基之前，没有一个太子顺利即位，宦官和皇子公主的影响不可小觑。
李隆基当然想改变这一切，即使没有士族掣肘，皇权仍然需要绝对权力。然而，毕竟这些人也属于皇族，靠他们整治自己似乎不太可能，都是自己的骨肉至亲，没什么恶行（造反）就办了，也说不过去。靠中下级官僚好像也很难，毕竟敢跟皇子皇孙对着干的人是少数。
李隆基之前，朝廷有很多宰相，尚书省左右朴射、中书令、门下侍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总之，宰相很多，最多的时候有16位。
李隆基改变了这一切，创立了相权，以此对抗皇族中的反对势力。
开元年间，李隆基废尚书省左右朴射，仅留门下侍中、中书令，这两个职务也不允许同时在职，实际上仅有一名宰相。
相权集中于一人，才有可能对抗强大的皇族，对抗接近皇帝的宦官，此时宰相才真的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过，相权仍旧不能与皇权抗衡，因为相权出自皇权，不过是皇权延伸，不具备挑战皇权的终极实力。
第一个宰相是宋璟，很快他接到了一项任务，收缴私钱。
宋璟在李隆基支持下在淮南一带收缴私钱，这是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对手，更是错误的方式。宋璟想消灭私钱，手段有点狠（捕责甚峻），不但要没收私钱，还追求从肉体上消灭。
第45节：宰相是怎样炼成的(2)
这就过分了。
弄到砍头的份上，不至于，在收缴私钱的过程中宋璟得罪了很多人，更重要的是，私钱不可能禁绝掉，朝廷铸钱不足，再不让私铸，那才会真的很麻烦。
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争，李隆基不可能得罪所有权贵，那些人是他政令的传达者，市场也不可能真的没有货币。当“以此招怨益多”、当“市井不通”，李隆基本人也开始嘲讽宋璟。
接受缴私钱命令当年，宋璟罢相。
盛世货币辩论赛
粮多钱少，就会落价，如果没有私铸的话。
李隆基统治中期，这个问题严重了。并非私铸搞得物价飞涨，而是私铸也满足不了流通需要，长安粮价已经降到一石粮食15钱。很多人认为，应该放开私铸，当然也有人反对。
中国历史上第二次货币理论争霸赛开始了。正方选手：张九龄，职务：宰相（下平章事）；反方选手：刘秩，职务：国子监祭酒。辩论会主席：李隆基，职务：皇帝。
辩论题目：货币可以私铸吗
李隆基：现在由正方辩友陈词。
张九龄：首先，我方认为应该放开民间私铸货币。原因如下，第一，货币经济总体上优于实物交换，目前国家经济面临通货紧缩，因为国家铸币太少。第二，铸币给国家不能带来任何收益，还经常赔本。第三，通货紧缩的结果是谷贱伤农，有损国本。详细情况，请见拙作《泉货论》。
李隆基：现在由反方辩友陈词。
刘秩：对方辩友提出铸币不能给国家带来任何收益，但我方认为铸币权必须归于国家，这不是挣钱赔钱的问题，这是皇帝的权威（人主之权），放弃货币铸造权，就等于让皇帝放弃驾驭民众。对于民间私铸问题，我方辩友认为，要禁止，但尺度不能太严。
辩论结果：张九龄胜，民间可铸钱。
这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有意义的一次货币理论年会，张九龄从朝廷收入出发立论，在官铸未减重前提下放开民间私铸。中国古代货币此时回到自然演进轨道，树立了官方货币信用标准，这在中外货币史上是第一次。
安史之乱是唐朝的一个悲剧，唐朝自此由盛转衰。
安史之乱后，唐朝人丁减少，按人丁收税，财政收入锐减。不过，皇帝还是很聪明的，很快就找到了新财路。
人丁少了，按财产纳税皇帝也不反对。
这被称为唐朝“两税法”：所有人都在居住地纳税，每年两次，纳税数量按财产划分，朝廷不再收实物税，两税以钱缴纳。
李渊曾自认是老子的子孙，因此唐初道教地位很高。武则天登基后打击皇族，道教当然是打击对象，于是她下令焚毁《老子化胡经》，在武则天时代佛教开始兴盛。（《老子化胡经》是典型的阿Q思维，大意是说如来佛祖其实就是老子）
先秦儒学提出“未能侍人，焉能侍鬼”，所以我们的历史从来就看淡宗教，以至于培根指责中国人是没有宗教的民族。到了皇权独大的时代，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都只是封建统治者的一种工具，以此来支持皇帝权力，唐朝僧尼、道士都需要户部发给度牒，也就是宗教工作证。
皇帝才是真正的教主，可以决定你是否是信徒。
崇佛还是崇道，要看教主的心思。
宗教并不总是符合教主心思，比如寺庙僧徒可以不纳丁税，也可以不纳财产税，长此以往是不行的，事情在禅宗这里得到了解决。
第46节：宰相是怎样炼成的(3)
禅宗六祖慧曾写下了一首偈帖，并由此创立了禅宗的南宗：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使落尘埃。”
这首偈帖的真实含义就是：佛是不存在的，我就是佛，只要静下心来，大家都是佛祖。
佛法都不见了，“一切诸法皆由心造，诸缘顿熄。”既然如此，皇帝当然可以是佛；既然如此，信徒还是照常纳税。
在文明传承上，禅宗在中国流行并非偶然，而是唐代儒学的映射。唐朝儒生可以不拘泥于《正义》自由讲经，安史之乱后啖助著《春秋统例》，韩愈著《论语笔解》，儒学大师连《春秋》、《论语》都可以按自己的意图解释，更别说《五经正义》了。
佛家宣扬灭情灭性，人世间的情欲影响见性成佛，韩愈却认为恰恰相反，只有在人情伦理中才能体现儒家修养。禅宗虽然是佛教的一个分支，却能达到韩愈的要求，因此，在中国流行也就不奇怪了。
不过，如果神真的要泯灭人性，即使真的有神，又有何意义？
唐朝的信用形式
唐朝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出现了很多信用形式，多数出现在中晚期，最为著名的，就是飞钱。
唐朝显然缺铜钱，很多地方开始不准铜钱出境。这就难为了商人，由此，中国人开始使用货币汇兑——飞钱，也称“变换”。
京城的人如果手持大量货币，首先未必能出城，即使能出城，带着一车铜钱也没准碰上强盗。无论这些钱来自贪污还是经商，自己的钱变成别人的钱，总是很痛苦的事。当时，地方各道都在长安设有进奏院（驻京办），通过进奏院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商人把钱交到进奏院，然后领取一张凭证，另外一张凭证会随着公文送回本道，商人回原籍后依凭证取钱；进奏院拿到钱后可以直接缴纳本道赋税。飞钱属于汇兑业务，不是纸币。这种汇兑，好像钱在两地飞来飞去，因此取名“飞钱”。
后来，朝廷看中了“飞钱”收益，既然进奏院可以做，朝廷也可以，而且还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
想法是好的，做法是差的。
官府把这个生意交给户部、度支、盐铁三司办理，汇费收到百分之十（千钱百文）因此无人问津。在李隆基过问下，朝廷终于将飞钱改为公益事业，免费。只是到了唐末，地方官府收到三司开出的飞钱，经常留难拖延不付（以此疑惑商人，乃致当司用度不充），飞钱逐渐失去了信用，也就衰亡了。
飞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汇兑业务，而汇兑靠的是信用。
对那个时代的居民来说，朝廷在一定条件下还是可以信赖的，倒不是朝廷一定比商人讲信用，朝廷府库的钱总比商人多，而且朝廷也不可能无缘无故消失，即使灭亡过程也很漫长，至少比某个商户败亡时间要长。
第一代汇兑飞钱，因朝廷信用起，又因朝廷信用终。
唐朝商业发展促生了第一代存款机构：柜坊。唐朝以前，人们也需要走州过县做生意，必然带着现钱，通常这些现钱锁在客栈房间或者寄存于亲友家。
在客栈中或者亲友家，总有丢钱的时候。
柜坊解决了这个问题，柜坊专门接受存款，是为了商人存款方便，在史籍里发现的最高存款纪录是十万贯。最初，可能是柜坊向商人提供柜子，商人自备锁头，逐渐发展到商人把钱直接放在柜坊，柜坊出具书贴，取款也不用本人到场，凭书贴即可。当时的书贴还比较原始，没有固定格式，全凭柜台伙计记忆辨认真伪。发展到后来，柜坊开始向外贷款，大体方式应该是质押贷款。
第47节：宰相是怎样炼成的(4)
唐末，柜坊多了一个责任，就是举报买官、纳银。买官的钱基本也都存于柜坊，知情不报，流涉边远。
更多关于柜坊的记录留存于小说中，这些故事不一定真实，甚至荒诞，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真实世界。
有个穷书生，虽然是书生，品德却不怎么样，因为他的兼职是偷窃。一次，书生跑到府库偷钱，遇到一位金甲神人看守金库。神人很尽责，告诉书生，钱属于尉迟敬德（凌烟阁功臣之一，现在的门神），取钱必须有尉迟敬德的手贴。尉迟敬德当时混得不怎么样，还是个铁匠。书生就忽悠铁匠，尉迟敬德倒也爽快，反正不是我的钱，就给书生写了一个500贯的帖子。李世民称帝后，赐给尉迟一个钱库，尉迟发现其中少了500贯，却多了当时自己的帖子。
公廨钱，始于隋朝，即官营高利贷。
表面上，高利贷官营、私营似乎没什么分别。
实际上，区别很大。
公廨钱绝对是一个坏的先例，从隋史、唐史记录看，当时人们就一直在痛骂。
首先，我们假设有人去借私人高利贷，即使债主穷凶极恶，债务人肯定是自己去借的，当然，不排除个别人被忽悠。即使被忽悠，借款人必定也考虑过后果，搞不好会典妻卖子，甚至被卖为奴隶。但是，即使债主欺骗债务人，债务人仍然有思考的权利。
无论如何，自己决定是否借款。
官营高利贷，借款不一定需要理由。
不一定有什么过不去的坎，也许就是因为缴税晚了两天，还不是不想缴，而是那两天没在家。好了，官家直接从公廨钱里替你借了。
现在，官府收债，不收租。
还不上私营高利贷，好歹还可以选择逃走，即使有人追杀，毕竟杀人这个事儿，犯法。
官营高利贷不一样。
没有选择，甚至你不知道，就借了。
如果不还，监狱等着。不是不想还，实在是还不起。公廨钱利率实在是太高了，连私营高利贷都望尘莫及。贞观年间，公廨钱的月利率就是10分，而且，唐朝曾多次颁布律令，民间借贷利息不能超过本金，唯独公廨钱例外。如果借款人死亡，由其子嗣来还，子孙又亡，由其亲族旁支来还，没有亲族保人，乡亲还。
总之，钱是一定要连本带利还的。
经营公廨钱的人叫做“捉钱史官”，李渊、李世民最初设“捉钱史官”，目的是安排富余官吏。但他们没想到，“捉钱史官”不厚道，自己经营高利贷，却用官府渠道来追索，官府也没有办法禁止。而且，公廨钱利息是用来发官吏薪水的，事关自己福利，确实是要当做大事来抓的。
隋唐两代，公廨钱业务停了又开、开了又停，始终也没真正停止。
高利贷的新业务
唐朝有很多关于民间信贷的律令，看了以后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朝廷虽然自己开办高利贷业务，却不准个人、寺院放高利贷；第二，第一条从来没有得到认真执行。
安史之乱之前，唐朝民间高利贷与以前没什么太多的区别，但利息相对比南北朝要低很多。
唐朝中晚期，新业务出现了。
初唐，高利贷客户大多是农民、商人，中晚期出现了一种很特别的客户——官员。这种业务在史籍里有个专有名词，“京债”。所谓京债，就是放款给在京新选官吏，待他们到任后归还。
这实在不是好主意，有钱，谁也不会借高利贷，还钱自然靠贪污。
更离谱的是，很多借款人是节度使，也就是封疆大吏。他们借的钱岂能是小数（皆以倍称之息贷钱于富室，动辄亿万，然后得之），他们又岂能仅是个把恶霸，更何况从当时的借据判断，利息高得实在是离谱，月息在10~20分。
另外，一种比较特殊的客户是地方富户，这种业务没有一定之规，但有一条原则是确定的：
诈骗。
要说也简单，就是骗富户欠下债务，然后以极高的利息搞得人倾家荡产，回报极高，而且还款来源有保证，就是手段不够光明磊落。
《太平广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刘钥匙是一个富户，因为他用钥匙开家里的任何一个箱子都会看到满箱帑藏，于是就被高利贷者惦记了，高利贷者故意借给刘钥匙一笔钱，很多年都假装忘记了。多年后，忽然有一天光临刘钥匙家，并取出借据。很可怜，刘钥匙的家财都归债主了。虽然《太平广记》没有描绘收债时的情景，如果说没使用武力，鬼才信。
世界上有很多骗子，靠钱骗钱的最可恨。
此时，借贷已经不再是信用，而是抢劫。更可耻的不是骗人，骗人最多让一家人跳楼，骗国家却会让一个民族失去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努力。这个图景我们将在现代部分见到，只是结局也更为残酷。